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人认为，媒体的责任就是平衡呈现双方声音，然后让读者去作判断，这是不对的，你把两个相反的、互相抵消的“事实”放在那里，读者怎么判断呢？后真相时代，每个“事实”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哪一个才是事实？所有你认为的魔鬼，在心里都不认为自己是错的，都能为自己找到堂皇的理由，所以需要媒体，在深度调查中去提供真正的事实，挤出“一方说”“另一方说”中的谎言、情绪、利益和泡沫，让真正的事实在那些穿着各种外衣、试图搅乱公众视线的“事实修辞”中浮现出来。
曹林｜文
高管鲍某明涉嫌性侵案曝光后，舆论震怒，媒体呈现的细节令人发指：那种处心积虑的恶，那种没有底线的坏，那种精通法律者钻法律漏洞的精致无耻，女孩的无助，有关方面的敷衍，让人愤怒。不过鲍某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了这些指控，不承认养女关系而描述为恋爱关系，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相关媒体“反转式报道”引发舆论批评，公众认为那篇站在男方叙事角度的颠覆式报道是替施害者“洗地”，未采访女方，缺乏基本平衡，明显偏向的先行结论，违反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
公众批评下，相关媒体已撤稿并道歉。媒体新曝出鲍某提供的几段录音，进一步引发讨论。舆论争议的关键点主要在报道的“平衡”，怎么做叫平衡？这篇文章我想谈谈对平衡的理解，并非针对某家媒体，而是谈谈普遍的误解。一般认为，平衡就是给双方平等的说话机会，不迎合，不站队，不带节奏，尽可能将相关方声音都得到呈现，以便于读者作出明智的判断。——如此抽象简单地表述，似乎没啥争议，但落实到报道实践中，就可能出现认知偏差。似是而非的伪平衡，只会在互相抵消中搅浑水。
一 平衡不是“平均的说话机会”
比如，什么叫给双方平等说话机会，何谓平等？是同样大的版面和同等的长度吗？给了这方10分钟的说话机会，也要给另一方10分钟？这种观点的采访了10个代表，相反观点的也要采访10个专家，才叫平等？比尔•科瓦奇在《新闻业的十大基本原则》中反对这种平衡观，他是这么说的：平衡可能导致歪曲。如果压倒性的科学家相信全球变暖是一个科学事实，或者相信某些治疗方式明显是安全的，但是记者制造的印象却是科学家们分成势均力敌的两派，这对市民和真相来说，就是一种武断。不幸的是，通常新闻平衡都被错误地理解为类似数学上的平等，就好像一则好的报道中，双方的引语数量一定要相等。
我也认为平衡不是这样“僵化的平均”，而要有更多层面的权衡。就拿鲍某案来说，讨论平衡时首先要考虑到，这个鲍某与女孩本就是不平等的。一个心智成熟并精通法律，一个在被侵害时是未成年人；一个人高马大身体壮实，一个弱小；一个是掌握着各种社会资源所谓社会精英，一个自小家庭离异且母亲不在身边。年龄、性别、出身、地位、生理、心理和关系考量下，从常识角度看，女孩天然处于容易被侵犯和伤害的绝对弱势位置。一个缺少家庭关爱的女孩，对鲍某形成心理和生存信赖，跟社会差不多是脱离的，缺乏保护自己的身体和社会资本。而鲍某所处的位置则使他在两者关系中处于绝对的主宰位置，拥有调动各种资源的能力，更善于借助媒体进行表达，熟悉舆论规律，擅长玩法律概念。还有，在关于性侵和强奸这种羞辱议题的公开叙述上，女方天然处于劣势，每一次叙述，尤其是面向公众的叙述，都可能是又一次的羞辱和伤害。
两方天然就不平等，强弱是失衡的，如果在报道时使用一种“僵化的平均”，平均地呈现两方声音，对弱势的一方就是极大的不公，对女孩非常不公平。报道的平衡，不是在“无知之幕”空白处去平等呈现，而要考虑到介入时的初始状况。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鲍某并不缺表达的平台和机会，他想说什么都有渠道可以说，这个不需要“平衡”。媒体要做的不仅是给“另一方发声的机会”，而是就既有种种疑问进行追问；不仅是让两方声音都呈现，更要通过记者的提问让被指控者去举证。如果没有这种问题意识，没有对弱者处境的关怀，那种所谓的“平等呈现双方声音”式平衡就是一种扭曲。本来就是“鸡蛋”与“石头”，还在报道中制造出某种势均力敌的“平等发声”假象，这是不公平的。
何况有些媒体甚至连最基本的“平等呈现双方声音”都没有做到，开头就作出先入为主的判断，对疑点重重的单方叙述未进行质疑，很让人遗憾。
二 平衡不只是“简单记录两方声音”
第二种对平衡常见的理解是：让两方都有表达机会，记者忠实地记录，是非让读者去判断。常见的操作是，发生一场冲突，记者打电话采访，让这方说几句，再让那方说几句，记录下来，就算平衡了。这也是对平衡的误解。如果这样叫平衡的话，那么更善于在媒体上说话，更会讲故事，更精通心理操纵术的人，就能占据优势，轻松操纵媒体。简单堆砌两方声音的所谓平衡，很容易沦为“没有了真相”的事实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受众各取所需，强化着固有的偏见。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有自媒体表达渠道，如果这叫平衡，那每个人在自己的自媒体去说几句，各说各话，舆论不就自动平衡了，为什么还要记者采访报道去平衡？
