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2日，武汉封城前一天，来自香港大学的病毒学专家管轶，被全国人民骂了。
他刚从武汉回到香港，就口出狂言：“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是SARS的10倍起跳。”
那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公布，全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是571例。而回顾SRAS，截至2003年8月16日，官方公布中国内地累计报告是5327例。
此言一出，管轶被骂回了香港。而他自己说，他是“逃”回去的。
2020年2月16日，将近1个月过去了。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68584例。
管轶的话似乎被验证了。
但我并不觉得我们欠管轶一个道歉，我也并不打算给管轶正名。而是想看看他的过往，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为何总是口出狂言，又为何能对疫情做出独特的判断？
01
1962年，江西宁都。管家最小的儿子出生了，取名管轶。
“轶”在古语里同“溢”，用作名字常指雅致、出众、卓尔不凡。或许，管轶的父母是想让这个最小的儿子出人头地，才给他取了这个字。
这一年，26岁的钟南山已经在北京医学院留校当了老师，马上就要结婚了。
钟南山不知道，41年以后的春节，他会在广州第一次见到这个经常口出狂言的人，就马上成为了紧密战斗的战友。
管轶的父亲管永彬，在宁都县食品厂上班，在当时算得上是“吃皇粮”的了。管轶的母亲身体不好，在家相夫教子。
他还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尽管一家八口，都只靠父亲微博的工资生活，但在妈妈的操持下也算勉强度日。
管轶从小学习成绩就好，一直是第一名。他说，上小学有一次考了全班第二，他气的在屋子里不出来吃饭。管爸爸忍不住说，这儿子可真是犟。现在的管轶跟小时候的犟如出一辙。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16岁的管轶高中毕业。
他以全县第五名的成绩考上了江西医学院（现在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在临床医学系就读。
管轶有个有名的同班同学，是医学界里另一个特别耿直的牛人，现在首都医科大学的校长饶毅。
饶毅也是江西人，他毕业于南昌10中，前身是教会学校，现在是江苏省重点中学。他曾经说，他本来是能考上浙江大学或者南开大学的，就因为高考时一道20分的数学题存在歧义，最终虎落平阳，成了管轶的同学。
1983年，管轶以全年级综合成绩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跟钟南山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一样，学校让管轶留校任教了。而他的同学饶毅，考到了大城市上海，在上海第一医学院上研究生。这让管轶并不甘心现状。
02
如果说高福院士是从“兽医”到医生，那么管轶的经历就是从医生到“兽医”。
管轶一开始并不是研究病毒的，更不是研究动物流感的，而是一名儿科医生。
在接下来的4年里，管轶开始在江西医学院附属医院里，当儿科讲师及住院医生。
但是，管轶似乎并不甘心在这里当一辈子儿科医生。
他十分喜欢英文，有钱就去订英文版的《China Daily》，努力学习英文。也许，这样会让他看英文文献更加顺畅吧。
1986年，管轶考上了研究生，从江西医学院离开，到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首都儿科医学所，师从张梓荆教授，攻读儿科硕士学位。2018年，儿研所召开60周年学术大会时，管轶还曾作为700多名代表之一回到母校。
1989年，管轶硕士毕业，还是回到了南方，到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任儿科主治医生。
儿科在现在来讲，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最赚钱也最有人脉的科室了。按常理，管轶可以作一名越老越吃香的儿科医生，赚的盆满钵满。但是管轶依然不满足。
那时候的管轶一定想不到，他会从汕头大学的儿科走出去，再回来时，会转行成为动物病毒专家。
03
1993年1月，管轶遇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贵人，李嘉诚。
他申请了李嘉诚基金，成功申请到香港大学医学院，在那里攻读微生物学博士研究生。
这时的管轶，根本想不到，25年以后，自己会见到李嘉诚本人，跟即将要退休的李嘉诚并排站立，给自己当一把手的病毒研究所揭牌。
说起这个转向“兽医”的选择，管轶曾说，当医生，只能救一个人；而当科学家，可以救一群人。
