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
美国《西雅图时报》曾这样评论一部中国小说：能塑造一个既能反映一代人、又代表一个民族的灵魂的人物，堪称是一个罕见的文学成就。
《时代周刊》也曾刊文评价：中国过去六十年所发生的一切灾难，都一一发生在福贵和他的家庭身上。
这本书，就是出版于1993年的《活着》。
其实在阅读100部20世纪中国小说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地想：一个世纪的文学，有没有一个总标题？
我之前觉得可以是鲁迅的《药》，因为我觉得近代、现代小说都假定中国生病了，希望文学是一种“药”。
后来我又觉得是销量千万的《家》。因为中国人的故事大部分都发生在家里，围绕着家的范围，同时也是围绕着家的人伦关系。
到了当代，我觉得《平凡的世界》也不错，考虑到这个作品有广泛的影响。
但是到了今天，我想还是以《活着》作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总标题。
从理论上讲，文学是人学，但是晚清定义的主要是“人伦”，五四描写的是“人生”，延安以后写“人民”，而当代文学又再一次回到了“人生”
1.
60后作家
我一向不主张以70后、80后、90后来划分作家群体，但是余华这个1960年很有意思。
80年代后期，文坛有些作家被称之为先锋派，包括苏童、格非、孙甘露等等，余华是其中的佼佼者。他1960年生，就是60后作家，的确跟那一批85年前后出名的50后作家很不一样。
余华写作之前在浙江做了几年牙医，不像莫言、贾平凹、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那批人，在写作之前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影响终生青春记忆的农村苦难历程。
所以莫言的创作老是记住他儿时的饥饿痛苦，张承志必须坚守红卫兵理想主义，史铁生几乎是用残缺的生命在做文学，知青题材、农村生活是阿城一辈子的创作源泉。相比之下，余华更接近于职业小说家。
与他齐名，但年长几岁的这一批作家，他们的写作好像是生命注定、青春血肉，不得不那么写。而余华好像有更多选择，他有更多技巧、风格、匠心的考量，所以他能写几种很不一样的小说。
从早年残酷拷打人性暴力的先锋派探索《现实一种》，到以展览中国古代酷刑来描写“文革”造成的“新狂人日记”的《一九八六年》；从同情底层民众的写实转向——《许三观卖血记》，到将“文革”与“文革”后两个时代对比的《兄弟》。
但是在余华不同阶段、不同方向的小说实验中，《活着》从影响和销量来看是最成功的一部。
从题材上，这部小说描述了福贵一家人历经国共内战、土改、大跃进、自然灾害、“文革”和改革开放整整六个历史阶段。这六个历史阶段都存在于我们过去半年读过的这几十部小说里。
从《小二黑结婚》《财主底儿女们》《围城》开始，整个当代文学一直都在讲这六个阶段的中国故事。
所以我不得不承认，《活着》好像是一部几十年当代小说的精简缩写本，将我们读过的那么多杰出的中国小说简明扼要地再说一遍。
2.
