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華 | 意志與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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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華 | 意志與痛苦

節選自|[德]叔本華著.叔本華隨筆.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我們要通過人的生存本身,來考量意志內在的、本質的命運,以此來證實:生命本質上即是痛苦。

不論在哪個級別的認識上,意志都是以個體的形式出現的。作為個體的人,在無限的時空中只自覺是有限的,同無限的時間與無際的空間相比,自身近乎一個消逝的數量,投身於時空的無限。既然時間與空間無際限,那麼個體的人只可能有一個相對的某時某地,個體所處的地點與時間也只是無窮無盡中的極為有限的部分。真正個體的生存,只是現時當下。現在會無可避免地逃入過去,即不斷過渡至死亡,慢性的死。個體以往的生命,排除對現時存在的某些後果,除開銘刻的過去與這一個體意志相關的證據不論,既已是完結、死去、化為烏有的了,如此,個體在合理的情況下就必會將過去漸漸淡忘,無論那內容是快樂抑或痛苦。

我們已經於無知無識的自然界中發現其內在本質就是不斷地、無目的無休止地追求掙扎,特別在我們觀察動物與人時,這一點就更為明顯地顯露在我們眼前。人的全部本質即是慾望與掙扎,可同無法抑制的口渴相比擬。然而,需要是一切欲求的基礎,缺陷就意味著痛苦,因而人原本就是痛苦的,人的本質就脫不出痛苦的手心。倘若不是這樣,人會因為容易獲得滿足,而隨即消除了他的慾望,欲求的對象也就沒有了。如此一來,可怕的空虛與無聊就會乘虛而入,即會令人感到自身的存在與生存本身就是不可承受的負擔。所以,人生的過程如同鐘擺一般,在痛苦與無聊間來回地擺動;事實上,兩者即是人生的最後兩種成分。

構成意志現象本質的,即是那不斷地追求與掙扎,在客體化的較高級別上,它之所以仍能佔據首要的和最為普遍的基地,是因為在這些級別上,意志顯身為一個生命體,且遵循著供養這一生命體的原則;而使這一原則發生作用的,正在於這一生命體即是客體化了的生命意志本身。根據這一點,作為意志最完善的客體化——人也就成為了生物中需求最多的生物了。人——完完全全是具體的欲求與需要,是各種需求的凝聚體。帶著這些需求活在這個世上,人完全只能靠自己,一切都未有定數,唯獨自己的需要才是最真實的。在這樣直接而沉重的需求下,整個人生通常都在為維護那生存而憂慮著。這個世界於他,毫無安全感可言。有詩為證:

人生如此黑暗,

危險如此之多;

只要一息尚存,

就這樣、這樣度過!

大部分人的一生都在為生存不斷奮鬥著,儘管明知這場鬥爭的結果是失敗。而令他們能夠經得起這場艱苦卓絕的戰鬥的原因雖是貪生,卻更是怕死;然而死畢竟總是站在後臺,且無可避免,隨時可能走到前臺來。生命本身即是到處佈滿暗礁與旋渦的海洋。人千方百計想要避開這些暗礁與旋渦,即便知道自己就算使出“全身解數”成功繞過這些陷阱,也會一步步接近那最終的、無可避免的、不可搶救的海底葬身,而且是直對著這種結果,勇往直前地駛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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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時值得注意的是,首先,人生的痛苦與煩惱很容易激增,以至於死亡竟變成人所企盼的東西,人們自願奔向它;其次,人稍於睏乏和痛苦中獲得喘息,空虛無聊即乘虛而入,以至於人又必然尋求消遣。一切有生命的事物忙忙碌碌地運轉,本來是迫於生存,然而要是他們的生存已經不成問題,他們卻又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所以,推動他們的第二種動力即是擺脫這負擔(即生存)的掙扎,使生存不被感知,即消磨時光、排遣空虛無聊的掙扎。如此我們就看到,差不多所有無憂無慮的人在丟了一切其他的包袱之後,卻以自身為包袱了;現時的情況是,消磨了的每一小時,即曾經為此拼盡全力以使之延長的生命中扣除一分,這反倒要算作收穫了。然而空虛無聊卻也不是能夠輕視的禍害,最終它會在人的臉龐上描畫出最生動的絕望,它將使如人這般並不怎麼互助互愛的生物突然間急切地相互追求,由此它成為人們愛社交的動因了。就像人們對付其他的災害那樣,為避免空虛無聊的侵襲,僅僅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到處都有公共的設備。因為這一災害同飢餓一樣,會驅使人們走向最大限度的肆無忌憚,群眾需要的是“麵包與馬戲”。費城的懺悔院以寂寞和無所事事使得空虛無聊成為一項懲罰的措施;而這種可怕的懲罰已導致囚犯的自殺。睏乏是平民們日常的災難,與此對應的,空虛無聊即是上流社會的日常災難。在平民生活中,星期日即表示著空虛無聊,六個工作日即表示著睏乏。

