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
我們都知道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政治動盪、社會黑暗、經濟衰退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富於智慧、熱情而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這一時期民族與文化的大融合，對講求等級尊卑的傳統儒家思想是一個很大的衝擊。由於儒學衰微，玄學盛行，社會開放的風氣也影響到女性，使這一時代的女性呈現出和以往不同的特色。
士人婚姻關係與家族關係中的女性也深受影響。女性在家庭中受到的教育方式與內容，以及她們在婚姻關係中所處的地位都相應地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女性在儒家傳統規矩條框中找到了能展現自我的自由空間，世家大族間利益鬥爭給她們創造了一個表現智慧的平臺。
中國自從漢武帝 “罷黜百家 , 獨尊儒術”之後 , 就是儒家名教的天下 , 名教要求女性溫柔、和順、恬靜、 典雅 , 尤其強調一個“ 順”字。女性無權選擇丈夫 , 婚姻天定 , 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使是貴族婦女也無自主權 , 女性失去了性自由 , 要“ 從一而終” , 但是男子卻可以公開納妾。無論是在家族還是在社會上，女性都應以男性為上，男性就是婦女的“天”。男尊女卑的社會思想要求女子順從，嚴格的規條束縛著女子的言行。女子活動的範圍被嚴格限制在家庭之內。
而在進入魏晉南北朝後，社會對女性的看法有了一定的改變。社會對女性的看法由“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走向了既讚賞女性聰慧機智，又宣揚女性持家有道、守節衛貞。女性雖不能參與國家、宗族的各項事務，但在社會生活中得到一分肯定，確實是難能可貴。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許多書中都可以看出女性的地位的提高，如《晉書列女傳》、《世說新語》等許多書中都有許多關於女性思想解放和社會地位提高的體現。
就如《晉書列女傳》中記載的例子:“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偽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傅母恆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嘆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 劉氏學習刻苦勤奮，被母親阻止反而更用功閱讀明理，隨之更與兄長討論研究經義，得到兄長的肯定。
這樣的例子可被列入列女傳之中，證明該行為得到認可甚至讚揚。女性只要有才能，是可以得到社會認可的。而世人對女性的看法在這個時期並不停留於紡織女紅、延續香火，更增加了她們是否具有智慧的一面。世人更欣賞能說會道的女性，而不是隻會聽從的應聲蟲，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女性社會作用的一種肯定。
魏晉南北朝時期婦女社會地位的提高和思想解放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教育方面
魏晉南北朝時期，女子受教育的機會明顯增多，尤其以士人家庭較為重視子女的教育。“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如此而望福於天乎?"顏之推不贊成重男輕女的做法，認為“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士人家庭對子女在知識上的教育還是比較全面的，男女都有受教育的機會。因此，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不少聰慧而有才學的女性。
《晉書·列女傳》:“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育週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愛採愛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於世。” 這種記錄褒揚女子才學的例子，說明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論調的失勢，社會評判女性已經有所轉變。在傳統規範之下，雖然女性能得到受教育的機會還不是普遍現象。值得肯定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女子在家中能接受教育，的確表現了當時社會環境的活躍寬鬆氣氛，也讓女性更多地接觸社會。
第二，當時女性在士人婚姻關係中的角色和地位
與前代相比，魏晉南北朝時期，門第婚姻這一重要特徵使婚姻趨向功利化，世族婚姻的每一個環節都以獲取政治、經濟最大利益為主要出發點，是名副其實的買賣婚姻。“士庶不婚”是世族遵守的原則之一，作為婚姻中的女性，她們就更無選擇的由可言，最終成為家族利益的犧牲品。在她們心中，家族利益為重的觀念早已根深蒂固。
