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在政治領域中，朋黨以及衍生而來的“朋友圈”文化屢見不鮮。各級官員結成朋黨、幫夥、派系和集團，為己方謀取個人和集團利益。團體成員之間相互依靠，彼此迴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體，外力難以撼動。
但是，這種結盟需要以一定的社會關係為載體和媒介，著名學者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就將中國官場形形色色的圈子分析得非常透徹：各式各樣的社會關係使得官員們結成小團體。出生於一省一縣，視為“鄉誼”；同一年考中舉人或進士，視為“年誼”，同年的舉人或進士原則上有彼此關照的義務；通過婚姻關係結成的家庭團體被稱為“姻誼”。關於鄉誼和年誼，滄海君已經分別寫過文章加以分析，這裡就不再贅述，本文著重討論姻誼。姻誼是以婚姻為紐帶形成的親屬之間的情誼關係，雖然這一關係涉及面遠不如以地緣關係為紐帶的鄉誼和以同學關係為紐帶的年誼那麼廣泛，可在格外講究血緣和婚姻關係的古代，作用更加牢靠持久，在古代人類的繁衍和政治發展運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婚誼在發展演變過程中，在婚姻感情關係和利益關係的合力影響下，原本單純的親戚關係的婚誼也逐漸異化，並由此帶來了難以估量的負面影響。
婚誼文化源遠流長
通常情況下，婚誼是同親戚關係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在社會學領域，社會群體大致可分為血緣群體、地緣群體、業緣群體、趣緣群體。親戚關係大都屬於血緣群體，即通過婚姻關係而結成的社會群體。古代姻誼可謂是源遠流長，並與人類的繁衍和社會發展密切相關。
古代中國社會的自然經濟，推動了宗法制度的實行和宗法思想的盛行，“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政”——“家族”是宗法制度的基本出發點，家族既是社會的基本單元，又是文化的重要載體，社會因此得以維繫，因此維護家族的利益、秩序和延續是極為重要的。家族是保證社會穩定及壓抑個人能動性的重要工具。因此不僅是個人的婚姻，婚姻更是家族的婚姻。在婚姻關係基礎上形成的姻誼則是維繫不同家族之間關係的紐帶。
中國最早的姻誼要屬黃帝與螺祖的聯姻了。黃帝迎娶螺祖，一個主要原因在於螺祖精通養蠶織絲技術，黃帝與螺祖的聯姻實際上是黃帝部落與西陵國之間的政治結盟。到了西周時期的貴族社會，衍生出婚姻“門當戶對”的觀念，目的是便於保障既得利益者對於權力和資源的集中與控制,從而保障社會結構與階級層次的穩定。貴(良)賤不婚,是為了維護貴族階級的社會地位，阻止各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既保障了利益集團的權益長久性，更維護社會階層和秩序的穩定。周天子與諸侯、諸侯與諸侯之間形成的婚誼關係成為他們進行政治權力整合的重要工具。
以春秋時期率先稱霸的齊桓公為例，齊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口號，尊崇周室，保護中原諸國免遭周邊民族入侵，又通過葵丘會盟取得霸主地區，在這樣背景下，周王室嫁女給齊國，有利於齊國提高自己霸主的合法性。普遍被中原各國鄙視的秦國和楚國更是通過世代聯姻走到了一起，從秦穆公算起，秦楚兩國長達10多世的聯姻鞏固了秦楚聯盟，對當時的爭霸戰爭有巨大影響，秦國可以支持楚國與晉國爭霸；秦國可以集中力量對付西戎，經營自己的大後方成為獨霸西戎的諸侯。
到了秦漢時期，劉邦舉起義旗，跟隨他起家的大都是沛集團。這一功臣集團的主要成員以劉邦的家鄉泗水郡沛縣和豐邑籍貫為主，其中，樊噲的另一重身份則是劉邦的妹夫，他迎娶了呂雉的妹妹呂嬃。漢昭帝則被做主迎娶了權臣霍光的外孫女上官氏。
