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路上遭遇新冠肺炎疫情襲擊的思考之一
【編者按】針對全球新冠肺炎流行，各國奮起抗疫和病毒疫情可能帶來改變世界的影響，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在“全國政協委員移動履職平臺”上，請全國政協常委朱永新任“群主”，建群組織了一個線上的“防控疫情讀書會”，推薦閱讀《病毒來襲》（Nathan Wolfe）、《逼近的瘟疫》（Laurie Garrett）、《生命的法則》（Sean B. Carroll）、《人類終極問題》（袁越）四本書。該委員會副主任葉小文作為讀書會一員，在線上結合自己的學習心得體會，以及與書友的切磋討論，一個多月來連續作了數篇思考性發言。下線後意猶未盡，遂將自己的發言整理成十三篇讀書筆記。筆記總標題原為：《防止中華民族復興進程中的顛覆性風險——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讀書筆記》。徵得本人同意，本公眾號將這十三篇2.5萬餘字的讀書筆記，摘錄彙總，分數次推出，以推動大家的積極思考。
在我們中華民族復興的進程中，要防止出現顛覆性風險。
現在看來，在病毒來襲，在逼近的瘟疫等現實挑戰面前，我們可能有必要把公共衛生安全方面的風險作為民族復興進程中顛覆性的風險之一來認真對待。
我們民族復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就像我們保衛國土安全一樣，要把它作為一個可能出現的顛覆性風險來考慮，這樣很多問題就容易解決。如果我們已經判斷未來公共衛生事件是我們民族復興進程中顛覆性的考驗，甚至概率比打仗還要高一些，那麼就值得研究，值得花功夫去認真對待。
這樣來提出問題，是否可稱作當代中國的“世紀之問”？這使人想起近代著名的“李約瑟之問”。
李約瑟的問題是，“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這個問題振聾發聵，促使一代一代中國人警醒、震驚、深思、探索、奮鬥。現在對“李約瑟之問”，我們已有答案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否定之否定，轉變再轉變，歷史又“轉變”回來了！
但對新的“世紀之問”，我們這代中國人，是不是也應該警醒、震驚、深思、探索、奮鬥呢？
0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作為以“為民族謀復興，為人民謀幸福”為初心為使命的我們這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回答好、解決好這個“世紀之問”。就像一個接力賽，如果跑到我們該發起衝刺的這一棒，卻因為沒有應對好“顛覆性風險”而栽了跟斗甚至被“顛覆”，我們何顏告慰先烈先賢，我們何以面對後世後人？回答好、解決好這個“世紀之問”，當然遠不是談一點讀書體會就可以完成，這是“至少要伴隨我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過程”。但能提出問題並且開始討論，就是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因為話題過於沉重，我們圍繞這個話題的讀書，就要讀出道道；我們圍繞這個話題的議政，就要議出道理。如王陽明所說，“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
我發表過一篇題為《社會學否定之否定的進程及其內在矛盾》的論文（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雜誌，1984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青年作者優秀論文獎），考察社會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誕生和發展，是伴隨著人類對自然認識的發展，對社會的認識也從原始綜合階段向經驗實證階段發展再走向辯證綜合階段的產物。誠如馬克思所說，19世紀以來，自然科學從蒐集材料的科學進入“本質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學，關於過程、關於這些事物的發生和發展以及關於把這些自然過程結合為一個偉大整體的聯繫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41頁)。中國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道法自然”，確是博大精深的哲學思維和戰略思維，放之四海而皆準，時至今日亦精靈，但充其量恐怕還只是“認識的原始綜合階段”。而近代科學，無論是物理學、生態學，還是人類學、社會學，都注重以實證、實驗、實踐為基礎。這恰是我們中國人今天講科學啟蒙、揚科學精神特別要注意的方法，也是今天我們讀書值得注意的問題。
例如，費孝通的《江村經濟》一書，就是在其導師馬林諾夫斯基指導下完成的博士論文，該書被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成為國際人類學界的經典之作。
《病毒來襲》和《逼近的瘟疫》這兩本書，其特點無不是“經驗實證”。我們今天在“新冠來襲”時讀這兩本書，彼時的“經驗”正為此時所驗，彼地的“實證”正為此地所證，“言之高下在於理，道無古今惟其時”，所以儘管是美國學者幾年前的著作，現在讀來也興味盎然。
《生命的法則》這本書，儘管是立足於“生命的演化歷程、生物學思想的前沿探索”，但作者還是很小心地用“經驗實證”的方法。本書的第一部分“萬物有法”，揭示了生命系統通過調節手段使身體內部環境保持“穩態”的規律；第二部分“生命的邏輯”揭示了分子層面上的幾種無處不在的調節機制，但本書的原名並未敢就叫“生命的法則”，這個題目是中國的翻譯者按照中國的思維習慣定的。原作者更看重的，也就是本書的原名和第三部分的題目——“塞倫蓋地法則”，即作者在塞倫蓋地草原上，通過親臨其境的仔細觀察和考證，得出的六條解釋宏觀生態系統運行規律的法則。儘管我不知道作者是怎麼數清楚那些水牛、大象、角馬、狒狒乃至蝴蝶、蚱蜢的變化數量的。作者最後提出“應對挑戰的三大原則”今天讀來仍發人深思，但還是小心地落在“經驗實證”的案例上。
