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簡說】
王世襄，著名學者、收藏家、文物鑑賞家。在他輝煌的一生中，卻以貪汙罪被故宮開除公職，備受屈辱，數十年未能平反。離開故宮之後，他發奮鑽研學問，成就斐然，撰寫了《髹飾錄解說》《明式傢俱研究》等數十本專著。和王世襄交往頗深的李經國先生，查找到當時的原始檔案，澄清了他幾十年的冤屈，並將事件始末發表於2003年的《炎黃春秋》雜誌。王世襄百感交集，特意選用漂亮的花箋紙，寫信給李經國先生表達感謝。本篇首次公開披露此信手稿。
▲ 王世襄寫給友人李經國的書信手稿（2004年3月5日）
經國先生惠鑑：
自大作在《炎黃春秋》刊出後，鹹以為條理清楚敘述周詳，尤以能複製當年追回文物之原始清單至為重要，非多方聯繫難以成功，有勞清神，衷心銘感。
清單之上，有上繳者、接收者即故宮人員，及會同辦理者即清理敵偽資產機構人員三方面之簽名，可見襄只擔任偵查交涉促使對方依法交出文物之工作。只有在點交時方能見到文物，點交後立即送往故宮庫房。實際上文物未嘗經過我手，清單完全可以證明上述事實。而當年之主持運動者以大膽懷疑為金科玉律。只知窮追猛打，不作調查研究，此冤獄之所以屢見不鮮也。自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以來，貪官汙吏遭懲處者甚多，但未再有“三反”運動，可見上方領導已重視調查研究。悟今是而昨非，對人權及務實大有進步也。欣聞先生將有大連之行，擬請吉便詣大連圖書館代查有無清寫本《撮要求精蟋蟀譜》一書，倘能複印尤感。專此拜肅，並頌
文祺。順祝
旅程大吉！
王世襄
二千又四年三月五日
一
20世紀末，曾有這樣一種說法：本世紀出現了一個錢鍾書，一個王世襄；下個世紀可能會再出現一個錢鍾書，但出現不了一個王世襄。這主要是因為很少有人能像王世襄那樣融入他的時代，將交往的人群和民間的遊藝，詳細生動地全部記錄下來。他清理、追尋國寶，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他使市井的“雕蟲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他不但能玩，也能寫。他玩物並研物，被稱為“京城第一玩家”。
▲ 王世襄在湖北咸寧五七幹校（1972年）
時代過去了，一切都變了，所以不可能再出現一個王世襄了。但有誰知道在他輝煌的人生中，掩藏著一段至今尚未昭雪的屈辱史，而這段歷史即源自故宮博物院。
▲ 王世襄（左一）、梁思成（左二）、朱啟鈐（中間坐者）、張允衝（右二）、朱文極（右一）合影
1945年9月，在世交馬衡與梁思成兩位清理戰時損失委員會副主任的引薦下，王世襄被任命為平津區助理代表。清損會平津區工作結束後，王世襄又被清損會派往東京擔任中國駐日代表團專員。在此前後約兩年時間內，他參與了搶救與接收六批重要文物的工作：
- 調查、接收楊寧史藏青銅器；
- 收購郭葆昌藏瓷器；
- 接收溥儀遺留在天津張園保險櫃中的一批文物；
- 搶救朱啟鈐存素堂舊藏絲繡；
- 調查、追還美軍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人的古物；
- 從日本押運古籍善本回國。
1946年7月10日，王世襄被任命為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為落實有關承諾，王世襄與故宮古物館的工作人員一起在景陽宮後院御書房，佈置了新入藏的楊寧史藏青銅器、郭葆昌藏瓷器兩個專門陳列室。
▲ 1946年1月22日，故宮絳雪軒，接收楊寧史藏青銅器後合影留念（前排左起：康斯頓、沈兼士、楊寧史、羅越、王世襄；後排左起：于思泊、趙儒珍、鄧以蟄、曾昭六、董洗凡）
正當王世襄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自己所熱愛的故宮博物院建設事業中的時候，未曾料到將有一場厄運無情地向他襲來。
