一
庆历五年，北宋的朝廷，很不平静。
保守派空前团结，齐声反对新政，仁宗被逼无奈，只得将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全部赶出京城。
解决了三个宰辅之臣，保守派依然没有消停。
他们又把枪口，瞄向了主政河北的欧阳修。
但欧阳修为人正派，做官清廉，他们绕了地球一圈，也没有找到任何污点。
就在保守派快要放弃的时候，机会来了。
二
欧阳修的妹妹，嫁给了二婚的张龟正。
不久，丈夫病逝，孤苦无依的欧阳氏，又回到了娘家。
一同带过来的，还有张龟正前妻的女儿，七岁的小张氏。
张氏长大后，欧阳修把她许配给了堂侄欧阳晟[shèng]。
欧阳晟时任虔州司户，期满后回京复命。
在前往开封的路上，他竟然发现，张氏与家仆有染。
一怒之下，他将两人告上了法庭。
在古代，「通奸」可以定罪入刑，《尚书》甚至规定，「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物理阉割，斩草除根。
按照宋朝律法，通奸之人，也是「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二年」。
如果罪名坐实，张氏和仆人，肯定都要进监狱。
大堂之上，张氏又惊又怕。
为了减轻罪行，她竟然「自抬身份」，谎称在出嫁之前，已与舅舅欧阳修，有过肌肤之亲。
他可是龙图阁大学士，就问你们怕不怕！
一言既出，满座皆惊。
三
关于这件事，古书《行营杂录》里，还有另一个版本。
欧阳晟在赴京途中，接受太守宴请，回来后却大吃一惊，妻、妾与行李，还有租乘的小船，全都消失不见。
等到了京城，央请官府出面，才破了这桩离奇的失踪案。
原来是他的小妾，与艄公私通，被张氏当场撞破。
张氏准备家法伺候，反被小妾所诱，两人都成了艄公的姘头。
然后三个人一起，划着小船，直奔京城，只留下欧阳晟，孤身一人，进退不能。
如此离奇的情节，即便都市言情狗血剧，也不敢这么写啊。
气到浑身发绿的欧阳晟，立刻要求开封府，严惩不守妇道之人。
开封府尹杨日严，曾因徇私舞弊，受到过欧阳修的弹劾。
为报一箭之仇，他便在公堂之上，对张氏威逼利诱，让她承认与欧阳修有过私情。
张氏无奈，只得「如实供认」。
四
这两个版本，情节虽有出入，结论却基本一致：欧阳修与外甥女的「绯闻」，不属实。
审理此案的判官孙揆[kuí]，也认为张氏之语不足信，只定了她和家仆的罪行，没有再追问欧阳修的事情。
保守派听说之后，欣喜若狂，觉得大有文章可做，马上成立专案组，由太常博士苏安世领衔，重启对张氏一案的调查。
他们翻箱倒柜，掘地三尺，终于找到了两个「铁证」：
一是张氏的梳妆盒里，发现了以欧阳修的名义，为张氏购买田产的地契。
二是欧阳修多年前写下的一首小词：
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留著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
——《望江南》
在谏官钱勰[xié]、钱逸明等人看来，欧阳修的这首词，就是专为张氏所写，而且轻薄露骨、不堪入目。
特别是最后一句，「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完全可以证明，欧阳修收留张氏，不是出于好心，而是深怀恶意。
五
当初，欧阳修出知河北，曾有人提议，让大太监王昭明同行，协理地方政事。
欧阳修一万个不同意，称内侍监政，史无前例，宁可辞官，也不愿受此奇耻大辱。
朝廷这才作罢。
保守派都以为，王昭明肯定怀恨在心。
这次重审张氏，宰相特意请他监审，想来个借刀杀人。
万万没想到的是，王公公却是个很MAN的人。
看到苏安世起草的罪状，他义正辞严地发出警告：
「我常在皇上左右，他每天都会说起欧阳修。你们这么弄，无非是迎合宰相，万一天子追究起来，你看咱们两个人，砍谁的脑袋比价合适？」
苏世安一身冷汗。
加上现在的张氏，已经推翻之前的供词，苏博士掂量再三，决定还是维持原判，不采信张氏与欧阳修的「通奸」之说。