“他是那种能够看到自己过去模样的人”
《活着》的叙事方法是两个“我”：一个是下乡采风的文青，另外一个是向这个文青讲述自己一生故事的老农民。文青当然代表了对老农民的一种观照和感慨，但是他很少打断，也很少议论。
在解放前，或者说旧社会，福贵是一个地主的败家子，家有百多亩地，而福贵只热衷于嫖和赌。
“这个嫖和赌，就像是胳膊和肩膀连在一起，怎么都分不开。后来我更喜欢赌博了，嫖妓只是为了轻松一下，就跟水喝多了要去方便一下一样，说白了就是撒尿。
赌博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是又痛快又紧张，特别是那个紧张，有一股叫我说不出来的舒坦。”
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作家在小心地寻找一种农民能够说的文艺腔，比如“撒尿”这个词比较农民，“又痛快又紧张”，就稍稍有点文艺。
作为地主儿子，福贵显然不像路翎笔下的“财主底儿女们”那样在时代大潮当中挣扎沉浮；也不像后来《古船》描写的抱朴一样，受很多迫害，还苦读《共产党宣言》。
福贵的腐败少爷形象，我们熟悉，想想左联文学的《官官的补品》，也是第一人称洋洋得意地炫耀自己的恶行，说明这是作家余华比较陌生的一个历史阶段。
就像同时期的王安忆在《长恨歌》里写旧上海选美一样，他们主要是依靠第二手的文本材料，也就是依靠批判民国的左翼文学去想象，但这也大致符合后来几十年多数中国人对万恶旧社会的公众想象。
余华的这个旧社会的故事，和吴组缃、萧红、茅盾他们的左联文学基本上吻合。除了贤妻家珍，这是一个重要的伏笔。
开头，听故事的文青“我”就加了一段议论：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确实遇到了许多像福贵那样的老人，他们穿得和福贵一样的衣裤，裤裆都快耷拉到膝盖了。他们脸上的皱纹里积满了阳光和泥土，他们向我微笑时，我看到空洞的嘴里牙齿所剩无几。
他们时常流出混浊的眼泪，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时常悲伤，他们在高兴时甚至是在什么事都没有的平静时刻，也会泪流而出，然后举起和乡间泥路一样粗糙的手指，擦去眼泪，如同弹去身上的稻草。”
现实当中，福贵也就是“福贵们”中间的一个。所以余华一直说他要写一种真实，他说我的真实不是生活里的真实，生活实际上是不真实的。
余华又写到了福贵的特别：“他是那种能够看到自己过去模样的人。”
这句话很精辟，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所读的大部分杰出的当代小说，都是希望中国人能够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
3.
福贵一家的悲惨生活：多厄运，少恶行
世事难料是《活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没落后的福贵种着土改分来的五亩地，带着贤惠妻子家珍、聋哑女儿和小儿子有庆，如何开始他的“创业史”？又如何走向50年代新生活？
地主儿子福贵赌光了家产，捡回了两次命：第一次是在战场上没被打死，第二次是赢钱的赌棍当了地主被枪毙了，福贵一家人开始了穷人的新生活。
大概在50年代中期，正当梁生宝要带着贫苦农户走向金光大道的时候，福贵一家的生活出现了实际的困难。这个曾经嫖赌成性的地主少爷很快变成了头发花白的劳苦农民。
为了省钱让儿子读书，福贵跟家珍商量，想把女儿凤霞送人。小说里将凤霞送人时，女儿的眼泪在脸上哗哗地流。
到了别人家，凤霞要伺候两个老人。这边，小家伙有庆也不干了，他说：“我不上学，我要姐姐。”福贵就打，打得儿子上学以后，屁股都没法坐在椅子上了。
过了几个月，女儿凤霞跑回来，福贵还是要送她回去。
“那一路走得真是叫我心里难受，我不让自己去看凤霞，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天黑了，风飕飕地吹在我脸上，又灌到脖子里去。凤霞双手捏住我的袖管，一点声音也没有。”
因为她走路脚痛了，福贵又揉揉女儿的脚，最后就背起女儿走。
“看看离那户人家近了，我就在路灯下把凤霞放下来，把她看了又看，凤霞是个好孩子，到了那时候也没哭，只是睁大眼睛看我，我伸手去摸她的脸，她也伸过手来摸我的脸。”
