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琅琊榜》不同,《笑傲江湖》中的江湖與人性


《笑傲江湖》作為金庸封筆前倒數第二部作品,其成就取得了新的突破,是一部極為精彩刺激的武俠傳奇小說,也是一部具有反諷意味的寓言小說。我們一起來分析其中的人性與江湖的內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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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琅琊榜》不同,《笑傲江湖》中的江湖與人性



一、“江湖”的演變



“江湖”一詞並非從一開始就是武俠小說的專屬名詞, 而是演變而來的。“江湖”具有兩層內含,一是地理意義, 一是內在含義。該詞最早可追溯到《史記·河渠書》:“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泛指三江五湖,是個普通的地理名詞。


又有一說,“江湖”原指長江與洞庭湖。把“江湖” 引申為富有文化意指的詞最早出現在《莊子·內篇·大宗師》:“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也有一說是:“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自此,“江湖”一詞被廣泛使用,《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講述的范蠡“乘扁舟浮於江湖”故事從某種程度上承接了莊子“江湖”所表達的一種超然避世的姿態,一種閒然自得的生活意境。




陳平原在《千古文人俠客夢》中討論“江湖”的概念和演變時指出,唐傳奇中“江湖”是遠離朝廷或官場的閭巷民間。宋元話本中的江湖則開始演變為打鬥比武的場所。到了明清兩代,俠客小說類到處都能見“江湖”二字,舊派小說更是將“江湖”提到書名上,例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江湖大俠傳》《江湖怪異傳》。


與《琅琊榜》不同,《笑傲江湖》中的江湖與人性


“江湖”已悄無聲息與武俠小說產生了無法割裂的關係,江湖在武俠小說中主要體現為俠和武的精神,江湖在世俗紅塵中又被詮釋為騙和詐。擁有“武林至尊”稱號的金庸從第一部小說《書劍恩仇錄》開始便大展拳腳地描繪了一個又一個的江湖世界,光怪陸離、血雨腥風、刀光劍影,在《天龍八部》中被詮釋得最為極致,而《笑傲江湖》(下文簡稱《笑》)卻有點反常態意味,作者對“江湖”的態度已不再是昔日的豪情萬丈,而是“笑傲”,一種反思後淡泊的心態。




二、“江湖”與人性



《笑》發表於大陸文革時期的香港《明報》上,文中所涉人物如左冷禪、東方不敗、任我行等身上或多或少帶著鮮明的政治色彩,江湖中如清理門戶、擁戴君王等行徑亦有幾分反諷意味。因此,《笑》在很長時期內被指是對文革含沙射影的小說,被說成是“反政治”小說。


與《琅琊榜》不同,《笑傲江湖》中的江湖與人性


但作者金庸卻表示:“影射性的小說並無多大意義,政治情況很快就會改變,只有刻畫人性,才有較長期的價值。”因而,將金庸的武俠小說看作寫人的小說來加以鑑定,才能重拾其內在的文學性與價值,才能更客觀地分析小說中的江湖與人性。




1.物化的“江湖世界”



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擁有真實而廣闊的歷史背景,如“江湖”與“江山”、“綠林”與“廟堂”、鬥場與戰場、官場與情場,真實歷史人物的虛假故事與虛構的傳奇人物的真實人性,是金庸小說的特點與標誌。


縱觀金庸15部小說,“射鵰三部曲”、《鹿鼎記》及《書劍恩仇錄》是最為典型的虛構人物與歷史人物相互交錯,虛構空間發生在真實歷史時空中的武俠小說。唯獨《笑傲江湖》一書,金庸始終沒給出明確的朝代年份,這使得《笑》擺脫了現實的糾纏,擱淺了時 代的使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江湖”。


江湖大可延伸到通都大邑、深山古廟、大漠荒原,甚至是境外異域,小如客棧會館,住宅農舍,甚至是一洞一穴。陳平原曾談到:“選擇懸崖山洞作為武俠小說的主要場景, 首先是出於俠客學武的需要。”


其次,越是地勢險惡越能凸顯俠客的武藝高強,或是轉危為安、或是絕路逢生,但凡小說都需要一個峰迴路轉,江湖便是一個到處是危機又處處隱藏著生機的地方。在與廟堂的對抗中,《笑》表現出的江湖既不是失意後消極的不合作,也不是積極的造反,而是呈現出不對話、不交流的隔絕狀態。這種狀態使得“江湖”更顯神秘、玄虛,“江湖”中的人更是將人性表現得淋漓盡致。


小說男主人公令狐沖就是這樣一個為江湖而生的人。他原於華山上習武練功,因幾次被師父罰到後山洞中思過,而得神秘大師傳授獨孤九劍等武藝。隨後被逐出師門,下山浪跡江湖,在一次負傷中,途經竹林幽篁被偽裝為婆婆的任盈盈救起。


與《琅琊榜》不同,《笑傲江湖》中的江湖與人性


武俠小說中時常出現“上山”“下山”等詞語,上山既是去拜師學藝,修養心性,下山即為學有所成,自尋未來。一座山便可成就整個江湖。江湖是一個虛實相生,正邪難分之地,時而可締造輝煌,時而可天地覆滅,是一個隨時都能出落俠者、英雄的地方。




