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的爺爺叫劉遠錫，1916年6月出生於江西省于都縣三門灘。爺爺的印象來自於擺在家中廳堂神臺上的一副畫像，他身穿灰色粗布衣褲，腳穿布鞋，腰間別著一把駁殼槍，雖然個子不高，但看起來很壯實威武。聽父親說這是爺爺解放後去南昌學習時拍的照片，出於好奇我開始打聽爺爺的故事，陸陸續續聽本村老人和父親以及奶奶都講了一些，還有伯父的回憶錄《憶父親》中所載。
長大後，我就一直想寫寫爺爺，但因文筆粗陋，恐詞不達意，始終未能如願。前幾日，行於長征出發地紀念園中，心有所感，落筆成文，向長征致敬。
爺爺劉遠錫
劉遠錫出生於1916年6月，于都三門人，自幼喪父。從小嫉惡如仇，愛打抱不平。1932年參加紅軍，參加過第五次反圍剿著名的廣昌戰役，任排長。1934年10月，隨大部隊從於都出髮長徵。湘江戰役時被炮彈彈片擊傷頭部。為了不拖累部隊，和其他一些傷員留在當地堅持游擊戰爭。後回到贛南地區搞地下工作，直到解放。解放後，歷任于都羅江區，利村區區長，銀坑區委書記，于都縣政府委員，多次評為于都縣甲等勞動模範，1955年冬於銀坑區政府病逝。
孤兒
1922年，于都三門灘欄杆塘劉輝榮突發疾病去世，劉輝榮早年喪妻，也沒有兄弟姐妹，從上兩輩到他已經三代單傳。撒手歸西后留下一子，年方六歲，這個孤兒就是我爺爺劉遠錫。
家族裡有一個遠房的族親，按輩分也應該叫他爺爺，名叫劉光洪，他家沒有房子居住，長期租住在離我們家大概一里地的一戶人家中，他膝下無子，只有一養女。曾祖父劉輝榮去世後，家族裡就安排劉光洪夫婦（後面文中我稱之為曾祖父曾祖母）到我們家居住並撫養爺爺。於是重組了一個四口之家，開始新的生活。由於家境貧寒，爺爺從小就當了挑工。或許正是這些經歷造就了後來爺爺那種剛毅堅韌的性格。爺爺沒有讀過什麼書，據父親說他只讀過一個月的夜學，但他能說會道，在當時農村大部分都是文盲的年代，爺爺看起來也像個有文化的人。
參加紅軍
1932年土地革命在我們家鄉已經開展得轟轟烈烈，從小疾惡如仇，愛打抱不平的爺爺懷著翻身鬧革命的滿腔熱情和曾祖父的養女(也就是我的奶奶）一起參加了紅軍。那時的鬥爭非常殘酷，經常受到國民黨的圍剿。
奶奶當了名紅軍宣傳員，在後方動員群眾加入紅軍隊伍和籌措物資。期間于都34萬人口中有68000多人參加了紅軍。
爺爺隨部隊去了前線，那時因為紅軍武器彈藥缺乏，戰士沒有正規訓練，作戰能力也比較差，憑的就是一腔熱血。戰鬥減員非常大，傷亡人員很多，每次打仗都是一個連一個排的倒下。倖存者就是骨幹，就是種子，他們就帶新兵，爺爺很快就當了排長。
1934年4月第五次反圍剿廣昌戰役打響，爺爺在戰役中負傷轉入後方治療。同年10月，石城、寧都、興國、瑞金各前線部隊陸續向于都集結。部隊經過簡單休整後，紅軍中央機關和集結的86000餘紅軍戰士（包括17000名于都兒女）夜渡于都河，爺爺和奶奶也隨著大部隊開始了舉世聞名的兩萬五千里長徵。
長征
奶奶在安遠的一次戰鬥中和隊伍失散，再也無法跟上部隊了，只得往回走。白天不能走，到處是白軍（我們家鄉稱國民黨為白軍），只能晚上走，大路不敢走，只能走偏僻的小路和山路，在沿途群眾的幫助下千辛萬苦回到了家鄉。這時的家鄉籠罩在白色恐怖中，當過紅軍，鬧過革命的人都要接受審查。奶奶也不例外，被人舉報遭受迫害，被嚴刑拷打，十個手指頭全部上夾板夾碎。當地稱這種刑罰為“打地雷公”。好在那個年代宗族觀念很重，有族親幫忙懇請族中頭面紳士作保被釋放。