但为了应付宰相，他又上书朝廷，弹劾欧阳修动用张氏资金，为自己购田置地。
六
很明显，这不是保守派想要的结果。
宰相勃然大怒，指使门下谏官，再次对欧阳修狂轰滥炸，继续向仁宗施压。
最终，欧阳修被降为滁州太守，苏安世和王昭明也被贬为州府监税。
但欧阳修的罪名，朝廷却写得含糊不清：
知出非己族，而鞠于私门；
知女有室归，而纳之群从。
张氏之资，券既弗明，辩无所验。
张氏不是妹妹亲生，你不该收养进门。
张氏有她的族亲，轮不到你把她许配给人。
田产地契，登记不明，无法查证，你家的资产管理，混乱之极。
这算哪门子罪行？
明明无罪之身，却被外放出京，在北宋做官，果然如履薄冰。
欧阳修到任之后，立刻就为自己喊冤正名：
臣生而孤苦，少则贱贫，同母之亲，惟存一妹。
丧厥夫而无托，携孤女而来归。
张氏此时，生才七岁。
臣愧无蓍龟前知之识，不能逆料其长大所为。
在人情难弃于路隅，缘臣妹遂养于私室。
然其既嫁五六年后，相去数千里间，不幸其人自为丑秽。
然臣自蒙睿奖，尝列谏垣，论议多及于权贵，指目不胜于怨怒。若臣身不黜，则攻者不休。
妹妹是我唯一至亲。
夫丧家散，带着孤女前来投奔，于情于理，我不能不问。
以我的名义，帮她们购买田产，无须刻意避嫌。
如今张氏出嫁六年，相隔千里，我又岂能预料，一个七岁的女孩，后来会守身不正？
这么多年担任谏官，得罪了太多人。
我一天不被罢黜，他们就一天不会停止攻击。
欧阳修的冤屈，仁宗自然清楚。
当初降他的职，也是为了缓和党争、稳定局势，不得已而为之。
三年后，仁宗便将他改为扬州太守，不到一年，又召他回京，继续委以重任。
七
熙宁年间，欧阳修已年近花甲，官至宰辅，诗文传天下，门生无数。
但庆历年间的脏水，又换了一个马甲，当头泼下。
妻弟薛良孺，因荐人失察，被谏官弹劾。
他致信欧阳修，希望位高权重的姐夫，能够找人运作，帮他豁免罪责。
耿直的欧阳修，却上书朝廷，建议秉公处理，不要法外开恩。
薛良孺最终被免官，恼羞成怒之后，他竟编出一个天大的谎言，称欧阳修与儿媳吴氏私通，有「帷薄之丑」。
这种花边新闻，向来最受吃瓜群众欢迎。
加上爆料之人，又是欧阳修的至亲，大家都觉得，此事相当可信。
于是，一夜之间，欧阳修与儿媳的丑闻，传遍京城。
政敌迅速抓住这个把柄，弹劾欧阳修「不重私德」「帷薄不修」。
由于「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朝堂上下，除了吴氏的父亲，上书为女儿辩解，没有一个官员，敢为欧阳修直言。
欧阳修百口莫辩，只得连上多道奏折，请求朝廷彻查，早日还他清白：
伏缘之奇所诬臣者，乃是非人所为之大恶，人神共怒必杀无赦之罪，传闻中外，骇听四方。
若实有之，则必明著事迹，暴扬其恶，显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虚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示天下之疑。
若托以暧昧出于风闻，臣虽前有鼎镬，后有斧钺，必不能中止也。
轻薄于晚辈，是人神共怒、必杀无赦的「大恶」。
确有此事，必当万死。
若属诬陷，则应查清。
如果任由暧昧风闻，四处窜行。
即便前有刀山，后有火海，我也要奋力阻止。
字里行间，仿佛能够看见，愤怒的欧阳修，气得浑身发抖。
八
好在神宗皇帝，历来敬重欧阳修。
事情发生后，他已写下多篇手诏，安抚欧阳修：
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亲批出，诘问因依从来，要卿知。
朕已多次批示，追问传闻出处，有一丝眉目，必当告知于卿。
春暖久不相见，安否？数日来以言者污卿以大恶。
朕晓夕在怀，未尝舒释。故累次批出，再三诘问其从来事状，迄无以报。
爱卿的事，朕一直在关注，再三要求弹劾之人，提供确凿之证，至今都无回音。
显然，这又是一则谣言。
不久，神宗便「出榜朝堂」，告知文武百官，欧阳修的事情，纯属「虚妄」。
然后，又召老欧进宫，彻夜长谈，希望他放下包袱，「视事如初，毋恤前言」。
但此时的欧阳修，已经心生倦意。