更始二年（公元24年），漢光武帝劉秀征戰河北時，為了拉攏真定王劉揚，決定迎娶郭聖通，最終通過這次政治聯姻和劉植的遊說，讓在更始帝和劉秀之間徘徊不定的真定王劉揚選擇了劉秀。
據《後漢書》記載：更始二年春，光武擊王郎，至真定，因納後，有寵。及即位，以為貴人。”
從魏晉南北朝到唐朝滅亡，這一時期政治舞臺的主角之一無疑是士族門閥們，他們之間既互相鬥爭又互相聯姻合作，甚至足以與皇帝抗衡。東晉建立後，由於皇室勢力不足，琅琊王氏家族的勢力和皇室勢力不相上下，甚至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為了拉攏琅琊王氏，晉武帝司馬炎的女兒就下嫁給了琅琊王氏的王敦，這是皇家勢力對琅琊王氏的妥協，對於琅琊王氏整個家族來說，這無疑是對權力的又一次鞏固。
在隋唐時期，位於社會階層最頂層的並不是李唐皇室，而是以“五姓七宗”為代表的士族門閥。他們分別是隴西李氏、趙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與太原王氏，由於其中李氏和崔氏各有兩個分支，所以他們又被稱為五姓七宗。按照自北魏以來形成的不成文的傳統，清河崔氏與隴西李氏、范陽盧氏世代締結婚約，趙郡李氏與博陵崔氏世代締結婚約，范陽盧氏與滎陽鄭氏世代締結婚約，而隴西李氏則與范陽盧氏世代締結婚約等。“五姓七宗”之間締結的世代姻誼，形成了彼此維護家世不墜的力量，使得唐朝時期士族高門將相層出不窮，始終佔據著朝堂的主導地位。
唐朝滅亡之後，在接下來的五代亂世中，士族門閥被一掃而空，再加上宋朝開科取士的風氣大盛，貴族統治的根基已經不復存在，新興的地主階級取而代之，並由此形成了寒門士人上升的暢通途徑。在這種情況下，聯姻不僅僅侷限在權貴階層之間，更多的擴散到不同階層之間，如權貴階層與士子特別是取得功名的士子，這種聯姻帶來的姻誼風氣一直延綿至明清時期。
姻誼異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人是社會生物，為了種族的繁衍和社會交際的需要，由姻緣關係形成的姻誼實屬正常，本就是是一箇中性詞，畢竟每個人都有延續後代和宗族的客觀需要。但是，在古代社會，姻誼往往會被異化，從較為單純的婚姻情意，異化為以政治經濟利益為紐帶，以婚姻關係為核心的利益集團，並由此帶來了難以估量的負面影響。
一是舉薦援引官員往往只問姻緣關係，不問學識能力。本來獎掖後進，為朝廷推薦良才是高級官員的一樁美事，甚至可以因此傳為美談，流芳千古。如果自己的姻親具備良好的才識能力，“舉賢不避親”，獲得舉薦也是無可厚非的事。但是，深受婚姻關係影響的高級官員或帝王往往走向了一個極端，推薦提拔幹部往往只問姻親，不問學識能力。北宋名相王安石進士出身，跟當時禮部侍郎吳待問的兒子吳充是同年，雙方關係密切，後來王安石把女兒嫁給了吳充的兒子吳安特；宋神宗時期，王安石主持變法，同年兼親家吳充是他的得力助手，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變法失敗請求退休，又大力舉薦吳充擔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替自己主持朝政。
再以宋朝大臣秦檜為例，他有一個姻親鄭億年，他的母親王氏為神宗時宰相王珪之女，也是南宋權臣秦檜岳父王仲山的姐姐，鄭億年哥哥鄭修年有一女，後來嫁給秦檜養子秦熺，鄭億年的妹妹又嫁給秦檜的妻兄王喚（秦熺生父），算起來鄭億年和秦檜有三重姻親。紹興九年（公元1139年），奸相秦檜在宋高宗的鼎力支持下，試圖與金國締結和約，此舉遭到大部分南宋官員的反對，他們認為：“金人居心叵測，和議難長久”，主戰與主和雙方在朝堂上激烈交鋒，關鍵時刻，秦檜的姻親鄭億年跳出來，拍著胸口信誓旦旦的宣稱：願意用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擔保宋金和議可恃！於是，宋金第一次“紹興和議”成立，後來，金兵撕毀和議南下，鄭億年飽受抨擊，被迫請辭，但是宋高宗和秦檜感念鄭億年在和議中穿針引線的功勞，又將其提升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廣賜土地錢物，“賜田二十頃，恩數視執政”。