爺爺隨著部隊衝鋒陷陣，一直打到湖南。湘江戰役時，戰鬥十分殘酷和激烈，看著身邊的人一個個倒下，戰士們都殺紅了眼。據史料記載，這一戰僅于都籍戰士就犧牲了4000餘人。爺爺也未能倖免，再次受了重傷，被炮彈彈片擊中頭部，為了不拖累部隊，只能和其他一些傷員一起留在地方化裝成百姓養傷。當時根本沒有藥物治療，傷口發炎化膿，發高燒。後面在當地游擊隊的幫助下，用中草藥治療保住了一條命，只是頭上留下了一個永久性的紀念，一個比杯口還要大的疤痕，據父親回憶爺爺疤痕下的頭骨一直還是凹陷的,傷好後留在了當地堅持游擊戰爭。
地下工作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西安事變後又一次國共合作了。受組織派遣爺爺回到了家鄉建立地下交通站，做地下革命工作。雖然是國共合作時期，但在國民黨統治下做地下革命工作是很艱難的。國民黨從上到下有個龐大的特務組織，是專門對付革命活動的，沒有堅強的意志，頑強的毅力，堅定的革命信念是做不了地下工作的，甚至為了打入敵人內部，組織上還安排過爺爺加入國民黨，但最終沒有獲得國民黨的批准。地下工作要忍受委屈、冤屈，需要忍辱負重，死而無怨。有口也不能言，就是對家裡人也不能吐露半點實情。
爺爺為了掩護工作，經常要進入一些正經人不會出沒的場所，比如賭場，接觸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這樣做的活動範圍大，也容易接近敵人，打聽消息，不容易引起特務的懷疑。期間爺爺和曾祖父的養女，也就是我奶奶圓房結了婚。
沒有活動經費自己想方設法籌集，這個時期的曾祖父成了我們本地方神廟賴爺公的魂童，俗稱“馬腳”。傳說是有次賴爺公練兵，曾祖父正在地裡幹活，突然被“迷發”，一路跑過去，途中有一口水塘有七八米寬，也一躍而過到達練兵場奪過令旗，招來“雄兵。”從此成了“賴爺公”的魂童。傳說他這個“馬腳”還很很靈驗，就賺了點“馬腳”錢。爺爺經費不夠，就經常回家向曾祖父討要，又不能說明原因。曾祖父認為爺爺是拿去賭博，肯定不願意。又怕爺爺會偷走他的錢，認為爺爺賭徒品質不行靠不住，為此曾祖父把自己辛苦積攢的一點銀元埋在門口梨樹下，自己要用就偷著去拿。結果卻被爺爺發現，偷偷的挖了起來當經費用了。
後來外面又傳出爺爺抓逃兵，賣壯丁。在曾祖父看來，賭博是流氓地痞，二流子才幹的事兒，抓逃兵，賣壯丁則是人渣、惡人。有次爺爺帶了個人回家，別人偷偷告訴曾祖父，說爺爺又抓了個壯丁回來，曾祖父非常生氣，他回到家樓上樓下找了一個遍，最後在旁邊堆放稻草的茅屋中找到了，這是位中年人，穿便裝，正在稻草堆裡睡覺。曾祖父把他叫醒，問他是不是被抓壯丁了，那個人也不回答，只是看著曾祖父，很警惕的樣子。問他家在哪裡？他回答說在山那邊。曾祖父說我給你三塊銀元做路費，你現在就走？那人點點頭，拿了銀元不慌不忙的走了。等爺爺回來，見爺爺拿了一包吃的東西直奔茅屋。曾祖父提著斧頭，擋在茅屋門口，指著爺爺罵道：“你這個傷盡天良的東西，還去抓壯丁呀，今天我要劈了你”。不待我爺爺解釋，說著就氣勢洶洶的直奔爺爺，爺爺只能暫避鋒芒，拔腿就跑。這時鄰居聽到動靜，趕緊過來勸架，此刻的爺爺在曾祖父和周邊人的眼裡已經成了個徹頭徹尾的流氓二流子。解放後才明白，所謂的“壯丁”也是地下聯絡員。
