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濟發展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後，長期無法跨越而達到高收入水平。根據世界銀行標準，人均國民收入超過1005美元，即進入中等偏下收入經濟體，高於3955美元進入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超過12235美元成為高收入經濟體。
拉美國家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成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巴西、阿根廷、智利三國在拉美國家中具有代表性，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位居拉美國家前列，與中國處於大體相似的發展階段，但發展勢頭不如中國，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國家與高收入國家之間，過早去工業化和過度城鎮化帶來了許多矛盾和問題，發展與穩定都受到很大制約。
三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經歷的曲折、面臨的挑戰和實施的政策，對於正處在從中上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跨越關鍵階段的中國來說，提供了一個值得參照的樣本，可以獲得許多有益的借鑑和啟示。
阿根廷早在1962年人均GDP就達到1145美元，巴西1975年人均GDP達到1144美元，分別進入中等收入水平。阿根廷2011年人均GDP達到12786美元，用了49年時間實現了跨越，近年來仍然在邊緣上下波動。巴西2011年人均GDP達到13167美元，近年受經濟下滑和貨幣貶值影響又急劇回落，2017年人均GDP又回到9821美元。總體來說，阿根廷處在中等收入階段長達49年，巴西長達43年，智利用了40年才實現了跨越。
對照亞洲成功實現跨越的國家和地區，日本和新加坡為19年，韓國和中國香港為18年，中國臺灣用了19年。1967年巴西人均GDP還是韓國的2.2倍，70年代中期兩國差不多同時邁入中等收入國家，到1995年韓國已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中國臺灣1976年人均GDP達到1158美元，到1995年上升到13129美元，進入高收入水平。
為什麼拉美國家長期處於中等收入階段，而難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一、政治動盪和社會不穩定
拉美國家比較普遍面臨政治和社會穩定問題。歷史上曾多次發生軍事政變，造成政府更迭頻繁，具有左翼、中翼、右翼傾向的軍人政府和文人政府都曾登臺亮相。
- 左翼上臺執政，往往代表勞工利益，實施高福利政策，但又會加大政府財政赤字、入不敷出而造成債務危機。
- 右翼上臺執政，則要緊縮財政，抵制通貨膨脹，又會影響到社會福利。
巴西盧拉、阿根廷庇隆、智利阿連德等人，都是左翼的著名代表。民粹主義成為操控選舉的工具，民眾採用罷工、遊行等激烈方式表達訴求。阿根廷在半個多世紀內，政府更迭多達29次，成為世界上罷工次數最多的國家，僅2017年就發生了778次罷工，其中53%伴隨遊行抗議。
政治的動盪和非規範運作，
- 一方面難以形成政府強大的決策力和執行力，導致行政效率低下；
- 另一方面又與腐敗相聯繫，進一步降低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惡化了投資和營商環境。
瓦加斯基金會是巴西的一家著名智庫，巴西前駐華大使先生也參加座談交流，他們都對中國發展取得的成就讚歎不已，而認為巴西政治的不穩定製約了經濟發展。
二、國家宏觀政策失誤和搖擺不定
世界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一般都有一個權威和高效的政府，制定國家長遠發展戰略和政策，以有力的舉措推動落實。而不少拉美國家恰恰缺乏這一決定性的條件。
政府像翻燒餅一樣翻來覆去，重大決策和政策處於左右搖擺之中，面臨著“國家主導還是市場主導”和如何對待“民粹主義”的深刻矛盾。
面對“政府失靈”帶來的種種弊端，阿根廷由國家干預主義轉向徹底自由主義，接受美國推薦的經濟模式，實施“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對外資徹底開放和貿易自由化，這又導致外資自由進出，流動資金避險撤退加大金融風險，對外大量舉債以彌補國內巨大財政赤字，最終造成國家債務破產和經濟危機。
巴西由過去的“進口替代戰略”轉向“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結果發現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並沒有解決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反而又帶來新的更大問題。面對經濟危機，只好又“頭痛醫頭，腳疼治腳”，採取反通脹、借外債、消民怨等臨時性措施。最終是長期矛盾無法解決，短期問題又不斷叢生，更使政府治理難上加難。
巴西現在致力於推動三大改革：稅制改革，解決非常複雜的稅收體系和高稅率問題；勞動法改革，解決束縛企業的高勞動成本和眾多糾紛問題；養老金改革，解決高額的養老支出使財政不堪重負問題。但這些改革推進起來十分困難，甚至面臨無解之境。
三、經濟發展波折和大起大落
一些拉美國家之所以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難以自拔，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經濟發展出了問題，發展的停滯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危險。
阿根廷從1961年到2013年這53年時間，人均實際GDP年均增長只有1.52%，其中有16年人均GDP是負增長，遠遠落後於世界上許多國家。由此不難理解，阿根廷為什麼會從一個“南美之星”——令人羨慕的富裕國家，深陷經濟發展的泥潭，現在只剩下過往的輝煌、榮耀的足球和浪漫的探戈，讓人唏噓不已。
作為世界大國的巴西發展潛力難以發揮，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政府沒錢搞建設，基礎設施落後，公路、鐵路、電力、通信都比較差。據說一輛汽車運到港口的費用比從港口運到中國的費用還要貴，讓人難以理解。新興經濟體“金磚國家”中，巴西這幾年經濟衰退，就像“金磚國家”發明人奧尼爾所說“成了一塊磚頭”。這與成功實現經濟跨越發展的東亞經濟體形成了鮮明對比。
四、過早去工業化和產業升級受阻
有人把拉美髮展遇到的問題，叫作從“比較優勢”陷入“資源詛咒”，是說這些國家依賴賣資源就可以過上不錯的日子，結果導致不求上進。
應該說，不少國家工業化開始得比較早，而且達到了比較高的發展水平。但在發展中過早去工業化，從農業轉移出來的大量剩餘勞動力未能進入製造業，而是直接進入非正規的低端服務業，
工業製造業始終處在中低端水平，缺乏國際競爭力。巴西第二產業在經濟中所佔比重僅為23%，其中相當一部分為礦業；而服務業佔比高達70%以上，與發達經濟體接近，遠高於大多數新興經濟體。現在，巴西主要依賴能源資源類產品出口，阿根廷出口的也主要是農礦產品。
五、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矛盾聚集
拉美一些國家長期實行高福利的社會政策，應該說社會發展取得了明顯進步。但高福利政策長期難以為繼，造成“福利陷阱”，導致財政赤字和債務危機。欲速則不達。大量農村無地貧困人口湧入城市，帶來過度的城市化，加劇了城市的貧富兩極分化。
從阿根廷首都機場到市區，可以看到公路兩邊壯觀的連片貧民窟。在巴西里約熱內盧，據說有40%的人口生活在貧民窟，許多盤踞山頭的成片貧民窟成為滋生犯罪的溫床。我們本來想到貧民窟去看一下，但接待我們的人說裡邊被黑社會所控制，外來的人進去以後很危險，無奈只好取消了想法。
這些國家犯罪率高，持槍盜搶案件經常發生，人們外出缺乏安全感。中國駐當地使領館的同志告訴我們，他們也遇到過被搶錢的事，一般黑夜不敢單獨外出。
無怪巴西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羅尼·林斯先生到中國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國太安全了，真讓我們有一種“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覺。
摘自 |《領導文萃》2020年3月下
稿件來源 |《改革內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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