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中辦下發《關於持續解決困擾基層的形式主義問題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堅強作風保證的通知》。
這份文件可讀性很強。“決不做自以為領導滿意卻讓群眾失望的蠢事”，諸如這樣嚴厲又直白的表述，在文件中實屬罕見。在文件配發的答問中，“發文件紅頭改白頭、正式改便箋”、“以’屬地管理’為由搞責任’甩鍋’”等常見問題被直接點了出來。
為什麼此時專門發佈這樣的文件？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這些困擾基層的頑疾，到底該怎麼破除？
中國政府網截圖
時機
2019年，是“基層減負年”。在當年的新年賀詞中，習近平提出，“要傾聽基層幹部心聲”。應該說，經過一年努力，減負確有成效。
據中辦文件配發的“答記者問”披露，去年年底，在中央政治局專題民主生活會上，習近平明確指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之弊非一日之寒，從根子上減輕基層負擔也非一日之功。他指出，這項工作做得不錯，但不應該只是一年的事情，已經開了個頭，接下來要一直這樣做下去，不要什麼時候又來個文山會海大回潮，要深化拓展基層減負工作，讓減負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眾。
現實的確如此。比如：根據我們在全國各地的調研，此次疫情防控中、尤其是戰疫初期，“表格抗疫”、“一人幹活、多人督查”的現象多有發生。在如此嚴峻的“戰時狀態”，依然出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說明其背後存在一定的深層原因，亟需解決。
突然出現的疫情，使基層幹部投入了極大精力，可以說整個基層都在超負荷運轉。今年對中國而言又十分關鍵，基層幹部一定會面臨比往年更繁重的治理任務。任務多、壓力重，必然要求給基層幹部“鬆綁”“輕裝”，給予更充分的幹事創業空間。
此時，解決形式主義的問題尤為迫切。
圖源：人民日報微博
對症
中辦下發的文件，非常直接地指出了困擾基層的種種形式主義問題。
多頭重複向基層派任務要表格、執行政策“一刀切”；多頭髮文、層層開會；考核時陣仗聲勢大、層層聽彙報、大範圍索要臺賬資料，一味挑毛病、隨意發號施令；調研時搞形式、走過場，同一時間到同一地方扎堆調研，層層陪同，要求主要負責同志出面接待，走“經典路線”作秀；濫用問責、不當問責、以問責代替整改……這些目前各級存在的、並且要直接解決的問題，都在中辦文件中被直言不諱地指出。
從這些接地氣、實事求是的表述能看出，中央深知基層的實際情況，瞭解基層幹部的艱辛付出，更瞭解基層對這些現象深惡痛絕。
過去講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多作為“作風問題”來進行論述，置於主觀上作風不踏實、漂浮的範疇內。但這次下發的文件，不僅將其作為作風建設問題，更將其視為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所在。
文件第七條專門指出，“深化治理改革為基層放權賦能”，“加快制定賦權清單，推動更多社會資源、管理權限和民生服務下放到基層，人力物力財力投放到基層”。
今年2月份，島叔在解讀武漢“大排查”的文章中有一句話：“有責而無權、位卑而事眾，讓社區幹部成了’夾心餅乾’。”當時就有島友留言：“這不僅是社區幹部，也是很多基層幹部不可言說的痛。”
因此，解決困擾基層的形式主義問題，需要合理完善的政策體系和制度空間。
圖源：人民網
異化
近些年，基層負荷增加不少，但治理力量和資源並沒有同步增加。比如人員配備，過去二十年基本沒有增加，普遍缺編。基層人員時常還要被上級各部門抽調。
同時，隨著社會發展，對基層治理能力的各種要求客觀上都在提高。以“留痕”為例，相當於是用一天時間做一件事，還要再花同等時間整理材料——這就導致基層治理超負荷運轉。而且，由於權責不對等，基層做事的自主性空間也有一定程度下降。
這就容易形成“制度異化”。例如，上級部門本來都是“業務部門”，以前職能部門跟屬地政府在處理某件任務時，都是“條塊結合”；現在有一些職能部門卻把本該由部門負責的任務，通過考核體系下放給屬地政府管理，自己卻變成了“業務督查部門”。
這種“職能部門督查化”的弊端就在於，中間疊床架屋的行政機構空心化，自己不處理具體業務，層層交給下級屬地政府，自己只“監督下面幹活”；當一線的業務部門變成督查部門、每一個上級部門都變成了督察部門時，就必然會出現以開會、文件代替落實，或者轉嫁壓力，甚至責任“甩鍋”的問題。
“職能部門督查化”的現象應該引起高度重視，因為其必然孿生出另外兩種現象：“屬地政府背鍋化”和“村級組織行政化”。
為什麼？不妨進行邏輯推演——
上級部門把事情“甩”下來，到鄉鎮這一級，屬地政府就沒有地方可以甩了。事務繁多、考核壓力大，鄉鎮事情做不完，就只能讓村、社區一級本來應當是自治組織的人員“職業化”，來幫他一起幹活；這就導致基層治理體系“懸浮”在基層社會之上，行政化的事務往往都做不完，更沒有時間和群眾直接接觸。
如果本職工作是和老百姓打交道、“打成一片”的村幹部、社區幹部都沒有時間與群眾打交道，上面的各級幹部又如何完全知道百姓所思所想、所急所苦？
圖源：央視新聞
解決
合理防止向基層轉嫁責任、完善幹部擔當機制，尤需合理設計或調整基層治理體系。其間關鍵，就是充分信任基層，給基層幹部“鬆綁”，賦予一定自主性，使之發揮主動性。
基層幹部直接面對群眾，群眾需求千變萬化，不可能完全精準地適用於各種預先設定的條框。這就是各種“土政策”“土辦法”在歷史和現實中都一定程度存在的合理性。基層能跟群眾說得上話、有威信、能做實事的幹部，靠的不是單純的宣講文件、唱高調，而是用百姓的語言、百姓的習慣、百姓的思維解決具體問題。
基層治理，實際上最需要的是這種接地氣的幹部。而形式主義的“套路”、官僚主義的腔調，恰恰製造了對這些幹部的無形桎梏。
此份文件對此多有論述——“及時糾正濫用問責、不當問責及以問責代替整改等問題，不能讓做實事的幹部流血流汗又流淚”；“加強對困難艱苦地區和疫情防控、脫貧攻堅一線幹部的關心關愛，真正把各項待遇保障制度落到實處，建立村（社區）幹部報酬動態增長機制”；“營造鼓勵創新、寬容失誤的幹事創業環境，決不能虧待那些攻堅克難的干將、闖將”……
郡縣治，天下安。基層穩，中國穩。
解決問題需要直面問題。直面問題尤需實事求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有其長期性和頑固性。落實中辦文件，光靠會議、傳達是落實不了的，必須將注意力放在每一個具體的病灶、每一次具體問題的分析和解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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