这里可以看到，叙事简单，像老农，又有戏剧性。在朴素和煽情之间的分寸，余华很能把握。
《活着》就是由几十个这样的用叙事来抒情的细节连贯而成——
回到家里，家珍看到我们怔住了，我说：“就是全家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
在中国人的宗教里，“活着”从来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一家人的事情。
小说的第三个阶段是人民公社。五亩地归公，乡亲们都吃共产主义食堂。
这时的余华其实还没出生，他要靠第二、第三手材料来描写“大跃进”。但是《活着》这时就和《创业史》分道扬镳了。
余华写“大跃进”，基本和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炜的《古船》一个基调，但是没有《古船》那么夸张、荒诞，因为他要保持福贵的麻木和无知的状态。
同样写“大跃进”的疯狂和后来的灾难，余华是写荒诞。不议论，多细节，少背景，不寻原因。这大概也是《活着》在写了那么多灾难之后，今天还可以成为畅销书的原因。
“大跃进”阶段，任劳任怨的家珍病了，软骨病。所以小说写：“看着家珍瘦得都没肉的脸，我想她嫁给我后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没过多久，饥饿的浪潮来了，小说悄悄地转入了第四个历史时期——“三年自然灾害”。
当然，“自然灾害”是一个习惯性说法，至于灾害里有多少是天灾，多少是人为的灾祸，就不是《活着》要直接回答的问题了。
从福贵父子卖羊换米起，《活着》就越来越回归到五四文学的“人生”这个主题了。人首先是要“生”。
换了几十斤小米，不到三个月又吃完了，之后就挖野菜。挖地瓜的时候，就跟一个平常不坏的王四打起来，差点出人命。人为了一个地瓜，能冒着死的风险。
山穷水尽的时候，家珍生病了也硬撑着进城，从父母口中挖出一些小米，放在胸口带回来。但是一煮粥，烟囱冒烟，村民都看见，饿极了的队长也上来要分上一口。
从公社到“自然灾害”，农民无穷无尽地受苦，但是小说里没有一个坏人——多厄运，少恶行。
4.
悲惨年代的善良家人：
多美德，少英雄
再进一步说就是小说的第三层主题了：多美德，少英雄。
余华被人称为先锋派作家，早期的《现实一种》里的人性解剖真的写得很残酷。但实际上，这一辈作家当中，余华最擅长写老百姓的善良美德。
福贵的妻子家珍就是一个这样的好人。
很多人可能并不相信百分之百的好人，婚姻、爱情更难有纯粹的高尚，但《活着》里的家珍，她不仅是个好人，而且几乎令人相信这样的好人真的存在。
小说开始时，她跪求败家子戒赌，被打耳光也不怨恨，几乎是圣人的境界。之后丈夫失踪，被抓了壮丁，几年里，她独自带大儿女，多少艰辛。
后来女儿聋哑，被人欺，儿子养羊，又归公。一会儿煮钢铁，一会儿挖野菜。就像福贵自己说过的，她本来也是富家女，嫁了男人以后，没有一天好日子，可是从来不抱怨。
到“三年自然灾害”，家珍病倒了，但还是要去挣工分，还到娘家去求救，最后摔倒，起不来了。福贵说：“家珍算是硬的，到了那种时候也不叫一声苦。”
她还要把自己的衣服拆了给儿女做衣服。衣服没有做成，家珍连针都拿不起了，她说：
“我死后不要用麻袋包我，麻袋上都是死结，我到了阴间解不开，拿一块干净的布就行了，埋掉前替我洗洗身子。”
本来觉得这已经是非常惨的临终之言了，可是最近看到意大利新闻，有很多人进了棺材，家人连面都见不到，真是世事难料。
在《活着》这本小说里，在家珍身上，读者几乎找不到缺点。
照理说，这样写人物不大能够令人信服。余华，或者说福贵，就是用很多世事难料的细节，一波接一波，完全出乎读者期待。
某一天，有庆学校的校长，他是县长的女人，生孩子大出血，教师就集中学生在操场上要他们去献血。学生们很踊跃，跑去医院，有庆也被抽血了。
抽一点血就抽一点，医院里的人为了救县长女人的命，一抽上我儿子的血就不停了。抽着抽着有庆的脸就白了，他还硬挺着不说，后来连嘴唇也白了，他才哆嗦着说：
“我头晕。”
抽血的人对他说：“抽血都头晕。”
结果有庆脑袋一歪摔在地上，医生才发现心跳都没了。
大概是多年后的回述，老汉也没有加多少感慨用语，只说他找到医院去，找来找去总算找到一个医生，问清了名字，医生说：你有几个儿子？然后说：“你为什么只生一个儿子？”