據伯父後來回憶，有一次他也算參加過一次地下工作，只是當時他不知道而已。記得那年他五歲了，日本鬼子打到了贛州，爺爺帶著幾個人突然回到了家。當時只有曾祖母在家帶著伯父，爺爺叫曾祖母去廚房做點東西吃，叫伯父去門口看著，有人來了就進來告訴他們。這時的伯父已經能聽懂一些事了，隱約聽見他們在客廳裡議論著抗日之事。這是我伯父知道的爺爺唯一的一次地下活動，不久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日本鬼子也沒有進入于都。
入獄
抗戰勝利後，國共談判失敗，國民黨徹底撕破臉皮，再次掀起大規模內戰。進入解放戰爭時期後，地下工作形勢更加複雜嚴峻。當地有一個惡霸，臭名昭彰，當了國民黨的地方保安隊長後更加飛揚跋扈，經常迫害百姓和革命志士。對地下工作帶來很大的影響，爺爺決定剷除他。
一天晚上，爺爺身背一對馬刀出發了，去惡霸家一定要經過國民黨的一個哨所，為了避開哨所，爺爺尋思從旁邊一條水溝跨過去，趁著夜色爺爺小心翼翼繞過哨所，來到水溝邊，縱身一躍跳了過去。沒有想到背上雙刀躍起落地時發出碰撞的聲響，不遠處哨所的人聽到聲音馬上發警報，並端著槍往這邊跑來，爺爺趕緊回撤，不想轉身沒幾步又剛好被一個姓王的哨長，帶著幾個特務堵住了去路，原來剛好王哨長帶著幾個特務在巡邏聽到警報就往這邊包抄過來，爺爺被團團包圍。特務們以為升官發財的機會來了，當即把人押解到于都縣城進行嚴刑逼供審訊。爺爺一口咬定自己不是共產黨，是農民，這是紅軍遺留的馬刀，撿到一直放家裡沒什麼用，白天沒有時間，今天晚上拿去鐵匠鋪打農具。不管他們怎樣嚴刑拷打，所得到的都是這幾句話。爺爺被折磨得體無完膚，遍體鱗傷，雖受盡折磨也沒有透露半點他們希望得到的東西。有個國民黨軍官看折磨成這樣也不招供，應該是沒有問題。想想打死也沒有什麼好處，還不如發點財。於是放話出來，籌備多少銀元就可以來贖人。曾祖父得到消息後，趕緊把家裡可賣的東西都賣掉，東湊西借，把爺爺贖了出來。
人回來了，但受傷很嚴重。好久才恢復身體。用爺爺的話說，人雖然受到了摧殘，但革命意志得到了考驗與磨鍊。
黎明前的黑暗
1949年，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地方政府在各地瘋狂的迫害革命人士，在我們的家鄉有了一個叫“救國團”的組織。老百姓稱他們為“嘰咕蟲”，這是一種毒蟲。他們垂死掙扎，亂捕亂抓，嚴刑拷打，短期內就抓了許多人關進大牢。住在大牢周圍的人說，他們白天黑夜經常可以聽到撕心裂肺的叫喊聲。打“地雷公”、灌辣椒水、跪沙子、觸電、皮鞭抽打等無所不用其極，非常恐怖，人間地獄一般。
有一天，有個叫老雲的急匆匆的來到我們家。對爺爺說:“你已經暴露，趕緊走”。說完老雲就走了，爺爺立即動身從後門走了。剛走沒有兩分鐘就來了十幾個人，端著槍進屋就搜。當時只有奶奶帶著我父親在家，由於沒有搜到爺爺，如狼似虎的救國團氣急敗壞抓著我奶奶就走。當時我父親只有三歲，哭著抱著奶奶的腿，一個狗腿子上前一腳把父親踢飛了。奶奶看到來人中有個姓肖的是本村人，他是國民黨鄉公所的所丁。就對他說：“你幫我把小孩帶去給他爺爺可好？”他哭喪的臉說：“我也銬住了”。奶奶這才發現他的手也被手銬銬住了放在身後，後來才知道原來他是地下組織打進鄉公所的地下人員，他被抓後受不了嚴刑拷打供出了爺爺，才帶路來抓人的。幸虧老雲報信，不然爺爺這次在劫難逃。老雲是誰呢？他就是本村新屋組人，在國民黨那裡任保長，為人正直。爺爺平時做了他的工作，使他對形勢看得比較清楚，很多事情都不會跟反動派同流合汙，平時也會暗中幫忙，打聽消息。這次他得到爺爺被叛徒出賣的消息，就立馬出發趕在了抓捕人員之前到了我們家，通知爺爺趕緊逃跑。爺爺逃走了，但奶奶和父親被一起抓進了大牢。
