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播劇《清平樂》中，我們看到晏殊、歐陽修、范仲淹、柳永等一批耳熟能詳的詞人相繼登場。也讓我們知道，原來他們是同一個時代的人物。那是什麼造就瞭如此多且著名的詞人同時產生呢？今天，我們開始來分析下宋仁宗詞壇興盛的原因。
仁宗詞壇的繁盛與仁宗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如果脫離了仁宗朝的社會大背景，那麼其繁盛也就無從談起。本文將從仁宗朝政治和社會經濟等角度來分析。
1.恭儉仁恕的宋仁宗
《宋史》對這位長達四十年的宋仁宗，評價是“恭儉仁恕，出於天性”，這也與他的“仁宗”廟號相符合。宋仁宗雖然不是秦皇漢武那樣的雄才偉主，但保證了國家的長期穩定與繁榮。他的“任”與他自身一些優秀品質有關。
宋仁宗性格溫和，善於納諫。根據史書記載，仁宗朝共有六十三人，御史一百六十六人其中的很多人都是宋代名臣。當時著名諫官：孔道輔、範仲掩、韓綺、富弼、歐陽修、蔡襄、包拯、司馬光等等，這些人都是流傳千古的名士。他們大多直言進諫、剛正不阿、嫉惡如仇的性格，也多為仁宗所接受。他們在做諫官時，也做到了針砭時弊，提醒皇帝守禮愛民。
仁宗朝無文字獄，諫官倘若所言不合皇帝之心意，至多被謫，不至於招來殺身之禍。史書記載：蜀中一個舉子獻詩給太守：把斷劍門燒棧道，成都別是一乾坤。太守上報皇帝。這事放在清朝就是滅族的文字獄了。但仁宗卻說：這是老秀才急於當官而做的，不要放心上。宋仁宗看到一首反詩，不治寫作之人的謀反之罪，可見其胸懷之寬廣。
仁宗也能做到克己復禮，不縱私慾。在皇權獨尊時帝制時代，這點難能可貴。前後秦皇漢武，後有宋朝徽宗，都是以帝王之尊，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連開創貞觀之治的唐太宗晚年也開始追求享樂。但仁宗卻能做到控制自己慾望。從史書記載，仁宗一天早晨與近侍說，昨夜很餓，想吃羊肉。近侍問為何不下旨意要廚房做羊肉？仁宗說如果昨夜下旨索要了，後面宮中就會當作每天例行來準備。時間一長，浪費的就多了。我不忍因為一晚的享受，而使得後面無窮無盡的浪費。這樣相似的小事，仁宗朝還有不少，從中可見仁宗對自己的嚴格要求。
仁宗像
仁宗溫和克己的性格，加上宋朝重文輕武發展科舉的政策，使得整個社會形成寬鬆的文化環境。文人學士可以在這一時期充分展現自己的才華。相比文化專制的明清，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尤其是詞更加自由。
2.繁榮的社會經濟環境
經過了宋初的休養生息，仁宗朝社會已經幵始呈現出較為繁盛的局面。首都東京的繁榮，為詞的興盛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仁宗朝重視農業生產，使農業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尤其是占城稻的引入，使得人民的溫飽得到了解決。這一時期，國家人口也得以恢復到唐朝開元盛世時期，達到了六千萬。加上手工業的發展，使得這一時期的社會經濟，尤其是城市經濟非常繁榮。
秦代以來，我國的城市的模式，是一種十分封閉的結構。唐代的長安城居民區和商業區是隔離的，居民區稱為“坊”，商業區稱作“市”，市和坊分別用牆封閉起來，白天開放，傍晚關閉。晨鐘暮鼓響起，就是城門開啟、關閉之時。所以唐代之前的城市居民的生活是十分寂寞的，商業的繁榮程度也是極其有限的。而在北宋時期，這種局面開始得以改善，當街開鋪成為了可能。這種情景在《清明上河圖》中得以清楚展現。
城市經濟的發展，人們有了更多的娛樂需求。仁宗時期，詞在市井之中，多是作為娛樂消費品而存在的。人們樂於在娼樓妓館之中，花錢去齡聽歌演唱，從而得到身心的雙重滿足。詞作為這一娛樂消費中的重要部分，自然與娼妓業的繁榮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這一時期，城市內的娼樓妓館已經十分發達。城市娼妓業的發達，帶動了詞這一娛樂形式的消費。詞作為音樂文學，多是提供給歌妓演唱的文本。娛樂功能也是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文人作詞的根本原因是為了滿足自身佐歡娛性的需要。
仁宗時期，詞的傳播方式並非僅限於文本的靜態傳播，而是通過歌妓演唱的動態傳播。詞作為靜態文本，缺少活力。而當詞付諸於那些錦心繡口，貌美如花的歌妓之後時，詞的表現力被大大的增強了，可以說歌妓的演唱賦予了詞別樣的生命力。而這一代表便是柳永。
柳永落第後，頻繁地與歌伎交往，教坊樂工和歌伎填詞，供她們在酒肆歌樓裡演唱，常常會得到她們的經濟資助，柳永也因此可以流連於坊曲，不至於有太多的衣食之虞。歌伎是柳永詞的演唱者和主要歌詠對象，存世柳詞中涉及歌伎情感方面的約150首，歌伎激發了柳永的創作熱情，滿足了他的情感追求，促成了他的創作風格，也奠定了他的文學地位。
商業的繁榮給詞的繁盛提供了基礎，唱詞在仁宗朝是一種娛樂形式。在商業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人們追求更為廣泛的娛樂，使得詞的繁盛有了相應的經濟基礎。仁宗朝經濟迅速發展，城市娛樂業空前繁榮，瓦舍、酒肆茶坊在城中遍佈。唱詞作為供人們遣賓娛性的一種方式極為興盛。在經濟取得長足發展的情況下，詞出現了繁榮的局面。
娛樂場所----瓦舍勾欄
從上述可以看到仁宗朝詞壇的興盛，不僅與仁宗朝政治平穩，也與當時社會經濟的高度繁榮密切有關，正所謂“天時地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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