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9年一场在曲折中摸索的教改实验，在深圳23万初中生家长中间引起震动。深圳“综评”（全称“综合素质表现评价”）改革从试行打分制到改为达标制，前后大约一年，考核结果与升学相关。这个过程里，家境优渥的“学霸”家长不发声，无暇顾及的“学渣”家长也不发声，在赛道上奔跑和呐喊的始终是中间这群家长。
所谓中间，是指各种意义上的中间——孩子成绩中等，考上名校的把握不是百分百；家长属于中产，生活无忧又不够让孩子“躺赢”。在一分必争的教育问题上，家长们愿意付出一切能做的努力，任何细微动作都能挑动神经。蝴蝶扇一扇翅膀，就能引起一场龙卷风。
高考结束时深圳福田中学考场外，家长们举起手机拍摄孩子走出考场的场面。图源自东方IC，与文章无关
文丨李晓芳
编辑丨陶若谷
人到中年，46岁的黄文祥拥有了一切该拥有的东西。他大学毕业就到深圳打拼，在这里买房、买车，创立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外贸公司，组建起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事业上没有什么紧迫的危机，但也早没了年轻时的宏图壮志，兼之近几年人民币汇率下跌，贸易局面他也无法掌控。唯二担心的，一是年事已高的父母，二是15岁儿子的教育。父母前几年相继去世，生老病死同样无可奈何，还能使点力的只有儿子的学习。
深圳陆续复工，他白天忙着上班，儿子独自在家上网课。没人盯着，学习效率大幅下降，开学日期也杳无音讯，这多少令他有些焦虑。和大部分家长一样，黄文祥对下一代的期许直白又朴素：我的孩子未来就算不比我强，那也绝对不能混得比我差。
四个多月前，他为此刚刚结束一场“战斗”。2019年12月底，深圳市教育局宣布暂缓“综评”填报工作——“综评”，全称综合素质表现评价，是深圳市教育局于2018年10月针对全市初中生开展的一次教育改革，旨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按照“综评”教改方案，2018年入学的初一新生从次年第二学期开始，要参与课外公益志愿者活动、海外研学、国际事务会议等活动，在网络系统中上传照片并填写感想，由老师打分，“综评”分数将“作为学生升学的重要参考”。
黄文祥的儿子正好赶上，成了第一批执行方案的学生。
疯狂的义工
“秒无！” 黄文祥用两个字总结义工报名盛况。每次深圳义工联发放名额，他和妻子都会提前5分钟捧好手机，紧盯报名页面，时间一到马上点进去，但通常看到的是——“活动名额已满”。
这是2019年，深圳初中生“综评”改革的第一个年份。“综评”共分五大项，包括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艺术修养等，每大项又细分出五小项，每项最高4分，25项满分为100分，做义工是其中一项。
“比双11秒杀还难，而且没有任何选择空间，抢到哪个算哪个。” 黄文祥住南山区，常常为了儿子的义工活动跑到20多公里外的罗湖，甚至更远的宝安、龙岗，“做一小时义工，加上来回时间，半天没了。” 儿子的周末补习班也因此缺席了三四次，毕竟补习班还可以再上，义工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抢到。
深圳初中生在做义工。图源自网络
最奔波的一次，儿子连着四天做义工、参观科学展览，其中一天安排了三场：上午观鸟，下午给小区打扫卫生，晚上垃圾分类。回到家，父子俩都累得不想说话。
有网友留言，说曾在笔架山公园看到一支初中生义工队，提着黑色大塑料袋沿路捡拾垃圾，但山上干净得很，哪有垃圾可捡？好不容易出现一只垃圾袋，学生们一个个排着队，捡起来拍张照，再扔掉，换另一个学生重复来一遍。黄文祥说这样的事情绝对有可能发生，摆拍的捡垃圾照片，就是上传到“综评”系统里拿分的凭证。
另一个家长也抱怨，在机场问路，随手拉住一个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是个十三四岁的初中生。他一问三不知，拉了一个成年义工回应她的求助。“你敢相信吗，他就是义工，工作就是找另一个义工来解答你的问题。这样的综合素质教育有什么意义呢？” 这名家长说。
起初，没有人意识到“综评”将带来多大的风波。黄文祥记得，班主任把通知转到班级群时，“就是说了一下怎么填”。有几个家长觉得繁琐，连表格都没填。黄文祥也觉得，“这不就是德智体美劳吗？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啊。”