爺爺逃走後到處形勢都不好，暫時只能在山裡東躲西藏。地下組織得到很大的破壞，暫時已不能與上級組織取得聯繫。山上的蚊蟲特別毒，叮一口就一個大包，奇癢劇痛，抓破了還化膿，另外還要防蛇蟲、野獸。有一次，國民黨救國團搜山，差點搜到他，剛好旁邊有個麻風寮，就趕緊躲在裡面。搜山隊路過麻風寮，果然不出所料，他們認為沒有人敢躲在麻風寮裡。另外他們自己也怕接近這種地方，怕被傳染，所以一般不敢接近。麻風在民間是一種非常令人恐懼的病，得了麻風就不能住在村子裡了，要到麻風寮裡。有的農村甚至把麻風病人活活燒死，怕傳染給其他人。對麻風病人的親屬以及接觸過的人都很歧視，不敢與他們交往，親戚都不敢往來，可見民間對麻風是多麼恐懼，就這樣逃過一劫。
後來每次爺爺與人說起這件事，人家總會問他：“當時你怎麼敢躲進麻風寮裡，不怕被傳染呀？”爺爺總會說：“革命者死都不怕，還會怕什麼？”躲在山上這段時間，有時夜深人靜時爺爺也會偶爾回來一下，拿些食物、衣物後立即又走了。
曙光
奶奶和父親進了監獄，家裡人只得四處託人打聽情況，看能不能放人。剛好於都劉氏家族裡有個叫劉洪興的在管理監獄。當時的國民黨到處吃敗仗，有點自顧不暇，到處斂財，內部很亂。就託劉洪興打點關係，被秘密放了出來。
過了好一段時間，爺爺很久沒有回來過了，去了那裡呢？家裡人聽說在十里坑的野雞坪有個人被“救國團”打死了。這個消息是真是假呢？如果是真的,這個人是誰,會不會是父親?一家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在這種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情況下，農村人最先想到的就是去求神拜佛。為了不引起“救國團”注意，節外生枝，家裡人讓九歲的伯父帶上香燭紙錢去樂哈廟拜神，並告訴伯父拜神的步驟方法，伯父一一照辦了，按菩薩的提示爺爺應該沒有事。不管有沒有用，結局如何，這樣做對與不對，都是求生者的本能吧？起碼家裡人得到了一點心理安慰。
菩薩顯靈，沒過幾天大隊解放軍就來了家鄉，爺爺也回家來了。爺爺說解放軍馬上要攻打于都縣城了，這一晚爺爺和曾祖父聊了很多，大概是因為反正暴露了，索性和家人說個明白，免得家人擔心。吃完晚飯爺爺又要走，連夜走40多里路去縣城聯絡地下組織，裡應外合迎接解放軍攻城。
爺爺走後，伯父好奇的問曾祖父：“解放軍是什麼軍隊？”曾祖父說：“解放軍是什麼軍隊，解放軍就是以前的紅軍，朱毛領導的紅軍隊伍。”這樣說連小孩都知道了，家鄉對紅軍是婦孺皆知的，因為紅軍是為窮人翻身做主鬧革命的部隊。全家笑逐顏開，解放軍來了，再也不用擔驚受怕了。
東方紅，太陽昇
1949年8月13日于都解放。過了些日子，爺爺帶著幾個解放軍回來了，拿著佈告到處粘貼。有人就對爺爺說：“國民黨救國團的有些人昨天逃到羅家渡去了，走時他們還說要像以前一樣打回來。”以前是怎麼一回事呢，在蘇區的時候，三門灘是紅區，對面的羅家渡就是白區，中間隔著一條貢江。白區的反動派，時不時渡江過來偷襲，燒殺搶劫一番後就撤退回去。爺爺聽到笑著說：“現在不是以前了，我們馬上要過羅江成立區政府，他們蹦躂不了幾天了。”