《人類的終極問題》這本書，則是一位中國學者之作，膽子就比較大了，一上來就提出“人類終極”、“道生萬物”的大問題，但他畢竟也還是藉助“經驗實證”的方法，“藉助專業的科學背景、大量的閱讀梳理、實地的採訪調查”來寫的。
02
在我們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如何高度警惕和有效防範“顛覆性風險”這樣一個沉重、複雜的“世紀之問”，需要博覽群書，需要哲學思維。需要哲學思維關照下的博覽群書，需要博覽群書基礎上的哲學思維。
且這種讀書並非坐而論道，要能知行合一。借王陽明的話說，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是“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借錢穆的話說，乃“陽明講學，偏重實行，事上磨練，是其著精神處。”
要再讀毛澤東的《矛盾論》。因為《矛盾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系統地闡述對立統一規律的哲學專著，其論述緊密結合中國革命的實踐，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奠定了哲學基礎。我們博覽群書，不妨再讀此書。我們再讀此書，更要多讀新書。
《矛盾論》從宇宙觀的高度，指出形而上學總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簡單地從事物外部去找發展的原因，否認唯物辯證法的事物內部矛盾引起發展的主張。而《生命的法則》一書揭示的“生命系統通過調節手段使自身內部環境保持穩態的規律”，正是通過生物學的探索擺脫了形而上學，體現了“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辯證法。
人類必須對大自然有足夠的敬和畏！我們對大自然有太多的未知。有那麼多的生物、細菌和病毒，我們根本不瞭解，有那麼多的暗物質我們根本不認識，我們不能無畏地宣稱能夠戰勝大自然。這種“敬畏”並不是以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自然，無所作為甚至束手就擒，而是要以敬畏之心對待大自然，逐步認識，和諧相處，遵循規律，調節自身，保持穩態，生存發展。
我們當然切勿妄言“改天換地”，但也絕不放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夢想。實現這個夢想，必會有“高峽出平湖，當驚世界殊”的一定意義上的“改天換地”，這就需要，一方面與世界、包括與自然界，都要找到新的平衡點；一方面也要為實現“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偉大飛躍的14億人，不斷通過調節手段使自身內部環境保持穩態。這，也就是“改革要不斷深化、開放要繼續擴大”的哲學訴求。
習總書記說，“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天下至理總相通。有一次，我問來自臺灣的星雲法師，你說“看見了夢想的力量”，怎麼看見的？他回答，“習主席提出了中國夢，中國人無不為之感奮。其實全世界的人都有夢想。夢想，就是希望。不過，希望會趨於渺茫，夢想卻總有特別的力量。因為夢想包含著虔誠的心力和巨大的願力。夢想是獨特的意識，它可以上天入地，可以翻山越嶺。人要有希望，更要願力、有夢想。我們中華民族一個大願力，就是民族復興。這也是我的願望，我的夢。”儘管此為“佛言佛語”，竟也符合“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辯證法。
“天道”默默無言，“自然”無比威嚴，外部風險劇烈，顛覆突如其來。怎麼辦？還是要以“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豪邁與勇氣，去爭取、去善於不斷找到正確的因應外界變化、符合客觀規律的調節手段，也要爭取、要善於使自身內部環境在不斷與外部的互動中總能保持穩態。
這是“生命的法則”，恐怕也是實現偉大夢想的“秘訣”，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希望所在。
03
我們的國歌一直在這樣唱著：“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沉痛的教訓總是要痛定思痛。4月5日清明節，習總書記和大江南北14億中國人一起，以國家的名義，一起為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犧牲烈士和逝世同胞深切哀悼，向逝去的生命致哀，向堅韌不屈的生命致敬，向人間的大愛致謝。國旗半垂，汽笛長鳴，14億人長達三分鐘的默哀，既是舉國同哀，也是舉國同思。我們敢於和善於勝利，但絕不陶醉和誇大成功。我們重視和珍惜經驗，也絕不看輕和忘記教訓。我們緬懷英靈，悼念英雄，既是崇尚和勇於犧牲，前仆後繼，也是在珍惜每一條逝去的生命。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人民的生命重於一切，人民的沉痛痛徹心扉。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哀兵必勝從來事，舉國沉思見精神。一個善於從災難中總結經驗和教訓、汲取智慧和力量的民族，必將變得更加堅強、更加不可戰勝；她在災難中失去的，必將在自己的進步中獲得補償。
我們沉思中很要緊、見精神的一條就是，要高度重視、警惕和防範可能對中華民族復興大業帶來重大沖擊的“顛覆性風險”。