黄文祥是一个自认幸福感颇高的中年人，他中等身材，脸上能看出发福的痕迹，啤酒肚微微顶起灰色的T恤衫。过去的2019年，烦心事有那么几件。
身体总有些不受控的变化，比如头发又白了一撮，腰围涨了一圈。黄文祥还算心宽，乐呵呵地说，“我就不去看喽。” 年轻时，他喜欢抹上发胶梳个大背头，能熬通宵应对客户的需求，还喜欢跑步登山，现在顾不上了。
公司的订单量也有所下滑，合作多年的法国客户下了单，隔了大半年才打了50%的定金，剩下的一半遥遥无期，“现在整个经济环境就是这样，也不是只有我们受影响。” 好在现金流正常，便听之任之。只有儿子的教育问题，是他真正忧心的大事。
刚上小学，黄文祥就张罗着报奥数。他不太满意小区附近的初中，奥数或许可以帮助儿子摆脱“就近入学”的既定命运，但最后，他还是通过自己的“途径”，提前帮儿子拿到一所重点中学的录取通知书。
原本以为可以轻松一下，中考是两年之后才需要担心的事，但他没能轻松太久。
“综评”方案发布没多久，家长们发现了两条规定：“考试成绩相同的情况下，综评等级高者优先录取”；“省一级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录取时，思想品德方面五个学期综评总分不得少于60分”。
让家长尤为焦虑的是第二条。深圳“八大名校”都属于省一级中学，总分60分意味着“思想品德”考核每学期最少要拿12分，才能报考。“一下子就让你直面初三升学的问题。” 黄文祥说。
论坛上，家长开始逐条分析这个项目的5个观测点——“积极参加爱国主义仪式”和“具有良好公民意识”，基本能拿满8分；但是“担任班团队、社团等学生干部”，4分很可能就没有；“参与弘扬传统文化活动、与国际友好学校（含港澳台）交换学习、或参加国际事务活动”，这项许多家庭也做不到；还能拿分的就是“参加志愿者活动”，也就是做义工。
不需要花钱，只要抢到名额，每学期做满24小时，就有可能拿满4分。就像是一场游戏，总有一群氪不起金，但愿意熬肝的玩家。
深圳约23万初中学生，按每学期24小时的“综评”要求计算，满足所有学生一年的需求要1100万义工时，而深圳义工联全年可提供的义工时仅为70万小时。这是一个供需不对等的市场，但为了孩子未来，鲜有人退缩。
周末的悠闲时光不见了，每到周五，家长就开始分享哪里可以报义工。“做义工已经不是去做义工，而是为了挣义工时，深圳人都喊要挣义工时，挣钱的挣。” 黄文祥说。
中介提供代填“综评”的服务。受访者供图
“拼爹拼妈”
黄文祥的儿子就读于南山区一所老牌公立中学，四周环绕着高档住宅区、别墅和高尔夫球场，不远处就是聚集了中兴、联想、TCL等企业的南山科技园，儿子班上的家长不乏在科技园工作的总监、经理。
“综评”期间，有家长直接安排孩子的班级到供职公司参观，为他们讲解3D打印技术，既可以积累义工时，还顺带完成了另一项考察：“积极参与科普教育、创客活动”。黄文祥为此庆幸，其他家长的职场便利能帮自己省去不少力气。
在这场“综评”运动中，家长的工作、人脉，以及拥有的一切资源，都可以发挥功效。
家住福田老城区的徐显东是个烟酒行业的生意人，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他在山东成长、求学，毕业后到了深圳，一点点搭建起自己的生活圈。他不止一次讲起他的朋友——儿子班上的土豪家长是他朋友，他和这个家里放着两三百万现金的金矿老板一起吃过沙县小吃；某培训学校手握50万原始股的校长是他朋友，某职业高中的校领导也是他朋友，“综评”考核若有需要，他可以随时找朋友搭线。
儿子上初一，他是儿子班里的家委会副主任，熟知每个家庭。同时，他还是两个义工小队的领队，组织的活动定向投放给他的小圈子——朋友的孩子，以及孩子的朋友。此类活动并不每次都出现在官方报名页面上，即便其他家长看到了，也无法报名。常有儿子同学的家长找他帮忙积累义工时。
徐显东还是儿子学校负责对接“综评”的家长代表，过去的2019年，他时常周旋在校方和“综评”考核之间。
教育局公布的方案是试行，执行落实每个学校会根据情况变通。比如“担任学生干部”一项，他就比其他家长更早、更明确地知道儿子学校的折中方案：如果班主任给学生出具表扬信，同样能拿到4分。
凭借和某职业高中校领导的交情，徐显东安排儿子班上的学生，等期末考完试就去那里逛一逛校园，参加阶梯教室的茶艺课，再参加一门讲座。徐显东颇得意自己的安排，不花一分钱就能让孩子边上课边拿“综评”分，而之前还有家长给中介机构交了360元，就为了进深圳大学校园逛一圈，开张证明，混个“研学”的学分。