由此,人生是在欲求與達到欲求間被消磨掉的,願望的本性即痛苦。願望達成很快趨於飽和狀態。目標形同虛設:每當佔有一物,便意味著使一物失去刺激,於是欲求又以新的姿態捲土重來,否則,寂寞空虛便會乘虛而入;然而同這些東西作鬥爭,並不比和睏乏作鬥爭輕鬆多少——只有在欲求和滿足相交替的時間間隔恰到好處,兩者所產生的痛苦又減少至最低時,才會構成幸福的生活過程。這是因為人們通常認為的生活中最美妙、最純粹的愉快的部分(這種愉快能令我們從現實生存中超脫出來,使我們成為對這生存毫不心動的旁觀者),即是毫無目的和欲求的單純的認識,像對美的領略,從藝術上獲得的怡悅,等等。只有少數人能夠享受到(這對天賦有很高的要求)而即便是這少數的人,其享受的過程也是短暫的,並且因自身擁有較高的智力,使得他們所能感受的痛苦較之那些遲鈍的人要多得多;不僅如此,也令他們明顯孤立於同他們有別的人群,那一點兒對美的享受也由此被抵消了。至於絕大多數普通的人們,他們無法享受這種純智力的好處,那種從藝術上獲得的怡悅,他們也無福消受,而是完全處於欲求的支配下。所以,要是想引起他們的興趣,博得他們的青睞就必須以某種方式刺激他們的意志,哪怕只是稍稍地在可能性中觸動一下意志,但決不能排除意志的參與。這是因為,與其說他們在認識中生存,不如說他們在欲求中生存更合適:作用與反作用即是其唯一的生活要素。這一本性總是不經意地流露,從日常現象與生活細節上很容易蒐集到這類材料,比如,每到一處遊覽勝地,他們常留下“××到此一遊”的筆跡。因為既然這些地方對他們不起什麼反應和作用,他們便以此來表達他們對此地的反應和作用。又比如,他們也不滿足於僅僅只是觀看一隻本地所沒有的罕見動物,而是要去刺激它,同它玩耍,撫弄它,這些行為也只是出於作用與反作用的緣故。人類刺激意志奮起的需要,在撲克牌的發明與流傳上表現得淋漓盡致,而這也暴露出人類可悲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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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封鎖著自己,以免使自身接觸到這一苦藥般的認識:生命本質上即是痛苦。痛苦並非是從外部湧向我們的,痛苦不竭的源泉正是我們每個人的內心。而我們卻總是為這從不離身的痛苦找其他原因當藉口,如同自由人為自己找偶像,以便有個主人似的。我們樂此不疲地從這一個願望奔向另一個願望,雖然獲得的滿足每次都會給我們許下很多好處,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多半沒過多久就會轉變成令人難堪的錯誤——即便如此,我們仍就在用妲奈伊德穿底的水桶汲水,並且急匆匆地奔向新的希望:

只要我們所追求的,一天未到手,

對我們而言,其價值便超過一切;