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展的“三反”運動，對於新生的人民民主專政政權有著積極意義，但這次運動也對社會發展造成了重大創傷，使得一些滿懷激情立志要獻身新中國建設的人們——尤其是知識分子，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曾經為革命資助過經費並利用特殊身份營救過不少進步人士的黃苗子就被打成了反革命；曾經深入虎穴、置生死於度外的潘漢年被定為反革命……歷史對王世襄也開了一個極大的玩笑：正是由於有抗戰勝利後作為清損會平津區助理代表追回大量國寶的“特殊經歷”，王世襄便自然成為故宮“三反”運動中被重點清查的對象，而“理論依據”則是“國民黨接收大員沒有不貪汙的”。
王世襄當時正在廣西南寧附近參加土改運動，“三反”運動一開始，便與其他故宮工作人員一道被緊急召回北京。在東嶽廟集中學習後，王世襄又被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拘留審查十個月，多次被戴上手銬腳鐐，還染上了肺結核，肺與右肋粘連，留下了終身痼疾。審查結果是，沒有貪汙盜竊問題，釋放回家。但同時接到國家文物局、故宮博物院被開除公職的通知。王世襄從此離開了曾經準備終身相許的故宮博物院。
二
離開了曾經要一輩子為之獻身的故宮博物院，是王世襄莫大的損失，也是故宮無與倫比的損失。無論是王世襄對書畫理論的探索，還是對雕塑的研究；無論是對明代傢俱的執著，還是對竹刻的熱愛；無論是對古建築的探究，還是對古代鬃飾工藝的解說，都可以使王世襄成為其中任一領域之翹楚。
尤其是他通過對西方美術、博物的管理、集藏、陳列等親身考察所獲得的豐富的知識經驗，以及精湛的外語，沒有被用到故宮的建設中去發揮作用，更是故宮的莫大損失。
1956年，吳仲超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後，這位求賢若渴的伯樂曾經通過文化部想把王世襄調回故宮博物院工作。但此時的王世襄仍心有餘悸；而惜才的音樂研究所更不願意放走王世襄，他再次與故宮交集的機會就這樣令人遺憾地錯失了，也使故宮博物院錯過了一次糾正自己過錯的機會。
隨後，王世襄被吳仲超院長聘為故宮博物院歷代藝術專門委員和文物修復委員會委員，並在故宮設有專門的休息室。1957年，尚存一些熱情的王世襄誠心誠意響應黨的號召，提出“三反”關押、工作處理等問題，不料又被劃為“右派”。自此，迴歸故宮工作的大門被徹底關閉了。
三
離開故宮博物院，就像王世襄撰寫的《大樹圖歌》中說到的“蒼天胡不仁？問天堪一哭！欲哭淚已無，化淚為苦學”，這種欲哭無淚的境遇，更促使他發奮建立和挽救了一批民族文化的絕學：明式傢俱，中國竹刻，中國葫蘆，北京觀賞鴿、鴿哨，明代鴿經，清宮鴿譜，蟋蟀譜，匠作則例，清代宮廷慣跤運動員喜愛的放大鷹、養獾狗……通過王世襄不懈地窮本究源，許許多多已罕為人知的東西，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工藝，又成為了一門門高雅的顯學。
王世襄先後出版了《廣陵散》、《髹飾錄解說》、《畫學彙編》、《雕刻集影》、《中國古代音樂書目》、《清代匠作則例彙編》（佛作、門神作）、《竹刻藝術》、《故宮博物院藏雕漆》、《中國古代漆器》、《中國美術全集·竹木牙角器》(與朱家溍先生合編)、《明式傢俱研究》（中、英文本）、《中國美術全集·漆器》、《北京鴿哨》、《竹刻》、《說葫蘆》、《蟋蟀譜集成》、《錦灰堆》、《清代匠作則例彙編》（影印各處藏本）、《中國畫論研究》等不下四十種作品，這是隻有爭分奪秒、鍥而不捨的學者才能做到的。
▲ 王世襄的部分著作
▲王世襄為《遊刃集》題寫書名
儘管經歷了種種磨難，受到了莫名其妙的不公正待遇，生活也隨之窘迫，王世襄為國家追回國寶的熱情仍然不減。2003年，王世襄為“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賦詩一首：“為贖中華國寶還，懸金求索不辭艱。一朝展館容瞻賞，萬眾歡欣盡笑顏。”
一批批國之重寶之所以能安然無恙，正是因為有一個個國之棟樑的殫精竭智！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熱血男兒不顧個人安危，憑著一種信念為國家搶救寶藏、為民族拯救文化，功莫大焉！
- END -
閱讀更多 信簡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