徐显东笑了一下，补充道， “如果我没有职业学院这层资源，或者不是家长代表，也不知道怎么变通对不对？一般家长他也做不到。”
同样是班里的家委会代表，白玲呈现出的是另一种忙碌。组织“综评”活动时，她经常晚上11、12点还在统计家长刚刚发来的报名信息。后来她才弄清楚，这些家长都是工厂里的普通工人，上班时间必须把手机锁进柜子，深夜下班才取出来。
她今年42岁，大学毕业后到深圳打拼，现在是一家私企的中层。经济实力有限，她和丈夫在龙华区买房安家。龙华区聚集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被当地人称作“关外”。
除了工人，还有一部分家长是个体商贩，不太了解如何操作电脑，“甚至家里没有电脑”。白玲孩子班上总共50人，有20多人直接把需要填写的“综评”系统账号和原始密码发给她，委托她改密码，“就到了这种程度。”
白玲是湖北武汉人，她一度很喜欢深圳提倡的素质教育。和闺蜜交流，她发现老家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课外时间就被培训班瓜分。而她的儿子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学校专门辟了一块菜地，带着学生挖土种菜。白玲觉得，这种教育方式多好啊！
但“综评”让她焦虑起来，“和中考挂钩的，别的家长花钱花精力把分数弄得越来越高，是不是也得跟上？因为有比较啊！” 当剧场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看戏，她很难再稳稳坐着。
班里其他家长没有资源，白玲拉来了一些。但细细梳理举办过的活动，她发现要么是捡垃圾，要么是给反校园暴力的讲座发传单。她羡慕市区更好的中学，“有些家长在医院工作，还有教授、警察，他们有更多渠道提供培训场地，或更丰富的活动。”
白玲叹了口气，“无非又转换成了家长的资源、能力问题。”
深圳家长留言。图源自网络
2019年末，学生家长雪妈给深圳市教育局写了一封公开信，指责“综评”成了一场“拼爹拼妈”的金钱游戏。文章刷屏后，深圳家长在网上掀起一波取消“综评”的呼声。12月11日，深圳市教育局紧急召开了一场座谈会，白玲和徐显东都去了。
一张长方形深色木桌，家长代表和深圳教育局官员坐在前排，后面坐着教育专家、校长和老师代表，座谈会开了三个多小时。
白玲前一天晚上紧急做了张调查表，原先只在自己孩子班上征集意见，结果调查表越传越远，最后收到几千份反馈。她着重提出“关外”家长的困境，囿于经济实力和家庭资源，甚至因为没有电脑，许多家长只能放弃“综评”。
“在场的人很多都听哭了。” 徐显东说，“之前没有接触过，不知道还有一群人那么无能无力。”
他在座谈会上又结识了新的人脉——几个“学霸”家长一直不发声，这些家长悄悄跟他说，不希望取消“综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损失，“家庭条件支持开展各种活动，反而能加大他们的优势。”
“学渣”家长也不发声，甚至很多还没有弄明白，“综评”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也没有任何可失去的。” 徐显东说，一头一尾都去掉了，喊得最凶的就是中间这群家长。
所谓中间，指的是各种意义上的中间——孩子成绩中等，考上名校的把握不是百分百；家长属于中产，生活无忧又不够让孩子“躺赢”。在赛道上奔跑的，都是这一群家长和孩子。
夹在中间
尽管是义工小队长，还有一堆朋友，徐显东也陷入“综评”苦海。他的周末原本是用来见客户、陪孩子玩的，后来全耗在义工活动上。孩子无法“参加国际事务会议”更是让他头疼，“我确实没有海外资源啊”。
儿子成绩一般，属于中等偏下，大概率是考不上了名校了，但徐显东还是在第一学期末，凭借资源帮他积了23.5小时的义工时。
这个数字是他精心策划过的，可进可退。没有积到“满分”24小时，是徐显东对“综评”考核流于形式的不满，这0.5小时代表他的抗议。但他也留了退路，“万一（政策）有变化，剩下的0.5小时我很容易就可以给儿子补上。”
黄文祥儿子的成绩中等偏上。他庆幸给儿子从小报了小提琴班，坚持到现在，“综评”艺术特长一项，可以轻松拿到4分。但有些项目他放弃了，比如海外研学，黄文祥站在一个商人的角度，忍不住盘算：出国一次大几万，还要一年两次，学业紧张，也不可能抽出十天半个月游学；若只是花几万去几天做做形式，又实在划不来。