《世說新語》記載：有女名絡秀，為了家族利益不惜自願為妾，謂“門戶珍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此則材料表現出當時士人婚姻都以門第與家族利益為計，財富並沒有成為聯姻的唯一標準。這既是家族時代的教育內容，也是社會推崇的風氣所致。只要能攀上較高門第，哪怕是委屈為妾也在所不惜，這也是當時人十分重視家族地位高低的證據。
魏晉南北朝時期士人家族重視對女子的教育，使女性有學習的機會。有些女性婚後可以憑藉其智慧在家中發揮作用，得到丈夫的信任與尊重。婦人在家庭中的主要任務就是輔助丈夫。雖然在社會公共領域，女性基本上是沒有說話的權利的，但在家庭實際生活層面上，當時的女性還能參與家庭管理。當女性在家庭中日漸年長，加之有兒子延續家族香火，她的身份也能有一個質的改變，“孝”的力量也將其推向更受尊敬的位置。
第三，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女性意識覺醒方面
首先，女性意識的覺醒表現為對女子才能的肯定和讚美。《世說新語》的記述中，女性紛紛走上前臺，淋漓盡致地抒發自己的真性情、真感悟。她們思想活躍，才華橫溢，生活多姿，“或宿於它門，或冒夜而返。遊戲佛寺，觀視敗漁，登高臨水，去境慶弔，開車攀帷，周章城邑，懷筋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她們衝破禮教羈絆，追求自由的浪漫的人生。
其次，女性對異性的容貌舉止的欣賞亦表明了女性意識的覺醒。在魏晉時期，女性對異性的愛慕卻由重德行轉變為對容貌、氣質、才行的欣賞和追求。《世說新語·賢媛》中記載山濤妻“達旦忘反”地窺視阮籍和稽康二人，還有意識地不讓二人知曉。而婦女對衛階和潘岳的圍觀則是大膽公開地欣賞男性容貌之美。她們將男子的風神秀異作為審美對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女性意識的覺醒。
最後，魏晉女性意識的覺醒不僅表現在日常生活的記述中，也表現在當時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曹植的《洛神賦》塑造了一個美麗多情、楚楚動人的女神形象，《關女篇》則從姿態、穿戴、容貌、動作等方而刻畫了一位超凡越俗、白璧無瑕的女子形象。潘岳的《悼亡詩》三首是他為妻子喪服已滿後的追寫，作者對亡妻的哀念從時節變異的感覺及日常生活的接觸中抒發出來，真實而自然熱烈。在此期間，亦出現了中國詩歌史上堪稱敘事詩雙璧的《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兩首詩的主人公皆為女性。
第四，從魏晉南北朝的服飾上來看
魏晉南北朝婦女的衣著、頭飾、耳飾、腕飾、臂飾等服飾風貌的各個方面，都呈現出開放、多變和創新的鮮明特徵。在那個大分裂的亂世，廣大婦女群體在思想上、精神上的空前解放，使她們鄙視世俗，敢於向傳統封建禮教大膽挑戰，勇敢地追求個性解放；這種豐富多彩富於變化的服飾，正是體現了當時女性對個性解放的追求。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方女性所接受的民族傳統、文化等影響不盡相同，因而，南北方女性的精神風貌及其開放程度自然有著不同的表現。那時候南方女性精神風貌的開放多表現在文化生活方面，而北方女性多體現在政治與武功方面。
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為：一、南北文化差異，包括經學、文學、藝術、民風等內容；二、北方婦女的社會地位高於南方；三、從服飾和髮飾看南北婦女風貌之特色。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婦女地位的變化，不僅僅只是體現在以上的幾個方面，其實它還體現在當時的文人墨客對她們的記述上，前面我也提到過，這一時期的文獻中也有許多關於婦女的記載，如《世說新語》、《晉書》、《顏氏家訓》等等。
其中特別是《世說新語》，它是一部主要描寫士人言行的書，其中專門有一門《賢媛》來描寫女性，這說明了女性在當時已受到很大的重視。在《世說新語》中所刻畫的女性形象，在魏晉以前的中國婦女史中極為罕見，但在魏晉，這些女性在封建衛道者看來不守禮法的言行，卻堂而皇之的寫在《世說新語》這本書中，說明魏晉時期女性確實是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
結束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女性處於一個多矛盾的社會當中，她們的心中也是處在多重矛盾的狀態，雖說社會動盪，但正是這樣的環境為她們創造了一個不一樣的格局與文化。女性能在這時期感受到較為自由的氣氛，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自身的作用。
誠然，我們在肯定正面效果時必須清楚認識到，魏晉南北時期的女性並沒有普遍地得到自由，她們的地位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魏晉時代對女性的“ 自由”與“ 開放”, 大多侷限在貴族圈子裡。 而整個社會的廣大婦女 , 由於所處門閥社會的緣故 , 所受的壓迫仍然極其沉重。在封建社會中，無論女性如何德才兼備，終究需要男性來肯定她的存在和地位，這也是女性的悲哀。不過相對於秦漢以前的女性而言，魏晉的女性形象確實是嶄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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