2.“江湖”中人



令狐沖作為整部小說中最具完美人格的人物,遭受了許多常人所無法忍受的苦難:被敬愛的師父逐出師門,心愛的小師妹移情別戀,經脈絮亂而生死未卜等,但始終不改大俠本色:在眾多女色面前坐懷不亂,看透生死又將生死置之度外,明知被他人出賣背叛,卻以德報怨。


這樣一位俠骨柔情、武藝高強的俠者,還是個性情中人,他對待友人、親人和愛人至真至誠,如與田伯光不打不相識的俠義相敬;與向問天互幫互助的兄弟情義;對嶽靈珊無望的愛卻仍護其左右,對儀琳師妹的單相思感激涕零,與任盈盈相知相愛等。其人性之光照耀著整部小說。


與《琅琊榜》不同,《笑傲江湖》中的江湖與人性


還有師母甯中則對令狐沖博大而超越一般親情的生命恩情;劉正風與曲洋之間高山流水, 一心只想合奏一曲《笑傲江湖》的美好夙願,二人此段發於藝術又止於藝術的友誼更是把人性的光輝發揮到了極致。難怪有論者指出:“《笑》是金庸寫得最美的小說。”金庸以這些人性之美鋪展小說之情節,同時,也通過揭露邪惡與醜陋凸顯人性光輝。




小說中,與令狐沖形成強烈反差的人物是他從小到大都十分敬重的師父嶽不群。嶽不群為奪取《辟邪劍譜》執意拆散女兒與令狐沖;為練就頂級武功,陰謀算計不惜加害身邊人;為獨掌江湖大權,把自己變得怪模怪樣,甚至走火入魔,逼死自己的妻子,將女兒作為籌碼嫁於林平之。而貫穿於全文最突顯其心狠手辣的是嶽不群屢次利用令狐沖對自己的情義,不斷迫害令狐沖,使其走投無路。


與“真小人”田伯光相比,嶽不群這個人物是十分典型又徹底的偽君子。馮其庸說:“總觀嶽不群的形象,在中國文學史上還沒有第二個虛偽得如此徹底、如此嚴密的藝術形象,這無疑是金庸 的一大貢獻。”與嶽不群相比,強橫霸道之梟雄的任我行有可敬之處,野心勃勃的左冷禪顯得可憐,而堪稱“天下第一”的東方不敗更有點令人意猶未盡之感。這些從一上場就被驗明正身的人物雖少了些許的玩味,但也更顯可愛。




3.正邪之爭



江湖故事最精彩的從來就不是一目瞭然的正邪紛爭,而是亦正亦邪又非正非邪的怪力較量。金庸就曾借張三丰之口道出其對“正邪”問題的終極思考:“這正邪二字原本難分,正派弟子若是心術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


正邪歸屬於本心、意念和處世原則,而不單指傳統道德規範,也不單指宗教崇拜。文中“授譜”一章令狐沖質問費彬:“咱們自居俠義道,與邪魔外道誓不兩立,這‘狹義’二字,是什麼意思?欺辱身負重傷之人,算不算狹義?殘殺無辜幼女,算不算狹義?要是這種事情都幹得出,跟邪魔外道又有什麼分別?”


與《琅琊榜》不同,《笑傲江湖》中的江湖與人性


世間的是非曲直本來就並非如黑白般界限分明,“越界”行為不時有之,或是對道義的模糊,或是對慾望的舉棋不定。嶽不群本為正派子弟,卻為一己私利,落入魔道。諸如此類人物在金庸小 說中不甚枚舉,這也正是其小說最耐人尋味之處:無完全的正邪之分,正、邪隨時隨處都可能發生轉化。如同人的處世之道,沒有絕對的正誤,沒有絕對的善惡。


金庸的《笑》滲透著人性,模糊了歷史性與空間性。《笑》作為一個充滿魔幻意味的地方永恆地存在於人們心中。武林中複雜的人際關係與現實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所形成的交往結構方式有著相像之處。武林中的正邪之爭亦可視為人一生為正誤矛盾的紛爭。




三、“江湖”的歸處



《笑》是金庸倒數第二部作品,之後便有了完全顛覆金庸武俠小說之傳統的《鹿鼎記》。但應看到這種完全的顛覆不是瞬間得來的,而是在其創作中逐漸發覺並最終形成的。


《鹿》之前的《笑》可窺見金庸一反寫作常態的動機。如果說《鹿》是反武俠小說,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說《笑》是反江湖小說。金庸先生在《笑》中描繪了一個風雨飄搖又利益燻心的江湖,人行走在江湖大都是身不由已,但令狐沖和任盈盈卻突破了這種身不由己,二人原本一個可成為恆山派掌門,甚至是五嶽盟主,一個可繼承父願,弘揚日月神教,但二人卻雙雙選擇了隱退,迴避紛亂的俗世,遊歷于山水之間。


這既是令狐沖等二人的歸處,也是金庸先生年老心境的歸處,笑看江湖,笑看人生的淡泊心態。落到每個個體生存上,這般淡泊與不爭才是人生真正的歸處。正如莊子一言: “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也。”金庸先生一聲“嘯傲”,懷著一顆悲憫的心看這個世道。這個世道如此險惡,人心如此難測,但能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實現不易之自由,方是自由理想的意義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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