有論者指出，公共衛生領域的顛覆性風險，具有未知性較強的特性，特別是對病毒的認知還有很多未知領域；具有不確定性較強的特性，病毒怎麼來的，何時還會再來，不確定性較大；具有不可控性較強的特性，病毒屬於微之又微的微生物界，還具於無隙不入的本領，控制難度較大；具有傷害性較強的特性，歷史上大規模傳染病對人類的傷害超過戰爭，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超過一般的經濟危機；具有反覆性較強的特性，本世紀以來除了薩斯以外，還有多種疫情反覆來襲，人類時常處於疫情危脅之中；具有廣域性較強的特性，病毒沒有國界，重大疫情對地區乃至世界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具有應對複雜性較強的特性，應對重大疫情需要多領域、多學科、多力量、多手段綜合應對，組織協調難度非常大；具有前沿性較強的特性，從預警監視到全網信息共享，從病源探究到病理分析，從疫苗研發到特效藥推出，從疫情分析到發展趨勢研判等，都需要前沿科技支撐，尤其是大數據、地理信息系統、生物技術、生命科學和新材料等，需要動用最先進的科技手段，才能掌握抗疫主動權。
顛覆性風險是不會一蹴而過的，是要一浪接一浪、後浪推前浪地撲過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勿謂言之不預”的，否則何以要標誌為最高級別的風險？否則何以有顛覆14億人民偉業的危險！“顛覆性風險”有時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但只要眾志成城，尚可“挽狂瀾於既倒”；有時卻雖只現蛛絲馬跡，卻也會如“風起於青萍之末”，不要說麻痺大意，哪怕一時疏忽就錯過時機，就只能付出更為沉重甚至更為慘痛的代價。
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我們對“顛覆性風險”就要最講認真。
“顛覆性風險”要放在歷史的大趨勢中來看。什麼情況？薩斯的陣痛還殷鑑不遠，一場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又突如其來。在抗擊疫情的嚴峻鬥爭中，一批醫務人員、幹部職工、社區工作者因公殉職，許多患者不幸罹難。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征程中又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驗。其實，必然性總是要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為自己開闢道路的，在種種偶然性的過程中往往包含著必然的東西，就看我們能不能反思，善不善“吃一塹長一智”。必然性是規律性的主要特徵，只有認識必然性才能把握規律性。自由，無非就是對必然性的準確認識和自覺利用。習總書記2月14日在中央深改委第十二次會議講話，大聲疾呼：“要全面研究全球生物安全環境、形勢和麵臨的挑戰、風險，深入分析我國安全的基本狀況和基礎條件，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全面研究，深入分析，系統規劃，全面提高，可謂字字千鈞，語重心長，還要怎麼說呢？我們真的需要這樣來“最講認真”了。
“顛覆性風險”要放在世界的大環境中來看。什麼情況？那個一度有人公然在大報上撰文幸災樂禍、嘲笑“東亞病夫”的國度，那個直到現在還有什麼議員忙於對中國汙名化、甚至對世衛組織也要潑髒水的國會，現在自己確症的“病夫”已過幾十萬之眾且還在見漲。而中國則以果斷的決策部署、堅定的決心信心、真摯的人民情懷，凝聚起抗擊疫情的強大合力,全黨全國人民擰成一股繩，實現了疫情防控形勢的大逆轉,從最高日增萬餘確診到如今本土疫情傳播已基本阻斷。我們是有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傳統的國度，此時更向世界大聲疾呼，病毒不分國界，也跨越種族；病毒不講政治，對誰都傳染。面對疫情給人類帶來的嚴重威脅，只有國際社會團結起來，才能戰而勝之。我們從來不會在朋友有難時袖手旁觀，更不搞落井下石的勾當。國家雖各不相同，但我們生活在一個地球村，是命運共同體。面對這場空前危機，各國必須超越意識形態的異同，擺脫各種無端的猜忌，尤其是要避免將抗疫合作政治化，團結一致、攜手努力、共戰疫情。
“顛覆性風險”這個話題過於沉重，說起來難免慎終追遠，還需要上升到哲學高度。就是《矛盾論》在論及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係時所指出的，矛盾的普遍性就是共性、絕對性，而矛盾的各各特殊便造成個性、相對性。普遍性即寓於特殊性之中，共性即寓於個性之中，絕對即寓於相對之中。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
保持穩態是“生命的法則”，但穩態乃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的存在形式，不斷打破穩態的風險，不管你高興不高興、看見沒看見，它就在那裡，它總在那裡，乃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的存在形式。我們只能在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中不斷調節，在自身內部環境與外部的互動中不斷適應，才能實現穩態、保持穩態，延續生命、好好活著。
“調節”重要，如何調節？
（...待續）
之一：“李約瑟之問”和“顛覆性風險”
之二：“塞倫蓋蒂法則”和被動中求變“調節”
之三：“修昔底徳陷阱”與搞活“暖實力”
之四：警惕新冷戰格局和擦掌“太極拳”
之五：“上帝之死”和“新人文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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