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帶著滿滿的乾貨，又雙叒叕來啦～
最近，鮑毓明事件沸沸揚揚，高管性侵養女一案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眾所周知，在中國發生的強姦案不在少數，而為什麼這一案件在繁雜的信息流中格外突出呢？從該事件的分析中，網絡輿論的力量可見一斑。
簡單梳理時間線，鮑毓明事件首先在4月9日由國內知名媒體南風窗曝出，公眾號的推送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突破了10w+。再看事件迅速發酵後，各網絡自媒體的標題——
“怎麼收拾鮑毓明式“洛麗塔”犯罪？必須化學閹割！”
“為什麼鮑毓明不可被原諒？”
“性侵養女的鮑毓明，說他們是自由戀愛？自由個錘子自由！”
可以看到，在法院審判之前，媒體已然定調，這又牽扯到了一個繞不開的話題——網絡輿論與司法公正。
輿論是社會評價的一種，是社會心理的反映，它對司法的左右符合人治的特徵，卻背離法治的初衷。很多情況下，輿論帶有強烈的盲目性與非理性。在輿論裹挾中，個體易受暗示，容易輕信，群體成員的盲目衝動也代替了他們作為個體的理性思考。
尤其是在網絡空間中，自由言論機制為大多數人帶來了強大的話語權，這一方面使涉及公眾利益的社會問題更快地受到關注，而另一方面也也為非理性、不負責言論流行創造了極有利的條件。
細數近年來出現在人們視野中的重大法律案件——中國女留學生江歌被殺案、於歡辱母殺人案、藥家鑫案……這些案件在法官宣判之前，哪一件不是經過了“網絡法官”的審判呢？
就拿藥家鑫案來說，媒體把藥家鑫渲染成一個“紈絝子弟”，是“富二代”，他的父親被貼上軍隊高官的標籤，成為社會公眾質疑的對象，而被害者張妙則是在城市邊緣苦苦掙扎。
加害者是絕對的惡，被害人是絕對的無辜、可憐、值得同情，這與今日我們在談論鮑毓明案時何其相像？
再看藥家鑫案的結局，在滔天的輿論中，本應該不偏不倚的居中裁判者法院，陝西省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竟然破天荒的在開庭審理藥家鑫案前，向前來參加旁聽的記者、西安市各高校學生等五百多人發放調查問卷，徵求大家對藥家鑫事件的看法以及庭審的建議。
從這一舉動中，我們看到的是輿論的勝利。可這樣的勝利，真的是法治社會所需要的嗎？
理想的司法狀態是，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法官不應考慮任何體制外的因素，包括輿論的聲音，甚至是大眾的民意，只要依法律和內心確信來進行判斷，所得出的結論不應受任何的質疑。
然而，就現在的法制基礎而言，司法在輿論的呼聲中無法立足，在與民意的對決中無法取勝。一個現實的情況是，不少人已經注意到引導民意，運用媒體和輿論的作用，在一些案件的審判過程中，有部分當事人及其律師會主動聯繫媒體“爆料”，他們希望通過媒體公開的形式，給司法機關“施壓”，或者至少能夠避免司法機關偏袒對方。
面對鮑某明案這樣的悲劇，我們感到憤怒與不平，與幼女發生性行為絕對是無法饒恕，無法洗白的！但是，我們絕不該為了一時衝動而感情用事，無視法律。藉助輿論左右審判，無論結果是好是壞，從法治化進程的角度，並不能稱之為進步。
經常有人抱怨中國社會還不是法治社會，但很少有人意識到，法治不是政府給予的，它的前提是每個人把自己的部分私權利讓渡給公權力，並對公權力有足夠的信心，然後大家一起接受法院裁決的結果。在任何一個法治社會，法院都無法保證絕對的公正，但所有人都還是要接受它裁決的結果，因為這是法治的前提。
當然，你可能會想到，輿論監督豈非原本就是新聞媒體的份內之職責嗎？為何搖身一變，卻成了迫害司法的武器呢？
沒錯，以上細數的輿論審判官們的“種種劣跡”，並不是“輿論監督”的本來面貌。我們仍然需要輿論，推動法治的進步、社會的發展。
還記得孫志堅嘛？勞動教養制度的廢除，就與與輿論的推動密不可分。
2003年，武漢青年孫志剛在廣州被收容站工人人員毆打致死，案件成為廢除收容審查制度的導火索。此後10年，社會各界推倒勞教這堵更為堅硬“銅牆鐵壁”的努力從未停止。2013年8月湖南永州唐慧系列勞教案，經過媒體曝光，引發社會輿論強烈關注，這次輿論風暴給了勞教制度最後一擊。
最終，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為法律正義除掉了一個“怪胎”。勞教制度的廢除，離不開輿論的推動，這一次輿論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因而，唯有尊重事實和法律，輿論與司法才互不侵犯。在鼎沸輿論面前，事實和法律仍應是司法工作者的“定海神針”。作為普通網民，勿忘“輿論監督”與“輿論審判”僅一線之隔，切勿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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