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以后，全球多数国家,对守秩序的偏好大增，使其几乎成为一种普世价值。
但是，守秩序,是否必然有持续的正面效益，值得商榷。毕竟守秩序,也有不小的“成本”。
日本迟迟无法摆脱“失落的二十年”即与此有关，甚至有学者批评，正是日本民众反射性的服从命令，“制造”出福岛核灾。
图片说明:日本311东北大地震、福岛核灾受灾区，浪江町一景，小学走廊学生的物品，甚至来不及带走
众所周知，守秩序的文化,让日本拥有干净的生活环境、井然有序的社会步调、勤劳有礼的人民，以及宝贵的工匠精神。这是外国旅客喜爱日本的主因之一，也是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重创交通、电力正常运作之际，在人口超过1300万的东京，竟可见到民众不显混乱，安静依循相关疏导的关键。
相对的，日本也投入大量心力,建置许多组织与规范，以维系社会秩序的工整。例如日本有40多项垃圾分类规定，民众手帕丢弃前没洗干净，将收到严厉警告。同样情形，也发生在以严谨著称的德国。
这种守秩序文化，充分体现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社会行动观（social action），也就是即社会制度塑造人们的观念、信仰和价值，并控制人们的行动。
问题是日本守秩序文化，过于根深蒂固，让韦伯所强调的许多个体合作、竞争和冲突，将具有修正社会制度之效果，难以显现。甚至因经济长期低迷，而惧怕混乱与改变，反而强化了社会对秩序的执着，不仅扼杀了创造力、表达异见与改变的勇气，让社会越来越僵化，也助长利益团体，持续垄断社会资源。
受日本政府委托，调查福岛核灾的东京大学教授黑川清便痛批，日本民众反射性的服从命令，不敢质疑权威、墨守成规、集团主义及岛国心态，“制造”出福岛核灾。
图片说明:日本311东北大地震、福岛核灾受灾区，浪江町一景
麻烦的是，日本还有“唯自家秩序才是宝”的迷思。这种迷思，曾带领日本，打造出电子业的辉煌，却又在通讯科技快速发展下，孤立隔离于全球，使索尼（Sony）、夏普（Sharp）等大型企业，错过商机，落得出售事业体与股权的困境。
守秩序必要吗？当然！
但是，要先弄清，究竟遵从了何种准则下的秩序、代价有多大。诚如《乱好》（A Perfect Mess）两位作者，亚伯拉罕森（Eric Abrahamson）与福瑞曼（David Freedman）所言，“适度”混乱的人、制度和系统，比高度有序的，更有效率、弹性与创意的情况，也不少见。
美国作家凯文凯利的著名著作《失控》，就描写了这个奇妙的过程，在现代社会里面，智慧不再被集中组织，而是更像蜂巢中的一个个蜂窝，在不断的失控、混乱的过程中，却产生了美妙的结果。
凯利将《失控》这个观点，应用于官僚组织和超越人脑的智能计算机，认为适当的失控，对于社会，对于官僚组织，对于企业的创新活动，就可能是一件好事。
几年前，腾讯眼看就要衰落了，QQ产品已经落伍，通过微信的横空出世，拯救了整个腾讯。马化腾事后总结道，企业内部要保留一个创新的土壤和空间，不能事实按部就班，否则就是官僚主义横行，条条框框约束。马化腾称之为：企业内部“创业生态系统”，其实跟过去的企业管理讲究秩序，已经重大突破了。
因此，人们应开放地看待，生活和制度各层面的混乱，并思考哪些混乱，是可被接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