在香港大学，管轶又遇到了他人生的第二个贵人，他的导师，流感专家肯·萧瑞吉（Ken Shortridge）教授。
肯教授不但把自己所学都教给了管轶，后来退休以后还把自己的流感实验室传给了管轶，甚至把他推荐给与自己合作多年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世界上最早研究动物流感的专家罗伯特·韦伯斯特（RoberWebster），让管轶在就读博士期间，就去罗伯特那进修了两年。
1996年，管轶博士毕业后，就继续留在罗伯特院士身边，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0年1月，管轶返回香港大学，被聘为医学院微生物系研究助理教授。
自此，38岁的管轶，在微生物学科里系统学习了7年之后，才开始真正的改行，从儿科医生转身变到“兽医”行业，专注动物流感研究。
管轶说，他是带着任务和使命回来的。
这时候的管轶，在罗伯特院士带领下，已经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申请了课题——“亚洲大流感的准备和防御计划”，研究院每年给管轶拨付几百万美元经费。在这个课题的支持下，从2000年至2004年，管轶在广东地区收集了10万多个鸟类生物标本。
对此，管轶不无骄傲地说：“我们团队从研究范围、深度和广度各方面来说，可以在世界上达到前五，也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全球8个参比实验室之一。世界卫生组织要确定标准，会参照我们的成果。”
这也不难理解，当他逃离武汉时，曾对华南海鲜市场的现场都被破坏而无法取样，表示异常愤怒。广大网友则痛骂他，说他就是来收集试验数据的。
04
2003年2月8日，正月初八，管轶从江西宁都老家陪母亲过完春节，回到香港。
距离香港100多公里之外的中山，一场不知道原因但传染性极强的肺炎，正在悄悄蔓延。
管轶听太太说，很多深圳人到香港来买醋，报纸上说熏醋可以预防流感。
尽管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但是管轶敏锐的警觉，一个研究流感的绝好机会马上要来了。
就在春节前几天，67岁的钟南山从广州被请到中山，与广东省卫生厅的专家组，抢救和会诊已经集中收治的28例不明肺炎病人，并领衔写下了《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
报告第一次给这个病取名，叫做“非典型肺炎”，就是至今让我们闻风丧胆的SARS。
起初，中国工程院的洪涛院士认为病原是衣原体。但事实上，按照衣原体治疗，病人没有好转。
2月9日，上班第一天，管轶决定介入调查。他找到他的同事郑伯健，一起去广州出差。郑伯健是钟南山的学生，答应帮他牵线搭桥。
2月11日，第一场关于非典的新闻发布会在广州召开，钟南山参加了发布会。
发布会后，管轶见到了钟南山，他说，这是第一次见到钟南山。有人说，管轶是钟南山的学生，这可能是从学术界的前后辈推论而来的。
管轶向钟南山讲了自己来自香港大学流感实验室，钟南山表示知道这个实验室。双方当时就签订了协议，约定合作对病因进行调查，钟南山提供病人样本，管轶负责研究，一旦研究出结果，必须双方达成共识之后，才能对外汇报和发布。
管轶说，为了研究这个特殊的病毒，他向他的美国导师罗伯特院士发邮件，仅用不到12个小时申请到了一笔10万美元的调查经费，没有任何条件。
2月12日，管轶第一次拿到了钟南山亲自取样的30多份标本，坐直通车用电脑包越境把标本背回了香港。
管轶把研究方向一直错误的坚持在禽流感上，导致最贵宝贵的30多份标本并没有做出结果。
2月19日，钟南山病倒了，管轶又独自去了广州，在获得许可后自己亲自在医院又取了30多份标本，最终几经周折，带走了6份样本。
3月4日，到香港参加外甥婚礼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退休教授刘剑伦，在威尔士亲王医院被确诊为SARS。紧接着，50名医护人员、17名医学生、28名病人、42名访客在刘教授所在的病房被传染。香港由此有了大量的非典病例。
管轶开始在香港病例身上获取样本。
管轶说，在这期间，军事科学院在国内最早分离出了病原，但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3月23日早上，管轶和另外三名同事接到实验室通知，称可能找到了病毒。四个人马上到实验室去，反复看病毒的电子显微镜照片，确认,这是变种的冠状病毒。这个时间比美国实验室还早了12个小时。
当天，香港大学召开发布会,宣布寻找到SARS冠状病毒。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很快发表了论文，论文没有署钟南山的名字，也没有提及钟南山的贡献。
4月12日，在广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主持的联合攻关组宣布，在广州非典病人身上分离出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是引发非典的主要原因。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组织全球9个国家13个实验室研究验证后，正式确认SARS冠状病毒就是非典的病原体。
