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林夏淅
编辑 ✎ 邢昀
病毒袭来，全国驰援一线的医务人员达到3万余人，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公立医院。对于民营医院“临阵脱逃”的质疑声倍增。
表象之下，其实隐藏着民营医院长期以来相对弱势的地位，以及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困境。
从陆续披露的年报来看，民营医院过去一年的关键词是“商誉减值”和“大幅亏损”。
2020年初又碰上了疫情黑天鹅，民营医院在信任危机之外，生存危机凸显，多重压力下，新一轮的行业洗牌已然拉开序幕。
01
临阵脱逃？
疫情让民营医院迎来新一轮危机。
以“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为首的公立医院成为抗疫主力军，赞誉之下，国内医疗机构占比达6成的民营医院显得作为有限，甚至受到“临阵脱逃”的质疑，信任危机来袭。
上世纪80年代，民营医院开始萌芽。到2009年启动新医改后，政策放宽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准入，“多元办医”带来了民营医院的腾飞。2015年，国内民营医院达到14518家，首次在数量上超越公立医院。
虽然数据显示全国共有600多家民营医院参与到抗疫一线，但更多还是公立医院的配角。
而疫情初期和睦家关停发热门诊，在作为新冠肺炎指定医院的武汉协和仅收到3000个口罩时，民营医院武汉仁爱医院却从红十字会获得了1.8万只口罩，公众情绪被搅动，民营医院的信任危机也在疫情中进一步发酵。
这背后也折射出民营医院发展多年的困境，多而不强，服务能力与公立医院相差较远。
在几轮卫生体制改革中，民营营利性医院始终是作为非营利性医院的“补充”而存在，简单来说就只是配角。
截至2018年末，从床位数、医疗人员数、诊疗人次等数据上看，民营医院均大幅落后于公立医院，唯一反超的只有医院数量。
从床位规模上看，大部分民营医院的床位数在100张以内，尚未达到二级医院的床位标准，在拥有500张以上床位数的医院中，民营医院只占到8.98%。
除此之外，由于资金相对有限，民营医院更偏爱专科医院，以此集中力量发展一些在公立医院中相对不受重视的科室。现有的20977家民营医院中，专科医院占比达到29.34%，公立医院中这一占比仅为14.5%。
此外，抗风险能力较弱及追求盈利的特性，导致民营医院通常以“高频、高盈利、低风险、低难度”的标准来选择专科方向。2018年末的数据显示，我国民营专科医院各类别的数量由大到小依次为其他专科医院、妇产科医院、眼科医院、精神病医院和口腔医院。
2015年前后资本疯狂涌入民营医院，大体上可以分为地产商、医药企业、保险公司和莆田系四个派别，前三类资本各有各的算盘，而莆田系更不用说，给民营医院的信誉造成一次重创。
2016年魏则西事件之后，民营医院尤其是专科医院，集体被打上“莆田系”的烙印，这种固有思维至今仍存在于许多人的印象当中。
一家正规民营眼科医院的员工对市界表示，即便他们也在通过一些线上公益咨询活动为社会尽力，但还是或多或少受困于人们对“莆田系”的认知。
另一家经营民营二甲医院14年之久的负责人也告诉市界，魏则西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他们近几年业绩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积月累的信任危机难以在短期内化解，而更加严峻的生存危机，则成为眼下民营医院面临的首要问题。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大量民营专科医院，由于达不到“武装营业”的各类物资标准，只能选择暂停开诊，部分类别的专科医院更是被直接要求停业。
以口腔医院为例，疫情期间，多地卫健委要求全面停诊，因为口腔门诊在诊疗操作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水雾飞沫及气溶胶，容易造成病毒传播。
在全国开设了30多家口腔医院的上市公司通策医疗，2月7日公告暂停诊疗服务，直到3月2日旗下医院才陆续开业，这对于一季度乃至全年的收入都将产生明显的影响。
疫情之下，民营医院遭遇双重危机，一轮洗牌正在路上。
02
惨淡2019
实际上，民营医院的经营困境由来已久，这些从民营医院上市公司2019年的业绩中可窥一二。
市界筛选出12家以民营医院经营及管理收入为主（占总收入80%以上）的A股和港股上市公司，整理数据后发现，其中能够实现盈利且业绩没有大幅度下滑的，只有5家上市公司，且主要分为两类。
其一，包括爱尔眼科、锦欣生殖和通策医疗，属于专注于某个领域的专科医院，经历过数十年的运营经验积累和品牌积淀，以及“表外孵化、盈利后并表”的运作方式，才实现目前相对稳定的盈利状态。
其二，包括弘和仁爱医疗和华润医疗，属于在运营自有盈利性综合医院的同时，以举办权、IOT（建设-运营-移交）及OT（运营-移交）等形式，对其他医院输出管理服务。从数据上看，这两家上市公司的主要利润都来自于对外输出医院管理服务，而非自有医院的诊疗服务。
除此之外，剩下7家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在2019年均出现20%以上的同比下滑，幅度最大的甚至达到804.54%-1013.09%，其中5家出现2.66亿元至25.21亿元不等的亏损。
整理数据可以发现，大额的商誉和长期股权投资减值，以及“处于运营前期”，是这7家上市公司业绩下滑甚至亏损的主要原因。
此外还有医保政策和人工成本上升等因素带来的影响，但最终都指向民营医院盈利难题。
曾经涉足民营医疗行业、现担任某公立医院副院长的陈尘对市界表示，长期来看，除了“莆田系”给民营医院带来的整体负面影响外，品牌认知度和专业技术方面的欠缺，是民营医院市场占有率较低、收入有限的主要原因，而这又与民营医院在人才招聘上的困境密不可分。