然而一旦拿到手,便即刻另有所求。

總有一渴望緊緊牽引著我們,

我們這些渴求生命的人。

所有的滿足、人們所謂的幸福,不管是從其原有意義還是本質上看,都是消極的,沒有半點是積極的。這種幸福並非是因為它自身原本要降福於我們,而必然永遠是個願望的滿足。因為願望(即是缺陷)原是享受的前提條件,一旦達到滿足,願望即完結,因而享受也就結束了。所以,除了從痛苦和窘困中獲得解放外,滿足和獲得幸福更不能是別的什麼了。要想獲得這種解放,首先不僅各種現實的痛苦要顯著,而且安寧的願望要不斷受到各種糾纏、擾亂,甚至還需有令我們感到不堪生存重負的致命的空虛和無聊,想要有所行動卻又如此艱難——所有打算都會面臨無窮的困難和艱辛,每前進一步,便會遇到新的阻礙。然而,即使最終克服了所有阻礙達到了目的,人們所能獲得的,除了從某種痛苦或願望中獲得解放外,也就是重又回到這痛苦或願望未起之前的狀態外,更不會得到別的什麼了——在段首對幸福所下的結論也正是基於此,因而所有的滿足或者幸福又不能是持久的滿足與福澤,而只是暫時從痛苦或缺陷中獲得解放,隨後必然又進入新的痛苦或沉悶,諸如空洞的想望、無聊的狀態;所有這些都可從世界的生活本質中,從藝術中,特別是從詩中獲得例證。如此就會發現,無論是哪一部史詩或戲劇作品,都只是在表達一種為幸福而作的苦苦掙扎、努力和鬥爭,但絕非是在表達一種永恆的完滿的幸福。戲劇的主人公,受著寫作的掌控,歷經千百種磨難與危險而艱難達到目的,一旦目的達成,便迅速放下舞臺的幕布(全劇終)。顯而易見,在達成目的之後,除了指出那一耀眼的目標——主人公曾千方百計要找到幸福的目標,不過是跟主人公開了個玩笑,除了指出其在達成目標後並不比此前的狀態好多少外,就再沒什麼值得演出的了。真正永恆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因而這幸福也不能成為藝術的題材。田園詩的目的固然是為了描述此種幸福,但顯然它也不能夠擔此重任。在詩人手中,田園詩總是不自覺地成了敘事詩——一種毫無意味的史詩:瑣碎的痛苦,瑣碎的歡樂,瑣碎的奮鬥——最普遍的情形就是這樣。

為何無法達到永久的滿足,幸福為何是消極的——考察想要弄明白的這些問題,都已在前面解釋過了:意志即是一種毫無目標、永無止境的掙扎,而人的生命以及任何的現象都是意志的客體化,意志總現象的各個部分都打上了這一永無止境的烙印,從這些部分現象一貫的形式起,從時間與空間的無限起,直至所有現象中最為完善的一類——人的生命與掙扎止,無不都是這樣虛度了。那是一種如同在夢中徘徊著的朦朧的追慕與苦難,是於一連串瑣碎思慮的陪伴下歷經四個年齡階段而到達死亡。這些人就如同是鐘錶樣的機器,只要上好了發條就走,卻不知道為什麼要走。每當有人誕生,就意味著一個“人生的鐘”上好了發條,為的是一段接一段、一拍連一拍地重奏那已響起過無數次、連聽都不願再聽的街頭風琴的調子,即便其中存在著變奏也不足為奇——如此,任何一個個體,任何一張人臉及其一輩子的經歷都不過是短暫的夢——無止境的自然精神的夢,永恆的生命意志的夢;不過是一幅飄忽不定的畫像,任由意志在它那無盡的畫幅上信筆塗畫,畫在空間與時間上,令畫像有個短暫的停留——同無限的時間相比接近於零的片刻,隨即抹掉以便為新的畫像騰出空間來。然而無論是哪一個這樣飄忽的畫像,哪一個這樣膚淺的念頭,不管它如何激烈,如何承受深刻的痛苦,最終都必由整個的生命意志,用害怕已久而終將面臨的死,苦澀的死,來償還。人生很難想通的一方面即在這裡;目睹一具人的屍體會令我們突然變得嚴肅起來,也是出於這個道理。