二是在政治活動中，姻誼往往會演變為不同政治家族互相強化政治優勢，互相扶持的工具和媒介，甚至出現了以金錢為敲門磚求婚的情況。這一點在門閥士族身上體現得最為典型。脫胎於魏晉“九品中正制”的門閥士族體制，在南北朝和隋唐時期在政治方面佔據了統治地位。北朝時期，名門望族出身的大臣崔巨倫，有一個姑姑不願意將自己的妹妹卑躬屈膝地服侍北魏統治階層的鮮卑人，在通婚的時候，崔巨倫就勸說，對方的家族地位顯赫，世代高官，可以將妹妹嫁過去。正是由於士族門閥的身份貴重，南北朝時期，地位卑微的庶族人士，都以娶門第高貴的士族女子為榮，即便是丈夫因為連坐沒有了官位的婦女，寒門子弟能夠娶到，都感到無比的榮幸。
據《北史》記載：“崔巨倫之姑不肯令其姊屈事卑族，通婚之時，往往比量父祖。故庶族以娶高門士女為榮，即夫家坐罪沒官之婦女，寒人得之，且榮幸無比。”
甚至出身高貴的士族也以娶到“五姓女”為榮。唐高宗時期的宰相薛元超富貴至極，薛氏也算得上是望族，但是薛元超平生也有“三恨”——三件憾事: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薛元超這樣做到宰相級別的高官，和李家皇室聯姻的人，依然以沒有娶到五姓七望之家的女子做妻子為平生憾事。
為了同高門攀親，以提高自家門第，唐太宗身邊的一些庶族或者普通士族出身的功臣，比如房玄齡、魏徴、李績等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以重金做敲門磚，同高門大戶結親。劉肅說《大唐新語》提及名臣許敬宗嫁女，納資數十萬錢。許敬宗之所以嫁女兒要收取高額彩禮，主要是為了給兒子籌集鉅額彩禮娶尉遲寶琳的孫女。
不僅其他出身士族或是寒族人士希望能與士族門閥聯姻，以提升自己的聲望，連貴為九五之尊的皇帝也對士族門閥之間的姻誼既嫉妒又羨慕。唐文宗曾為太子向宰相鄭覃求婚，希望鄭覃能把孫女嫁過來當太子妃。不料，滎陽鄭氏出身的鄭覃，卻駁了皇帝的面子，而是給孫女選了崔氏家族一個做九品小官的年輕人。氣得文宗直喊：“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
三是在科舉成為仕途主要渠道的時代，進士出身的士子成為權貴富商競相聯姻的對象，其目的在於建立或鞏固未來的利益網絡，在這種情況下結成的姻誼難以逃脫異化的結局。北宋建立後，隨著士族門閥的覆滅，古代社會進入了平民時代，科舉和婚姻是宋代以後精英人士爭取權力地位的雙重手段。正是看到新科進士們身上的巨大潛力，許多達官貴人和民間富豪也打算在張榜之日為自家女兒覓得佳婿。由於每科進士數量有限，且三年一大比，人數最多不過五六百人，再加上不少新科進士早已婚配，與為數眾多有意嫁給進士的適齡女子相比，無疑是僧多肉少，由此形成了宋代獨有的科舉婚嫁文化——榜下捉婿。宋人把“擇婿”說成“捉婿”，又戲稱為“臠婿”，“臠”乃肉塊，可謂比喻形象，又頗帶諷刺意味。
進士考試
從高級官僚的角度看，之所以熱衷於為自家女性挑選進士為婿，主要是考慮家族勢力的長遠發展。以宋代為例，從史料情況看，由於進士考取難度極大，即使是官宦人家子弟也難以世代中進士，一旦子弟不爭氣，家族勢力不出幾十年就會衰落，這時候挑選仕途潛力之星為婿，無疑是將其綁在了自家家族發展的一條船上，今後的家族勢力有了依靠。對未婚的進士來說，甫一入仕途，就有官場高官做靠山，對自己的仕途發展大有裨益。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
《宋史·馮京傳》和《清波別志》記載了關於宋仁宗時期名臣馮京狀元及第時被“榜下捉婿”的故事。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馮京參加州試，中解元，次年，馮京參加會試，中會元，再參加殿試，中狀元。連中三元的馮京時年28歲，當時尚未娶妻。當時宋仁宗寵妃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權勢熏天。在殿試放榜那天，張堯佐先下手為強，派人把馮京搶回了自己府上，打算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為妻。見到馮京之後，張堯佐拿出了一條金帶，系在馮京的腰間，對他說：“這是皇帝的意思，您要娶我的女兒”，當然張堯佐是假傳聖旨。張堯佐又安排了一桌豐盛的宴席，並把自己為女兒準備的嫁妝都拿出來向馮京展示。狀元郎馮京微笑著連看都沒看一眼，“力辭”！
