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今天就結束了，那麼似乎可以談談社會流動的問題。
“寒門再難出貴子”在近年來成為了社會公眾時常討論的話題，尤其是面對一年一度的高考季時，這一話題總被不斷地牽扯出來，從近年的數據來看，考上名校的大學生中，家庭環境較好的學生要遠多於家境貧寒的學生，尤其是對於農村學生而言，在現有的教育體制之下更難衝擊名校，但這一社會現象更多地只是著眼於“高考結果”這一階段，而本科學生所在學校“社會地位”的高低並不能決定個人今後發展的長遠，也不能決定個人在就業時的競爭水平，在此階段就談“寒門再難出貴子”還為時尚早；如果我們將時間軸拉的長一點的話，則會發現一個依舊指向上述觀點的更為嚴重的現象：相較於城市大學生，農村大學生面臨著更為嚴峻的就業問題。
本文討論的群體是農村大學生，他們大多處於剛剛大學畢業的時期，接受過高等教育，心懷夢想，背井離鄉，在接受完高等教育後又重新面臨著一個早就被決定的命運，本文主要對農村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進行分析，並提出相關的感受與思考。
教育之“難”
在當今中國，大學生就業難似乎就是一個普遍現象，這是由市場供給所決定的。但歸根結底，一個大學生是否面臨就業難的狀況主要還是與他個人的綜合素質有關。雖然大學階段，學校為不同地域的大學生提供了一個相對平等的教育平臺，但農村孩子由於進入大學以前的教育質量相對較差，多少也限制了其大學階段的發展，並導致、其綜合能力相對有所欠缺。而這則直接指向了農村教育資源的缺乏和農村家庭教育的缺失。
中國是各種資源分佈很不平衡的國家，尤其是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相對來說，城市的教育資源更為豐富，也具備一定條件為學生的全面發展提供保障，而農村教育條件有限，在基礎教育階段，只能滿足基本的教學要求，即讀書認字。在部分西部地區，很多山區的學生在中學階段才接觸英語，這使得農村學生與城市學生相比，綜合素質不夠高，各方面的能力也較難在社會競爭中取得明顯的優勢。
另一方面，由於近年來進行的農村學校佈局調整，許多農村地區在鄉鎮和縣鎮集中舉辦初中、高中，其初衷當然是為了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提高教育質量和辦學效益，為廣大農民提供更為優質的教育服務，但其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時也造成了諸多麻煩，例如小學教育和初高中教育的相對脫軌，對初高中教育資源的重視另一方面則使得農村的小學教育更為尷尬。而由於農村的孩子需要到鄉鎮和縣鎮上中學，這對不少農村家庭而言也是一個不小的負擔，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農村家庭讓孩子上學的願望，而教育成本的上升，也使得農村大學生在擇業時更注重經濟利益方面的報酬而限制了選擇範圍。
再者家庭環境對孩子的發展也有著重大的影響。相對來說，農村孩子父母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不能夠按照現有的教育體系中的要求為自己的孩子提供足夠的指導，有時甚至會誤導子女。因此對於農村孩子來說，家庭教育很難起到正確足夠的教育作用。甚至，在很多情況下，農村根本就談不到所謂的家庭教育。在我國的廣大農村地區，很多青壯年外出打工，而他們的子女也就成了所謂的留守兒童。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孩子很少或受不到家長的輔導；對於城市家庭中的學生所“享受”到的由家長所精心設計的教育，這些農村學生的教育狀況則顯得相形見絀。
成本之“高”
對於農村家庭而言，送孩子讀書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經濟利益的考量。隨著大學生“供需見面，雙向選擇，自主擇業”就業政策的推行，大學生的就業必然要有更多的成本投入，且逐年提高。有學者將畢業生的就業成本分為三類：（1）信息搜尋費，包括通訊費、網絡費、紙質媒體費以及隱形的社會關係尋求費；（2）個人營銷費，包括服裝費、文字自薦書製作費、視頻自薦書製作費、人情禮品費、面試費；（3）參加招聘會的各項費用，包括跨市區找工作過程中趕赴人才招聘會、面試的路費、食宿費等。據相關資料顯示：畢業生三大類就業費用支出從幾十元到近萬元不等，平均費用為2629.22元。為此，很多農村大學生只好選擇就近的招聘會或參加校內的人才交流會，可選擇的單位較少，失去的機會也就相對較多。在這樣的“成本-收益”的經濟觀念下，對於農村大學生，他們更願意找到高收入的工作，但他們也不會不考慮地域、個人發展等其它因素，在這樣的多重因素的共同牽制下，農村大學生在找一個“合適”的工作時，其選擇權也相對要小很多。
除了經濟成本外，社會資本也成為了農村大學生找工作時的一大劣勢，而這也是與經濟成本相聯繫的。格蘭諾維特在1973年提出了“弱關係”概念，並在1985年研究了“嵌入性”概念，提出經濟生活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嵌入在當下的社會生活及文化之中，即將嵌入理論也作為社會資本理論的一部分進行研究。而林南則在此基礎上提出社會資本是行動者在行動中獲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會網絡中的資源；科爾曼則偏向結構功能視角，認為社會資本是社會結構的某一方面，社會資本是從關係中獲得的、現實的或潛在的資源。顯而易見的是，農村大學生恰恰缺少的就是這種社會關係或社會資本，當然，他們也可以為了今後的發展而在大學生涯中去積累資本，但其又因限於現有的經濟能力以及可能因自卑所產生的自閉而導致其社會交往的減少，這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農村大學生社會資本的積累。
思考：
雖然農村大學生在找工作時面臨著許多先天或現有資本的限制，但所謂的“就業難”又究竟難在什麼地方呢？這裡面又有多少學生是因為“不願低就”而難以就業呢？實際上，農村大學生要實現順利就業，自尊、自立、自強才是最重要的。城鄉二元結構的痼疾由來已久，要改變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面臨環境暫時不可改變的情況下，農村大學生在擇業時自然需要端正心態、擺正位置；與此同時，也要正確看待當前嚴峻的就業形勢，確定適合自己的目標，樹立先就業後擇業再創業的觀念，用自己的努力去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
另一方面，國家政策還是解決農村大學生就業難的最主要外因，國家需要通過實行助學貸款、發放助學金等手段減輕學生的上學負擔；其次在財政方面，應當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力度，減小小學教育與初高中教育的相對差距，鼓勵更多的年輕農村大學生返鄉支教，增強農村地區的師資力量；再者，究其根本，還是應當切實增加農民收入及其可支配收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改變城鄉差距這一不合理現狀，只有農民在經濟上自立了，農村大學生才能更有自信與資本參與到現代社會的競爭中去。
結語：
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尤其是農村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已經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事實。2011年的兩會上，政協委員王平甚至建議不鼓勵農村孩子上大學。她認為，農村大學畢業生一邊是就業難、一邊是自己不願回農村。而生活在城市裡的農村大學畢業生，蝸居在北京或者在他讀書的地方，很難買得起房，很難過上幸福的生活。這樣一種情況，使“讀書無用論”的思想在農村甚至在城市也有所盛行，這在根本上擴大了城鄉的二元對立，也固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在政策方面著實需要國家有所傾斜和調整。但就業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取決於現代社會的經濟狀況以及政府的就業政策，同時取決於求職者的個人能力和職業期望。不僅僅是國家的現狀和原因，也只有農村大學生自強自立，樹立正確的擇業觀，這一局面才能從根本上得到改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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