尔虞我诈的官场，党争不息的朝廷，不值得。
他递上多封辞呈，却始终没有得到恩准。
直到王安石执政，欧阳修不支持变法，朝廷才同意他离开京城。
到蔡州当了一年太守之后，公元1071年，欧阳修正式退休，又一年，病逝于颍州，享年六十六岁。
九
欧阳修曾说：「少时有僧相我，耳白于面，名满天下，唇不著齿，无事得谤」。
此话是不是僧人所说，已经无从考证。
但欧阳修「名满天下，无事得谤」，却是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会这样？
许多人都认为，是年轻的欧阳修，写过太多艳词，落人口实。
清代的徐士銮[luán]也称，如果老欧平生不作艳语，那些宵小之徒，根本无法下手。
他甚至由此感叹，「是以君子当自慎也」。
这就有点冤枉老欧了。
北宋宴饮成风，文人士大夫，在推杯换盏之余，为歌姬舞女填词助兴，是很常见的事，不能苛求他一人免俗。
更何况，那些「强整罗裙，偷回波眼」「半掩娇羞，语声低颤」般的艳词，是否出自老欧之手，仍是未知数。
南宋的两个文学家，曾糙和王灼都认为，「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祠」「欧阳永叔所集歌词，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间他人数章，群小因指为永叔起暧昧之谤」。
也就是说，有人先写好艳词，署上欧阳修的名字，为他立起「风流好色」的人设，再炮制与人偷情的故事，以此作为弹劾的证据。
如此缜密的攻击链，自然非政敌不能为之。
北宋党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晚唐，范仲淹、司马光、苏轼、秦观，甚至女词人李清照，都曾经是党争的牺牲品。
身处风口浪尖，欧阳修又岂能幸免？
加之他性格耿直，多次担任谏职，言辞激烈，论事切直，得罪的人，自然不在少数。
如此，「无事得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十
甚至，欧阳修与外甥女之间，那段根本不存在的「绯闻」，能够流传千年，也和他爱憎分明、刚强直爽的性格有关。
至和年间，他曾奉诏主编《新五代史》。
大半生都在排斥佛教的欧阳修，对虔诚礼佛、广修庙宇的吴越王钱镠[liú]，并无好感。
再加上张氏一案中，钱勰、钱逸明等人所为，确实略显阴毒。
欧阳修便在史书中，对吴越王室，做出了有失公允、甚至极为偏激的评价，称其骄奢淫逸、强征暴敛，「非有德泽施其一方」「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
这自然得罪了钱氏一族。
于是，钱氏后人便在《钱氏私志》中，记下欧阳修的「乱甥」之事。
这也是最早刊载此事的古书，后来的各种版本，全都衍生于此。
（有文章说，欧阳修撰写《五代史》在前，钱勰、钱逸明中伤在后，这明显不符合时间逻辑）。
到了近代，钱钟书老先生主编《宋诗选注》时，曾选入欧阳修《啼鸟》一诗：
我遭谗口身落此，每闻巧舌宜可憎。
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盏常恨无娉婷。
并在诗旁，作了如下注解：
《居士集》目录以此诗编在庆历六年。庆历五年欧阳修因甥女张氏暖昧之事，被人诬告，他出知滁州。“谗口”就指捕风捉影攻击他的政敌。
对此，有人做出了过度联想。
认为钱钟书重提「暧昧」之事，是作为钱氏后裔，有意为之。
客观而言，钱老先生此举，确实又宣扬了一把欧阳修的「绯闻」。
但他已经注明，这是「诬告」，属于「捕风捉影」。
作为一个学者，他表现出了应有的公正。
倒是那些质疑钱老先生用意的人，是不是又想添油加醋，继续为谣言带节奏？
这和北宋庆历、熙宁年间，欧阳修「绯闻」缠身的时候，那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有什么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