當天晚上爺爺又去了縣城。第二天陪同一個工作組下來了，工作組組長是個南下幹部，叫林本勝。工作組到來後首先就是籌備成立三門鄉人民政府，在三門小學挑選了包括我伯父在內的十多名學生，突擊學唱《國歌》、《東方紅》。三門鄉人民政府成立儀式上，伯父和其他小學生懷著激動的心情唱了《國歌》《東方紅》。是的，我們再也不當奴隸了，黑暗已經永遠過去。爺爺作為第一任鄉長在儀式上做了工作報告。
隨後工作組進駐羅家渡，成立了羅江區人民政府，三門鄉暫劃歸羅江區管轄。工作組組長林本勝任羅江區委書記，爺爺則調任羅江區人民政府任區長。1952年調利村區任區長，1953年調任銀坑區委書記，于都人民政府委員，常委，多次評為于都縣甲等勞動模範。1955年冬在銀坑區政府病逝。解放後短短5年時間爺爺達到了他的人生巔峰，成就了他畢生追求的革命理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苦難與奮鬥，不就為的是實現人民的解放，人民當家做主，共產黨不就為人民謀幸福嗎？
剿匪
解放初期，各地都還有國民黨殘餘匪患。前面提到的逃到羅江的那些殘渣餘孽，他們夥同其他地方的一些反動分子，藏到羅江的深山裡，成了土匪。他們經常出沒在周圍的鄉村，為非作歹。有一次是他們抓了一個民兵連長，殘忍的殺害後，還把他倒掛在山腳下的樹上，這起慘案引起了全區人民的震怒。爺爺立即帶領剿匪中隊，發動數百民兵搜山剿匪。這次剿匪活動獲得了很大成功，擊斃了六七個土匪，其中一個還是匪首。抓獲了30多名土匪，其中包括原來三門的幾個匪首，為了達到殺雞儆猴的震懾作用，對抓獲土匪進行了公審，隨後全部在馬窩凹被槍斃了，從此羅江區的土匪就銷聲匿跡了。
爺爺調任利村區區長時期，利村也出現過一次匪患。爺爺親自帶領民兵進山剿匪。據伯父一個老家在利村的同事回憶，他年幼好玩，偷偷跟在剿匪的隊伍後面，到了山上遭遇了土匪才被我爺爺發現他跟在附近。爺爺只好讓他緊緊跟在身邊，帶他隱蔽在草叢中，他好奇之下又探頭探腦，土匪發現後隨即向他們開槍，爺爺聽到子彈的呼嘯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抱著他打了幾個滾，把他壓在身下後連發數槍還擊，最後幾個土匪被爺爺和民兵們合力擊斃。這位同事在單位認識伯父後，知道了伯父就是當年劉區長的兒子，之後每每說起這件事，他就會說：“你父親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1953年調任銀坑區委書記時期，記得是端午節那天，馬安糧站報告，有人持槍搶糧，這還得了，定是山中土匪所為，爺爺立即組織民兵武裝搜山。那時正逢雨季，搜索了三天三夜，才把土匪抓獲。回到區政府，爺爺早已疲憊不堪，穿著溼衣服坐在凳子上就睡著了。這是一種什麼力量，是什麼在支撐著他們像鋼鑄鐵打一般。
鞠躬盡瘁
解放後實行的是供給制，吃的是大鍋飯，爺爺本來是有資格吃小灶的，但他一直與其他同志一起吃大鍋飯，身體不好，仍然堅持吃大灶。
爺爺經常下鄉深入群眾，組織上配給了一匹白馬，他很少騎，常常都是戴斗笠穿草鞋行走於鄉村。走在路上，看到路邊田裡有什麼情況就停下來討論研究，有點時間就下地與群眾一起勞動。插秧割稻子犁田等各種農活都幹，碰上什麼就幹什麼，日以繼夜，廢寢忘食的工作，終於積勞成疾，身體開始日漸虛弱，爺爺病倒了。