报道的平衡，不是消极的、无所作为地记录，而要体现记者的思考和劳动。 每一篇经典的深度报道，都包含着记者的这种劳动。这种思考，不是预设立场和作媒体判官，而是通过调查和逼问去让事实自动呈现，就是常说的“让事实说话”。事实和真相，不是被访者“说了什么”就能呈现的，需要媒体以“说了什么”作为线索去调查。
具体来说，在像鲍某案这种有着巨大冲突的案件中，必须对“鲍某说了什么”进行核实和调查，他说的某句话有没有提供证据，他作某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他对对方的指控有没有事实支撑，某段录音或对话真假和具体语境，另一方是怎么反驳的，反驳的证据又是什么。这个过程，才叫平衡。这种平衡报道，要引领公众跳过“谁说了什么”而去看“谁提供的证据更可信”。这样的报道，才为事实的掘进和推进事件进程作出了媒体的贡献。否则，各说各话，只会引发撕裂，将舆论之水搅得更浑。本来还有真相，那种“他说、他又说”式的报道多了，就没有真相了。
平衡不是消极记录，而是积极在交叉调查中去向事实掘进，通过追问逼出真相，让撒谎者自相矛盾，让证据打脸谎言，把关键证据逼出来，让证据自己去说话，一篇好的报道是自身的最佳社论。 浮躁的新闻语境中，某些记者往往热衷于把拿到了“另一方说法”当成反转式的大新闻，而忽略了专业主义的要求。挖掘到能证明某个事实存在的关键证据，那才是大新闻。诸多反转，都是那种仅仅只是“另类单方说法”的伪反转。
媒体的核心产品是“事实”，事实有很多层面，“某方说了什么”虽然也属于事实，但只属于线索性的浅表事实。比如某个案件，张三指控李四性侵，李四受访时说，胡扯，根本没这事儿，这完全是张三在炒作，张三是个带货的网红。——这种“李四说”能构成事实和反转吗？当然不能，媒体如果以此为线索，在调查时拿到了“李四没有性侵，因为他根本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这才算发掘到一个事实。没有调查，就跟着李四说“张三在炒作，张三是带货网红”，这不是什么平衡，只是作了李四的传声筒。如今很多报道，只是记者打个电话让对方说几句，记录下来写成新闻，新闻的“事实”含量是极低的。登在媒体上的“媒体化事实”，需要深刻体现记者的劳动。
报道“说了什么”这样的事实远远不够，更要报道“事实中的事实”，避免被信源所喂养和控制。后真相时代，那些被信源操纵、搅浑水的伪反转太多了。鲍某的声音如果发在自媒体上，人们会认为他是在狡辩，而呈现在公共媒体的报道中就不一样了，等于媒体用自身公信力为一个人背了书，媒体就要承担调查和核实的专业责任，也有义务要求鲍某对关键判断进行举证。比尔•科瓦奇说得好，新闻工作的实质是用核实进行约束，核实中提供准确的事实，体现了新闻这一工种最深层次的劳动。没有出处的引语是糟糕的，而全是引语的报道，同样糟糕，记者不应该躲在“鲍某某说”的后面，而推卸追求接近真相的责任。
三 避免平衡成为让事实虚无的“互相抵消”
也就是说，在新闻报道中，“平衡”不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价值，它必须依附于客观、公正、调查、核实等等，去逼出事实和真相。我并不认为一篇报道必须呈现每一方的声音，客观的报道和平衡的舆论，不是某家媒体某篇媒体可以完成的，它是一个拼图，当舆论一边倒地形成某种判断的时候，媒体通过深度调查挖掘出“另一面的事实”，这种报道就是对舆论的平衡。 虽然它并没有呈现相反的声音，但一个事实或一个证据能成为被接受的证据，它本身已经承受了反作用力的考验。事实被确证的过程，就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
有人认为，媒体的责任就是平衡呈现双方声音，然后让读者去作判断，这是不对的，你把两个相反的、互相抵消的“事实”放在那里，读者怎么判断呢？后真相时代，每个“事实”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哪一个才是事实？所有你认为的魔鬼，在心里都不认为自己是错的，都能为自己找到堂皇的理由，所以需要媒体，在深度调查中去提供真正的事实，挤出“一方说”“另一方说”中的谎言、情绪、利益和泡沫，让真正的事实在那些穿着各种外衣、试图搅乱公众视线的“事实修辞”中浮现出来。
很多普通读者并没有识别和挖掘事实的专业能力，专业记者有责任提供这样的事实。比如对于全球变暖这样的事，支持的科学家说几句，反对的科学家说几句，这样的平衡，结果只是抵消。记者未必懂全球变暖，但可以告诉公众的是，科学家的身份是否独立超然，科学家提供的数据来源是否可靠，科学共同体在这个问题上的起码共识，等等，让这些深层次的信息去“说话”，才会让读者作出明智的判断。同样，鲍某案也是如此，受众只能凭常识常情常理去判断，这时更需要专业的媒体报道去挖掘常识后的事实，超越“单方叙述”而逼近被叙述遮蔽的事实，才能达致正义。
閱讀更多 吐槽青年曹林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