單個個體的生活,倘若從整體去看,且只關注大體的輪廓,所見只能是悲劇;然而細察個別的情況,又會見到喜劇的因素。這是因為,一日間的蠅營狗苟與辛苦勞作,一刻間的彆扭淘氣,一週間的願望與憂懼,每一時辰的差錯,在常準備戲弄人的偶然性與巧合性的潤色下,都成了喜劇性的鏡頭。然而,那些未曾實現的願望,徒勞的掙扎,為命運狠心踐踏了的希望,一生中所犯的那些錯誤,以及日漸增強的痛苦與最終的死亡,即組成了悲劇的演出。這樣一來,命運就好似在我們一生經受痛苦後又額外加入了嘲笑的成分。我們的生命不可避免地註定會含有所有悲劇的創痛,但同時我們還不能以悲劇人物的尊嚴來自許,而是被迫於生活的各項細節中成為某些猥瑣的喜劇形象。

儘管每個人的一生都充滿著諸多煩惱,使人生總處於不安動盪的狀態中,但卻仍無法彌補生活對填充精神的無力感,消除人生的空虛與膚淺;也無法拒絕無聊——它一心等待去填補憂慮空出的每一段間隙。由此又會出現另一種情況:人的精神除了應付真實世界帶來的憂慮、煩惱以及無謂的忙碌外,還有閒工夫在多種迷信的形態下創造出別個幻想世界。人會根據自身的形象來製造諸如妖魔、神靈和聖者等東西,隨後常常會對這些東西定期或不定期地獻牲、祈禱、修繕寺廟、許願還願、朝拜、迎神、裝飾偶像,諸如此類。這些行為常常同現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甚至還會使現實蒙上陰影。現實所發生的每件事都會被認為是那些鬼神在主導。光是和鬼神打交道就佔去了人生中大部分的時間,且不斷維繫著新的希望,在幻覺的作用下似乎要比同真人交往有趣的多。這即是人們雙重需要的特徵和表現:對救援與幫助的需要;對有事可做與消磨時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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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非常概括地考察了人生最基本的輪廓。在這一範疇內,先驗論使我們深信,從根本上說,人生已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在本質上,人生就是一個形態多樣的痛苦、慣常不幸的狀況。而倘若我們現在多用事後證明的方式來研究具體的情況,想象一些光景並在事例中描述那不可名狀的煩惱、經驗以及歷史所指出的煩惱,而不去考慮人們是往哪一個方面看,出於哪一種念頭進行研究,如此,我們就可以在心目中更清晰地喚起這一信念了。

我們有關不可避免的、源於生命本質的痛苦所作出的論證,根本是冷靜的、哲學的。每一個從青年時的幻想裡清醒過來的人,倘若他注意過自己與別人的經驗——不管是在生活中,在當代和過去的歷史中,還是在偉大詩人的作品中——從多種方面作過觀察,並且沒有受到什麼深刻成見的影響以致麻痺他的判斷力,那麼他很有可能會認識到如下的結論:人世間是一座偶然和錯誤的王國,在這一國度中,事事都由它們支配,無論大事還是小事。

除了它們之外,還有愚昧與惡毒在旁揮舞著皮鞭,任何較美好的事物只有突圍這一條路可走,但何其困難!高貴與明智的事物很難發揮作用或得到人們的關注;然而,思想王國中的謬論與悖理,藝術王國中的庸俗與乏味,行為王國中的惡毒與奸詐,實際上除了僅被短暫的間歇打亂外,一直都掌握著統治權。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任何一種卓越的事物通常只是個例外,且是百萬分之一的概率。

而對於個人的生活,可以說任何一部生活史都是一部痛苦史。從規律上講,人的一生就是一系列不斷髮生的大小事故,即便人們極力隱瞞也無法掩蓋這一事實。人們之所以隱瞞,是因為他們明白,旁人想到這些正是自己現在得以倖免的災難的時候,必然很難產生關切與同情,而幾乎要說是感到滿足了。但或許絕不可能有這樣一種人,倘若他是清醒和坦率的,會於他生命之火燃盡之時還願意重複此生的經歷;若如此,他寧可選擇從沒在這世上存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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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北大公共傳播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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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楊馨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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