爺爺調任銀坑後，伯父隨爺爺在銀坑中學讀初中，星期天一般會到區政府住一晚。那時我父親在銀坑小學讀二年級，吃住都在區政府，由爺爺的通訊員袁林生照顧。但據父親和伯父回憶，在他們的印象裡，爺爺平時身體很強壯，沒有見他怎麼生病。患病那半年多，從表面看不顯得病情有多重，也許是他們根本不懂吧，又或許爺爺從來都是強忍著不適，不讓別人知道他有病。那時正值戶助處轉初級社時期，工作量非常大，他根本沒有時間照理孩子的事，雖然生活在一起，但那半年多他們沒有和爺爺說過多少次話，工作上什麼事他都親力親為，白天下鄉，晚上開會加班。那時，只知道銀坑衛生所包所長經常來給爺爺看病，吃了藥還要推葡萄糖；爺爺有時就會和包所長講革命故事、革命真理，有時也會講講自己的一些經歷。父親在時也會一起聽聽，每次聽完，包所長總是說：“劉區委，給你看病還能學到許多革命道理。”
爺爺的病情日漸嚴重，出現了水腫。區政府文書偷偷的把爺爺的病情向縣委作了彙報，縣委書記得知後多次打電話要他去縣醫院住院治療，但爺爺總強調工作非常重要，現在還離不開他，以自己的身體還能挺住為由拒絕住院治療。
死而後已
1955年的冬天特別寒冷 ，這個星期天伯父又去了區政府。區政府正在開鄉村幹部大會，爺爺在會上作了總結報告，晚上十點多鐘才散會。第二天早上伯父要去學校了，去學校前他習慣性去了爺爺房間，每天早起的爺爺既然破天荒的還沒起床，看見伯父進來，吩咐伯父“把門關一下，風會吹進來有點冷”，伯父沒有多想關上門就上學去了。平時除了禮拜天伯父是不會去區政府的，當天中午放學後不知為什麼伯父心中總是不安，又回區政府去了。回去看到爺爺還是躺在床上，好像流著眼淚，文書和通訊員還有包所長也在。看到伯父來了，爺爺先是呆了一下，然後轉身面向著牆，過了幾秒再轉過來對著伯父笑。伯父怎麼也沒有想到，這一笑是爺爺對他的最後一笑。伯父本想過去和爺爺說話的，文書卻叫伯父好好去上學，說爺爺沒有什麼事，這裡有醫務人員照料，那天正好有考試，伯父只好走了。
剛吃過晚飯，校長急匆匆的找到伯父說:“你父親去世了，快趕去區政府！”。聽到這個消息，伯父猶如五雷轟頂，頭腦一片空白，嗡嗡作響。昨天晚上還做著報告，今天中午還對我笑著，怎麼可能說沒就沒了，伯父一下難以接受，感覺天塌地陷，跌跌撞撞跑到了區政府，看到爺爺一動不動的靜靜的躺在床上，已經沒了聲息。
爺爺去世時只有我父親一個親人在身邊，父親那天下午沒有去上學，一直由通訊員袁連生帶著。許多年以後我父親回憶說:“文書當天下午向縣委作了彙報，縣委指示說快送縣醫院治療，可是當時縣醫院沒有救護車，當地更沒有汽車，等縣政府的吉普車上來時爺爺已經不行了”。縣委書記也親自上來了，彌留之際縣委書記問爺爺有沒有什麼要求，爺爺說沒有其他要求，希望組織上能儘快安排得力的同志前來接替工作，黨的事業不能停下。縣委書記說:“你放心，不會停下！”。然後爺爺就不能說話了，彌留之際還是想著他的工作，父親一直站在床邊，這個他平時最寵愛的兒子，等到他的只有這樣一句話:“自力更生，叫你媽不要增加組織負擔。”這就是共產黨人所謂的高風亮節吧。
爺爺結束了他跌宕起伏，短暫而又絢麗的一生，享年39歲。他沒有轟轟烈烈的犧牲在戰場上，也沒有死在錯綜複雜的地下工作中，也沒有死在敵人的嚴刑拷打之下，但他同樣偉大，鞠躬盡瘁倒在了工作崗位上。