但是，这个病原体到底来自哪里，还是谜团。
05
2003年5月开始，管轶多次到深圳市场采集野生动物标本，逐渐开始重点关注果子狸。
5月18日，管轶的实验室证明果子狸携带的病毒与SARS病毒99.8%同源。
2003年10月后，管轶多次到深圳、广州市场上采集野生动物标本，从中都检测到SARS病毒。
2003年平安夜，广州发现一例新SARS病例。而这时候的病毒，已经与2003年初的不同。管轶写了6页报告，论述果子狸是非典的宿主，非典有可能重来，当晚就通过香港中联办报给了北京。
1月3日凌晨，时任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的王智琼，给管轶打电话，说广东方面看到了他的报告，请他过去开会。钟南山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管轶建议，广东必须捕杀市场上所有果子狸。钟南山也向广东高层领导陈述严重性。
2004年1月5日，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冯鎏祥，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报广东省政府批准，决定从今日起关闭广东所有的野生动物市场，同时对外省入粤果子狸进行封堵，并在全省范围内对市场上养殖销售的果子狸采取灭杀行动。
自此，再没有人感染非典。
历史终于翻过这一页。
2004年1月，管轶和钟南山一起成为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主角。
2005年，管轶被聘为香港大学教授，从助理教授到教授，他用了6年。
06
香港大学和汕头大学，这两所管轶生活过和战斗过的学校，成为管轶在香港和内地的两处栖息之地。
2001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和李嘉诚基金会支持下，香港大学和汕头大学联合建了流感中心。这个流感中心是我国对华南地区流感病毒进行系统监测重要科研基地，目前在国际上也备受关注。
管轶一直带领团队在这个中心工作。
2005年12月14日，农业部曾经按照法律要求，对管轶在汕头大学的实验室作出关闭整改的处罚，受到处罚的实验室当时有3家。
2018年1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管轶带领的这个实验室团队参与的"以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项目，获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李兰娟排名第一，管轶排名第三，高福排名第六。
这是我国第一个卫生系统获得的最高级别国家科技进步奖。
2018年6月28日，李嘉诚基金会资助的汕头大学·香港大学联合病毒学研究所，举行新科研楼落成仪式，这是李嘉诚从汕头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位置上退休前的最后一个活动。
管轶作为病毒所所长出席，这些年他的团队已获李嘉诚基金会约两亿港元的资助。
2019年12月，这个实验室被广东省政府列为全省首批10个粤港澳联合实验室之一。
管轶在这里，也收获了一系列学术成就，先后发表了240多篇的SCI学术论文，在世界顶尖的Science、Nature、Cell三大期刊上发表文章超过20篇。
据统计，百年以来，作为第一作者，在这三大期刊上发过两篇以上论文的，大陆总共26人，当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只有1位在列。
07
然而，管轶口出狂言的毛病，跟他小时候的倔强一样，一直跟他如影随形。
2005年，禽流感爆发，管轶在媒体上口出狂言，他说：“禽流感在中国已经失控，全国都是。”试想如果钟南山在媒体上这样说，会是怎样的效果？
2007年，管轶大胆提出：“所有哺乳动物携带的冠状病毒都来自蝙蝠。我们不要总是盯着SARS冠状病毒，而应该上升到冠状病毒理论上去研究传染病。动物源性传染病一定会越来越多。”
2009年，甲型H1N1爆发，管轶不仅大放言论：“疫情大爆发进入倒计时”，还批评世界卫生组织：“我们错过了控制甲型H1N1的黄金时间，仅仅几个小时就有可能上百人染病”，还批评各国政府：“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的重压，导致各国政府怕字当头，应对流感危机难有作为。”
2020年，新冠肺炎爆发，管轶又自爆因害怕逃离武汉，他说：“身经百战，这次感到极其无力，连我都做了逃兵。”
也许还有下一次，不知道管轶到时候还会口出什么狂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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