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石濤的《溪南八景圖冊》，是石濤的神品佳作，原為吳雲（號退樓）所藏。此冊是石濤於庚辰（1700）年五十九歲時，據祝允明《溪南八景詩》的詩意，為吳南高繪製的。每圖分錄祝允明原詩於其上。
吳湖帆1935年題石濤《黃硯旅詩意冊》（香港至樂樓藏）稱：“吾家舊藏大滌子《溪南八景冊》，為生平合作，今歸吳興龐虛齋（龐萊臣）矣。二十年中所見大滌子畫，惟此冊足相埒，驚詫眼福並記歲月雲。乙亥三月廿七日。般若先生（黃般若）出示。吳湖帆謹觀。”
圖冊原有畫八幀，據說其中四幀因抗戰佚散，後請張大千補繪四幀（本文貼出的後四幅）。據上海博物館的考據:
此圖冊原計八開，歸海上大藏家虛齋龐萊臣收藏時，於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南潯鎮淪陷後失去四開，現存第四、五、七、八圖。其餘四開系近人張大千於1940年所臨補。
東疇綠繞
何紹基題跋：“畫禪何處印高低，解道無題勝有題。指點東疇與西隴，是町畦處不町畦。歸安吳溯歙西吳，世寶《溪南八景圖》。太息十年兵火復，幾家喬木不荒蕪。同治乙丑（1865）初春，道州何紹基題於吳門抱罍室。”
石濤此幀《東疇綠繞》圖，設色蒼潤古雅，佈局密而不繁，山川綺麗，視野開闊，水潤霧繞，如響晚鐘，如飄漁歌，堪稱畫中神品。（老陳盛讚）
清溪涵月
吳大澄題跋：“從來嗜畫者往往好淡逸而不喜濃重，而有識者又以古厚蒼老為貴，此南田與石濤之別也。好南田者又賞其渾厚，好石濤者或喜其清腴。以為不類其生平面目，斯其生平得意之筆，而脫去窠臼也。此《溪南八景》為延陵世寶，以祝京兆之詩，而重以苦瓜之畫，絕非尋常之苦瓜亂頭粗服而設色濃重者比。所最異者，始為延陵之家寶，而為吾宗退樓丈所得，復歸於延陵萊臣賢侄，屬為跋其後。餘本新安之裔，見此如見祖澤，又不可以不題吾吳畫家。佈局以清淡為貴，用筆以飄忽見長，當以石濤為對症之藥。當時以名畫著名，與南田並重則有墨井道人，亦以蒼渾古厚見重於一時。餘所藏《湖天春曉》軸，見者莫不拍手讚歎，雖許吾以千金不易也。顧與萊臣各寶其所寶也，可敬書數語而歸之。己亥（1899）春二月，書於申江龍門精舍，吳大澄。”
山原春漲
曾熙題跋：“石濤此冊父莭數語，推崇闡發殆無遺義。髯竊謂：自元以來，文人學士以筆墨變化之眇各立家法，可謂至矣。然出此入彼，矩矱井然，因流溯源，瞭然開卷。石濤以古人之筆裁翦山川，復能以曠藐之胸吐舒煙雲。於文見莊子，於詩見太白，於畫見石濤而已。此冊不但石濤畫中不多見，即題識諸賢，又豈易遇。虛齋京卿老同年，其勿輕以示人也。丙寅（1926）小除日，麓髯熙。”
曾熙是張大千的老師，他的題跋或許是在張大千從龐元濟處借臨前後所寫。
西隴藏雲
龐元濟題跋：“此冊餘於三十年前得自兩罍軒吳氏，為石濤平生傑作。丙寅（1926）之冬，張君大千曾借臨一過。前歲中日之役，潯鎮淪陷，所存宅中書畫十去七八。事後檢點此冊，僅存其半，而題跋俱在。適大千自燕返滬，即囑其於臨本中補寫四幀，似與原本不爽毫髮。則八景缺而復全，可謂得叔敖於優孟，面中郎於虎賁矣。因重裝，識其顛末於後。歲在庚辰（1940）七月二十二日，虛齋時年七十有七。”
上博1940年一說是根據此龐元濟題跋，說張大千曾在1926年臨仿過，1940年因散失了一半，又請張大千根據臨本補寫（當時張大千41歲）四幀。1947年張大千題跋（見後文）於此冊頁，沒有說龐原濟因抗戰散失四幀畫的事。估計1937年抗戰導致一半冊頁失軼的說法，只是藏家的說辭，不能當真。不排除龐元濟珍貴其藏，請張大千臨摹全部八幀，後來裝訂時混雜原本和摹本各半。不然，一冊頁8幀失去一半的可能性很難想象。
張大千補：梅溪草堂
張大千此幅《梅溪草堂》，應有臨摹的參照，是根據臨本的再次臨寫。設色應該是學了石濤，但是這裡的色澤暗啞，缺少神采。對比之下就可知石濤的設色技巧的高明之處。高古之妙畫，高明之處更多地是在用彩方面。石濤曾精研張僧繇的畫法，對於南北朝的繪畫用彩頗有研究，這是張大千臨而不得的地方。
張大千補：南山翠屏
張大千的畫相較石濤少了蒼古氣質，多了匠氣與火氣。特別是四張冊頁，對比之下，石濤的簡淡空靈，明麗鮮豔，把平常的水鄉畫得如同仙境。而張大千模仿的，意境不夠，筆墨來湊，上面的中樹林畫成一片死墨，顯得壓抑，這是張大千火候不夠的表現。
張大千補：竹塢鳳鳴
張大千筆墨功力不錯，少年時在其母督教下打下童子功，所以在畫純水墨時也是可圈可點，但是年輕氣盛，畫的畫墨色黑白對比鮮明，火氣太盛，少了蒼潤。對比同為黑白水墨的上第四圖，石濤《西隴藏雲》，高下立判。此幅《竹塢鳳鳴》圖太過寫實，凡俗氣重，距離石濤畫的人間仙境差距較大。
張大千補：祖祠喬木
此幅《祖祠喬木》比《竹塢鳳鳴》要好，左下留白較有意境，但仍有火氣過旺之弊。張大千畫的方物細節太過具體，也沒有畫出所以然，卻影響了整體佈局，畫面顯得逼仄，缺少石濤的空靈悠遠的意境。
張大千題跋道：“秀而密，實而空；幽而不恠，淡而多姿。清湘此境，豈易企及耶！丁亥（1947）閏二月朔，萊翁道丈招遊吳門，日夕出所藏名畫共欣賞，嘆為平生眼福，得未曾有。最後復示此冊，以予所臨裝潢於後。雖萊翁不以瑊玞見斥，而珠玉在側，寧不令人自慚耶？展閱一過，汙透重襦矣。後學張大千爰拜識。”
應該說張大千雖忙於自我炒作，多社交應酬，善結交權貴，但對自己的水平還是有自知之明的。這也是他為什麼在1941年遠赴敦煌臨摹古畫的原因。為習得南北朝的畫法，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剝去牆上宋元的畫，然而終究還是因為名利心過重，沒有掌握古人的精神。1946年傅雷在給黃賓虹的手札中寫道:
大千畫會售款得一億餘，亦上海多金而附庸風雅之輩盲捧。鄙見於大千素不欽佩，觀其所臨敦煌古蹟多以外形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夢見，而竟標價至五百萬元(一幅之價)，彷彿鉅額定價即可抬高藝術品本身價值者，江湖習氣可慨可憎。
參考：吳湖帆特展的石濤冊頁，哪四冊是張大千補繪的？（凌利中 李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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