辦喪
爺爺的後事是一個族親來辦理的，父親叫他為“羅羅叔”。那時曾祖父夫妻均已過世，奶奶也不懂農村喪葬的習俗，爺爺也沒有其他兄弟，在附近的族親中“羅羅叔”心比較細，也比較懂這些事。
爺爺去世後的第二天，“羅羅叔”就到了銀坑。他先了解了爺爺去世的情況，整理了爺爺的遺物。爺爺兩袖清風，除了替換衣服，幾張任命狀和勞動模範的獎狀外一無所有，就連一塊平時戴的手錶也上交給了組織。
“羅羅叔”按規定去領了一點安葬費和安家費。安葬是個大問題，葬在銀坑是最簡單方便的事，但以後的掃墓就是個難以解決的大問題，最後決定還是運回家鄉去安葬。當時沒有汽車回家鄉140多里路怎麼辦？區政府挑選了幾個年輕力壯的民兵，日夜兼程抬著爺爺的靈柩，步行送到了三門，抬的是靈柩，不能在途中住宿，那時天氣又冷，難為這幾位民兵兄弟了，他們出於對爺爺的尊敬，當作政治任務來完成，正如他們自己所說的，如果不是劉區委，就是給我們金條，我們也不會頂著寒冷，抬著靈柩不眠不休堅持走幾十個小時，這些足以說明爺爺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地位。
靈柩抬回三門，“羅羅叔”很快把各項事宜安排妥當，我們全家都不會忘懷這位“羅羅叔”。爺爺被安葬在“鸕鷀登灘”，這是個好地方，依山傍水，後靠羅霄山脈，前瞰貢江，貢江水在此處轉了個彎，險要的十里河排就在這裡開始，為什麼叫“鸕鷀登灘”？很久以前，有個漁夫和一隻鸕鷀相依為命。一天他帶著鸕鷀在這裡捕魚。只見鸕鷀潛入水中，很久沒有浮出水面，漁夫很是鬱悶。時間久了，漁夫以為鸕鷀是貪懶躲在了哪裡，又急又氣。等到鸕鷀浮出水面時，忍不住就用竹篙向鸕鷀打去。本只是想教訓一下以示懲戒，沒想一竿子下去剛好擊中頭部，將鸕鷀打死了，隨後一條數十斤的大魚浮了上來，漁夫見狀，哪裡還能不知道怎麼回事。原來鸕鷀是拼命在水裡捕一條大魚，它把魚的眼睛戳瞎了，又把魚的鰭弄斷了，大魚沒有死只是不能遊了，所以比鸕鷀晚了一點才浮起來。漁夫很是悲傷，於是就近靠岸，在岸邊面朝貢江的山上掩埋了這隻機智勇敢的鸕鷀。自此以後，這地方就被當地人叫做“鸕鷀登灘”。
後記
爺爺去世後，家裡除了伯父、父親和一個被送去別人家撫養的姑姑外，父親下面還有一個五歲的妹妹，二個才兩、三歲的弟弟。奶奶以前在大牢裡身體和手指受刑後，身體一直也不太好。在那個年代拖著一家大小，孤兒寡母的，家庭困難可想而知，但全家人始終記住爺爺的那句話，“自力更生，不給組織增加負擔”。時至今日，全家沒有任何一個人找過組織，全家也沒有一個人去辦過任何有關紅軍家屬的證明，享受過政府任何的補貼待遇。
爺爺一輩子頑強拼搏，生命不息，奮鬥不止，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的一生雖然短暫，但卻非常絢麗。他的精神代代相傳，鼓舞激勵著後輩子孫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奮發前進......
(全書完)
嫡孫：劉小軍 記於2019年6月18日
（供稿：于都縣志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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