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汉武帝时期的治国方略，就绕不开八个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由汉武帝时期提出来的说法，似乎昭示着汉代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的方略。但实际上，我们都犯了一个错误，儒家思想不是用来治国的，而是用来让大家遵守的行为准则，是用来约束人们思想的，汉武帝对外尊儒、对内用法，儒表内法才是其治国的实质。
这是儒家思想第一次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尽管西汉建立初年，刘邦曾让陆贾写文章分析国之兴亡得失，但他只是采纳陆贾的建议，但并没有将儒家思想确立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孔孟所提倡的儒家思想，其重要性被汉武帝所重视，这是他建立大一统所需要的。
实际上孔孟一直积极入仕，但孔子也好，孟子也罢，他们的学说都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认可。因此他们才把方向进行了调整，通过有教无类，提升人自身的修养，以达到改变社会的目的。法家是从上而下的建立政治体制，而儒家是从下到上改变人的内在，路径不同目的一致，让自己的学说影响国家，促进国家的变化和社会秩序的建立。法家推行霸道，儒家推行王道，用霸道还是王道，取决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统治的需要，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
秦用霸道，用刑法，用法家来治国。而汉用王道，用儒家来治国，可是汉武帝本人有刻薄寡恩、开疆拓土、重用酷吏，不完全按照儒家的办法做事。汉武帝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开疆拓土，用的是典型“外儒内法”的路子。对外推崇儒家，让大家都注重个人的修为，这样便于国家的统治。对内重用刑法，让这手下这些大臣都为我所用，不能超越自己的职责和界限，这就是汉武帝的治国之策。
汉武帝身边有个叫汲黯的人，他是九卿之一，以著名的说实话，敢说话而著称。他甚至敢于当众批评汉武帝，从来不顾及汉武帝的颜面，当汉武帝在朝堂上公开谈他要招揽天下儒生，推崇儒家治国之道的时候，汲黯就不合时宜的说：“皇帝内心其实有很多欲望，而外表上又想做唐尧虞舜一样的仁德之主，这怎么可能呢？”汉武帝勃然大怒。
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汲郑列传》
但汲黯实际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汉武帝内在的欲望和外表推崇仁德并不矛盾，让大家的尊儒守礼，是为了维护大一统的统治，这样做有利于汉武帝内在欲望的实现和大一统目标的达成。
对于“外儒内法”而言，汉武帝的孙子汉宣帝就继承的很好，他深刻的认识到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本质是“外儒内法”，王道和霸道交杂使用，而不是纯用儒生。因此当汉宣帝发现自己的儿子汉元帝有纯用儒生治国的情况时，就曾感慨道：“恐怕乱天下的就是我这个儿子！”因为他知道纯用腐儒是无法管理好国家的，关于汉元帝喜欢儒生这件事，在班固所著《汉书》中有记载：
壮大，柔仁好儒。——《汉书》
汉武帝选拔人才，绝对不是按照儒家的标准来选择的，我们会发现他身边聚集了各种类型的人才，这些人才大都不是儒者出身，但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成绩从而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且这些人都在向儒家的标准去努力。汉武帝任命公孙弘为相国，那是因为公孙弘善于处理政务，董仲舒尽管比公孙弘更年轻，但在汉武帝看来，他为人过于迂腐，没有执政能力。因此，尊其术而不赋其权，让他去搞学术研究就好了，让他治理国家恐怕要天下大乱了。如何按儒生标准去选拔人才，那么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酷吏了，比如张汤。
武安侯为丞相，征汤为史，荐补侍御史。治陈皇后巫蛊狱，深竟党与，上以为能，迁太史大夫。——《汉书》
张汤的才能体现了处理巫蛊案上，这里的陈皇后就是那个“金屋藏娇”故事里的主角，张汤在处理巫蛊案时，事情办的很好，深挖了一批关联之人，于是汉武帝提升他为太史大夫，这就是依据能力选拔，和张汤是不是儒家没有什么关系。汉武帝在选人用人上是十分灵活的，这和后来汉元帝重用腐儒是完全不同的。
汉武帝推崇儒学，有利于解决西汉初年陆贾和贾谊提出的道德水平滑坡和社会失去秩序的问题。儒家学说本身在教育和道德提升方面也有其积极作用，但是任何事情有其利必有其弊，到了汉宣帝之子汉元帝继位后，推行纯用儒生的国策，导致很多并没有真才实学和治国能力的腐儒进入了朝堂，这不是国家的幸事而是国家的灾难。到了东汉王朝时期，这种错误被继续扩大化，社会上道貌盎然的伪君子越来越多，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为王莽篡汉自立，提供了有利的武器和理论支持。
任何事都没有绝对，都要与时俱进才行。国家治理关键在于顺应时势，秦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时势变化了，但秦制并没有做出快速的调整变化，商鞅制定的秦法是战时法令，六国已灭、天下已定，就要做出调整和变化，所谓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王莽篡汉不是汉武帝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什么不对，而是具体执行过程中的执行人，要有顺应时势的应变能力而已。
一个人的历史，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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