其他项目他都陪着儿子逐一完成。学期末，黄文祥还要填写“综评”系统里繁杂的表格，全部填完得用上两三天，填到头昏脑涨，就换妻子接着填。早期，系统还时不时崩溃，一崩，两个多小时的努力白费，“砸电脑的心都有了。”
他出生在江苏农村，高中考上省重点，从那里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在香港回归的1997年，他选择了机会与黄金遍地的深圳就业。刚到这里时，他发现所有人都是脚步匆匆，下了公交，啪嗒啪嗒地一下就钻进各个办公楼。他喜欢这种节奏，一待就是23年。
从小他就看到教育对人的分化。父亲没能考上大学留在农村，而考上大学的大伯，每次回乡总带回花花绿绿的零食，来自游历的世界各地。
为“综评”奔忙期间，黄文祥发现了一个之前没留意过的数据 —— 深圳市2019年公办普通高中升学率是45.38% ，2018年是47.37% —— 这让他感觉不可思议，“很多家长都是从不错的大学出来，到深圳打拼，有了不错的事业，但下一代可能连（公办）高中都上不了，这简直滑稽。”
事实上，根据深圳教育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深圳普高升学率含民办高中在内是66%，和其他一线城市差距并不悬殊，北京是85.7%，上海是65%，广州为69%。
黄文祥是一路苦读上来的，在儿子的教育问题上，他习惯性地把教学实力稍弱的民办高中排除在外，更希望儿子考上公立重点高中，再上个重点大学。他觉得家长们应该都有这样的期望，“一切的努力，最后还不是为了将来能有更多的选择权？”
他忍不住会想，要是儿子中考成绩正好卡在45%，与别的孩子同分，就因为自己没能在“综评”里用尽全力，差一分被挤下来了怎么办？
不止黄文祥一个人这么想。能拿到的分，白玲也是一分都不想丢。她加了四五个义工小队微信群，“我这都算少了”。有不少家长加了十几个群，一律置顶，占满整个手机屏幕，就为了抢到的概率能多一分。如果抢不够义工时，白玲准备花钱解决。
一些机构声称自己有门路，付1480元参加他们组织的三天活动，就可以积满24小时。更有甚者称交7500元，就可一次性积满24小时。“我不想让这些中介机构牟利，但抢不到就必须得花钱。” 白玲说。
2019年11月，深圳义工队组织学生为某辩论比赛提供服务。受访者供图
她很喜欢深圳，这座城市最初教会她的是努力工作，“只要努力，就会有很多机遇。” 然而“综评”告诉她另一件事，其他家长能给孩子铺更好的路，这是努力也赶不上的。但比起工人、小商贩，白玲知道自己是更从容的，“还是比他们容易”。
耗费大量时间、精力、金钱还不是最难过的。黄文祥的儿子有次去参加清扫街道的义工活动，回来后问，“爸爸，我看那些街道都很干净啊，为什么还需要我们？”
黄文祥瞬间愣了，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想了想说，“可能是组织活动的人对干净的标准跟我们不一样，你觉得很干净了，但他们希望更干净。”
46年的人生经验告诉他，生活中肯定会遇到很多不合理，避不开又没有能力去改变时，只能去适应。剧场效应下，他被裹挟着造假，但别人都在做，他也没办法不做。有几次黄文祥自己报名，签到时把儿子的义工号写上去，工时最后计算到了儿子名下。类似行为在家长群里已不是秘密。
黄文祥知道，儿子问出那个问题，也是隐隐意识到“综评”已经沦为形式，大人在“协助造假”，但他依然不敢说出真相。他又一次被夹在中间。
2019年12月底，深圳市教育局发文宣布暂缓“综评”填报工作。2020年1月15日，教育局采纳家长提出的19类意见和建议，将原本细化的打分制，改成更为宽松的达标制，“达标”就可以报考省一级中学。取消海外研学、参与国际事务会议等观测点，一学期24小时的义工时也改成8小时。
黄文祥挺满意这个结果，持续了一整年的无形焦虑总算在2020年初解决了。但生活的难题似乎总是没有尽头。一个月后疫情蔓延，学校停课，“综评”也跟着停了，但疫情在海外爆发后他的外贸生意大受影响，近一半客户取消了订单。同行之间不断转发的坏消息令他不安：东莞的外贸公司倒闭了一波，富士康暂停招工。他不知道自家的外贸公司还能否恢复生产，公司还能否撑下去。
无法掌控的感觉又来了。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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