由于缺乏稳定性，在医疗事故中可能要自担部分风险，在学术团体和行业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尴尬处境，以及政府对公立医院特有的人才补贴，许多年轻医生并不愿意去民营医院工作。
当然，用更高的薪资聘请医生成为弥补这些缺憾的方式，这也导致民营医院需要承担更大的人力成本。
某民营综合性医院的财务总监孙莹告诉市界，她所在的医院每个月盈亏平衡点约为200万元，其中人员薪资的支出就达到100万，压力相当大。
而甘肃一家民营二甲医院的负责人则向市界指出，相同资历的条件下，他们给医生开出的薪资水平起码是公立医院的2倍以上。
除此之外，公立医院能够通过政府划拨获得公益性医疗卫生用地，民营医院往往只能通过租赁获得经营场地，而医院的选址和面积通常意味着相对高昂的租金。
孙莹还表示，医院在筹备期投入的3000万元中，有2000万元用于购买各类专业设备，但由于技术更新较快，这些设备只能使用5-6年，每年光是设备折旧就高达300多万元，对利润影响也比较大。
从上市公司爱尔眼科和通策医疗2018年的数据来看，人力成本和医用材料是占比最大的成本，其次就是合计占比约15%左右的房租摊销和设备折旧。
在有限的收入和高昂的成本两者裹挟之下，民营医院在真正实现盈利以前，可能要经历长达数年的亏损期。陈尘副院长透露，即使是被视为 “鲶鱼”的厦门长庚医院，在成立10年后也仍处于亏损状态。
以短期盈利为目标而入局的资本，在现实面前或是纷纷掉头，或计提大额的商誉减值。
2018年以来，曾高调布局医疗服务业的人福医药已经宣布退出这一领域，而华润三九、景峰医药和益佰制药等医药企业也陆续出售了旗下医院，揣着几千万至几亿元不等投资收益，匆匆离场。
03
加速洗牌
在疫情影响下，孙莹所在的医院今年2月份只有不到30万元的收入，比去年刚开业那一个月还要少，但成本却大幅度提高。
一方面，目前市面上2-5元/个的口罩价格，大大提高了他们在这类防疫物资上花费的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大年初二就开始响应政府号召，做到全员上岗，他们需要在原有的工资基础上支付医务人员额外的加班费用，最终整个月的亏损达到200多万元。
这其实是疫情下许多民营医院都面临的问题。
在收入和成本矛盾加剧的疫情期间，民营医院本就脆弱的资金实力受到了更大的考验。
从资金实力较强的上市公司来看，2016年至2018年，A股6家以民营医院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年末账面现金占全年经营性现金流出的比重持续下滑，2018年考虑债务和不考虑债务的情况下，这一比重分别为2.67%和29.59%。
这意味着，如果扣除一年内到期的带息债务，那么民营医院上市公司在持续无创收的情况下，账面资金撑不到半个月，若不考虑债务问题，则能够维持大约3个半月。
目前这12家民营医院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在15.21%至69.52%之间不等，A股六家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率则在7.6%至47.2%之间不等，一旦发生资金短缺问题，上市公司很可能动用信贷额度或采取股权质押的方式筹资。
相比之下，中小规模民营医院的资金实力不仅更弱，能够融资的渠道也更为有限。
孙莹表示，许多民营医院在没有实现盈利时都不会在账面留存过多现金，“一边亏损一边筹资”属于常态，拿她自己来说，担任所在医院财务总监一年以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到处拉投资。
至于银行贷款融资，没有房产和土地的民营医院，只能以医院里价值较高的专业设备作为抵押资产，但专业医疗设备的抵押率只有20%-30%，不仅低于空调这类通用设备30%-40%的比例，更是远低于房产和土地50%-60%的比例，能融到的资金十分有限。
疫情的冲击下，资金实力弱、运营效率差的民营医院正面临大范围的淘汰。
医疗行业自媒体林掌柜前不久公布的数据显示，据其不完全统计，截至3月12日，有意转让的医疗机构共有55家，其中有11家医美、10家口腔、9家眼科和5家中医，标的所在区域从北上广深到南京、成都、重庆、厦门等二三线城市均有覆盖。
而另一自媒体民营院长俱乐部公布的4月份民营医院转让、求购及合作信息表中，则有169条数据，其中不乏有一定规模的一级、二级医院。
在广东经营一家医美医院的林先生也将自己的医院挂在了网上。他回复市界称，这家医院从2007年就开业了，但一直在亏损，十余年间已经历过几次转手，目前他所在的城市有许多这种医美医院处于转让中的状态，但大多无人问津。
相比几年前，此时入局的资本方除了具备更强大的资金实力外，对于医疗行业投资回报期长、回报率低等特点应该有了更理性的认知和考量，行业洗牌虽然残酷，但这是长远、良性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阵痛。
面对未来，以爱尔眼科、通策医疗为代表的专科医院模式，以华润医疗和弘和仁爱医疗为代表的集团管理模式，以及在疫情下凸显重要地位的互联网医疗模式，都是行业发展的新方向。
但同时也要看到，疫情后公立医院的新建与升级，将给民营医院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
对于仍在坚持且尚处于亏损阶段的大量民营综合性医院而言，如何寻求当地政府的支持、提高自身运营效率，以及在行医的公益性和资本的逐利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都是贯穿始终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