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庭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事，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餚來，直出奩具示之。京笑而不視，力辭。
馮京
馮京前腳剛離開張堯佐家，就被緊隨其後的另一位皇親國戚張耆又搶回家，張耆又把張堯佐那套如法炮製一番，馮京又是“固辭”。馮京之所以拒絕這兩位皇親國戚伸出的橄欖枝，主要是對這兩位的囂張跋扈的行徑很是反感。馮京最終選擇成為名相富弼的女婿，後來馮京自己也官至宰相。而富弼則是前代宰相晏殊的女婿。
去年的熱播劇《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也折射出宋代政治聯姻帶來的姻誼異化的影子。劇中的盛家二哥盛長柏是盛府嫡長子，嫡母王若弗之子，深受祖母和父母重視。寒窗十年考中頭榜進士，入選翰林院，官綬庶吉士。雖是五品京官之子，但這份科舉帶來的優勢讓整個家族都為之一振。即使是當時的豪門大戶也是積極的拉攏攀附，可見其頭榜進士為家族帶來的利益以及未來無可限量的政治影響力，以至於當時來盛家提親的豪門大戶險些把盛家的門檻踩破。而盛長柏最後選擇清流之家，前宰相海家的女兒，則是進一步鞏固其在文官清流中的影響力。
《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劇照
此外，宋朝是古代商業極其發達的社會，商品經濟得到發展，富商大賈眾多。那些中舉的文人又多為出身貧寒的書生，經濟基礎薄弱，提高自己經濟實力的捷徑之一就是和富豪聯姻，於是進士成為商人的女婿，獲得了經濟支持。商人的女兒成為了官員夫人，社會地位瞬間提高，就這樣出現了瘋狂的官商聯姻局面。
四是受個人感情和利益牽絆，姻誼往往最終成為徇私舞弊的幫手。以清朝著名學者紀曉嵐為例，他與與兩淮鹽運史盧雅雨（即盧見曾）是兒女親家，他的女兒嫁給了盧雅雨的孫子盧蔭文，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兩淮鹽引案發，盧見曾因收受 鹽商價值萬餘之古玩，朝廷準備抄他的家產嚴辦。此時的紀曉嵐擔任侍讀學士，經常出入皇宮，知道了這件事。出於姻親關係的考量，紀曉嵐很想提前給盧雅雨通個氣做好準備，但又擔心走漏消息留下把柄，就顯出一個主意，他將一小撮茶葉裝在一個信封裡，然後用麵糊加鹽封好，派人送到盧府。盧雅雨接到這封內外都沒有寫一個字的古怪信後，很快便領悟了其中的奧秘，把餘財迅速安頓他處。結果“查抄盧見曾家產，僅有錢數十千，並無金銀 首飾，即衣物亦甚無幾”。這件事情很快被和珅知曉，並報告乾隆皇帝。在紀曉嵐最終坦白的情況下，乾隆皇帝最終對紀曉嵐從輕發落，發配新疆烏魯木齊三年，盧雅雨也最終死在牢獄中。
結語
出於繁衍後代和社會交往的需要，婚姻關係是人類最基本的社會關係之一，姻誼則是以婚姻為紐帶形成的親屬之間的情誼關係，這一關係在講究血緣和親緣的古代社會，影響力十分深遠和持久。但是，婚誼在發展演變過程中，在婚姻感情關係和利益關係的合力影響下，原本單純的親戚關係的婚誼也逐漸異化，並帶來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
參考資料：《後漢書》、《資治通鑑》、《宋史》、《清波別志》、《清史稿》等。
閱讀更多 滄海拾遺錄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