不仅老婆家珍，儿子有庆也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善良至极的人物。
我们刚才说《活着》一直只述厄运，不查原因，只见苦难，不见恶人。这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坑害百姓的符号——县长和县长女人。
突然间，干群矛盾突出了，是不是需要有点问责了？
正当福贵怒火朝天的时候，找到了县长。结果发现县长是当年一起在战壕里的小战士春生。
这一下子，淡化了本该激化的民众和政府的矛盾、官民的冲突。
既然是当年共生死的战友，小说写他们回忆起了往事：
说着我们两个人都笑了，笑着笑着我想起了死去的儿子，我抹着眼睛又哭了，春生的手放到我肩上，我说：“春生，我儿子死了，我只有一个儿子。”
春生叹口气说：“怎么会是你的儿子？”
“春生，你欠了我一条命，你下辈子再还给我吧。”
这种细节，一个连一个，多而且惨。叙事节奏推进得很快，所以人物性格虽然刻画得不太完美，人们还是很容易被感动。
接下来写福贵背着儿子的尸体回村庄，在父母坟头埋了。他想瞒家珍，但瞒不了。所以就背着老婆去上坟。回家的路上，家珍哭着说：“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来了。”我们知道他之前不穿鞋子地跑步。
福贵说：“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有次我请余华到我的大学做讲座，他特别提到了最后这句话。他说把月光写成像是洒满了盐，是经过反复推敲的。
怎么让一个农民在这样极度悲伤的情况下写月亮呢？古今中外，写月光千万种，说它像盐，真是很特别了——要写出农民心理，又要让作家抒情。
5.
活着，2020
我们说过《活着》的一个情节框架就是世事难料。
从福贵的父亲、龙二到有庆，再到凤霞、春生、家珍，再到二喜、苦根，福贵眼看着跟他生命有关系的人七八个先后死去。
“八死一生”，老人最后买了一头牛，孤苦伶仃地活着。
回顾一下：这部小说为什么持久畅销？《活着》到底怎么样简化缩写了当代文学几十部作品中的中国故事？而《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活着》的情节，第一特点是多厄运，少恶人。
小说的确写了一个家庭经历了内战、土改、“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和包产到户各个历史阶段，他一家人受的苦难，大概比任何一本小说都还要多。
但是作家并不特别强调这些苦难的社会背景，也没有突出的坏人恶行。这叫“多荒诞，少议论，多细节，少分析，多流泪，少问责”。
所以苦难就等同于厄运，好像充满了偶然性。
这样一来，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苦难就和社会、政治、历史的背景拉开了距离。所以这部小说是可以承受的沉重宣泄，但又不直接关乎体制。
第二，《活着》的特点是赞美德，无英雄。像家珍、有庆、凤霞，甚至苦根，福贵身边的家人、穷人，全都是道德完美、善良无暇。
说得再主旋律一点，就是厄运不断，仍然心灵美。他们道德高尚，但他们身份平凡，命如野草，他们不想，也做不了英雄。
说到底，余华的《活着》最受欢迎的关键两点，就是厄运和美德。
中国人对贫穷、苦难有太多的记忆，对人伦的美德又有太多的期盼。
虽然没有谁的家里真的连遭那么多厄运，但是谁的家里在这几十年风雨中，都可能会经受各种灾祸病难。谁都需要咬咬牙，抓住亲人的手活着。
从农民角度看共和国史，虽然很多灾祸、很多危难，但是家人没有背叛，道德没有崩溃。凡是人民自觉而且持久喜欢的作品，总有它的能量。
从艺术上来讲，我们说《活着》是对很多其他小说的成功简化。
“世事难料”，在《活着》里面，本来只是将苦难偶然化的一个情节手段，没想到到了2020年再读，“世事难料”就成了世界命题了。
谁也想不到“活着”这个主题超出了中国故事的范围，这也真的是“世事难料”。现在世界范围内，人们也盼望只有厄运，没有恶行；只有美德，没有英雄。
内容摘编自许子东主讲节目《20世纪中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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