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尔文明 " 东扩 "：阿富汗法罗尔丘地出土四千年前银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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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法罗尔银杯及其他窖藏器物的研究可知，约四千多年前，阿富汗地区不仅存在由东向西与苏美尔文明的青金石等矿物贸易，同时也存在苏美尔文明自西向东的艺术和文化传播，其物证边界已经抵近我国新疆地区。苏美尔文明元素很有可能就此跨越帕米尔高原进入我国西部，但其可行性和传播路径尚需更多考古资料和研究加以佐证。
阿富汗出土一批金银器窖藏，揭示四千年前，苏美尔艺术的东传之路。
法罗尔银器上的野牛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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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罗尔银器的发现
1966年7月5日，阿富汗巴格兰省法罗尔村农民在务农时，意外发现一批金银器窖藏。村民随后将这批金银器切割均分。在政府人员的追缴下，共收回17件金银器物和残片。本文所述银器（残片，图一）就来自这批窖藏。由于村民的误导和保密，这批窖藏的确切出土地点尚不得而知。[1]
图一：法罗尔银器器身（切割成两块）[2]
这批窖藏初步确定为阿富汗青铜时代文物（公元前2600-前1700年）。[3]很多研究者认为，这批金银器窖藏属于阿姆河文明（Oxus Civilization），也称巴克特利亚-马尔吉亚纳考古共同体（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缩写为BMAC），年代约为公元前2200-前1900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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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罗尔银器的制作工艺
被追回时，这件银杯已经被切割成三块，包括切成两半的近长方形的器身（图一）和一块内凹的近圆形器底（图二）。[5]根据器物残块复原可知，这是一件弧形底直筒银杯（图三）。[6]
图二：银杯杯底和纹饰
图三：银杯复原图和杯底线描图
这件银杯的杯身和杯底没有接痕，说明整个器身银料为一体。杯身整体图案部分外凸内凹（图一），杯身表面不见锤揲造成的挤压痕（图四）[7]。因此这件法罗尔银杯不是通过锤揲工艺一体敲锤而成。银杯器身广泛分布成片的细小不规则状凹坑（图五），这种凹坑常见于金属铸造过程，通常与模具材料硬度和磨损程度、雕模精细程度、浇注过程中空气和金属的冷却收缩等因素有关。因此这件法罗尔银器应是一体模铸而成。银杯上一头母野牛的后腿与杯壁间可见一道裂缝，裂缝边缘为不规则锯齿状（图五），可能是杯身变形时（村民对银杯进行切割展平）的应力使银杯较薄部分破裂造成。这部分刚好是杯身表面外凸图案与正常杯壁结合的地方，同侧其他部位未出现裂痕。因此，可能是内外范的细小偏差，造成浇注时的局部挤压，使得内外范凹凸相接部分较杯身其他部分更薄，并在变形时易出现裂痕。
图四：萨珊波斯银器上的锤揲痕
图五：法罗尔银杯表面的工艺特征
图六：银杯上的轮廓线和錾刻纹饰
银杯上动物（野牛，Bison）的轮廓线为专用工具錾或刻画而成（可能为青铜凿子或刻刀等工具）（图六）。动物头部和腹部的毛发纹饰、眼睛、舌头、脚蹄、局部关节、牛尾尖部束状毛发、两头动物间山丘上的短触线等（图六，图七，图八），则为錾刻或刻划而成。
图七：银杯上两牛头间山丘
图八：银杯上的牛尾和磨损痕迹
该银杯器身和底部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图八，图二），说明其应为实用器。由于其为材质贵重、工艺精美的银器，应是当时某位重要人物（地方首领或宗教人物等）于特殊场合（祭祀或重要仪式活动）使用的器物，所乘可能为酒精饮料、奶、宗教饮品或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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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罗尔银器的纹饰
这件法罗尔银杯的外杯壁饰有四头野牛（Bison）图案（图一）。杯身上的四头野牛身体健硕，肌肉发达、紧绷（图五）。四肢左右分开作行走状，头身向左的牛的右侧腿在前，而左侧腿在后；头身向右的牛，则左侧腿在前，右侧腿在后（图九）。尾巴直垂，牛尾尖部呈锥形，并饰有直垂的毛发。腿部关节和蹄部刻画写实（图八）。牛角呈S形，银杯采用侧视构图，只能看到一侧的牛角，所以呈现S形独角牛的效果（图六）。银杯上的牛睁大着眼睛，头部、脖子、肩部、后肩胛骨至腹部装饰多条平行带状纹饰，每条带状纹饰上刻划有与牛角尖弯曲方向相同的一圈旋纹（图六）。
根据牛角的特征，可以把各种器物上的牛图案分为"S形独角牛"（侧视构图造成的视觉偏差，实应为对角或双角），相应的还有"S形对角牛"、"C形对角牛"、"尖角独角牛"、"尖角对角牛等"等。法罗尔银杯上的牛为"S形独角牛"。
图九：银杯上的山丘左右对牛图
可以把银杯上的图案分成相同的两组。以图九为例（取中间两头野牛为一组）：左边的野牛向右昂头、瞪眼、张着嘴、伸出舌头做咆哮状；右边的野牛向左俯身垂头，牛角尖部低于左边野牛的下嘴唇，眼睛低垂，嘴部闭合，作驯服和膜拜状；两头野牛之间的地面上有一座山丘状物体。另外，左边野牛腹部下方有明显尖突，表现为其雄性特征（雄性生殖器），说明左边为雄性野牛；右边野牛腹部平滑，并无雄性特征，说明其为雌性野牛。这种雄性特征的表现，在两河、埃及、印度河谷等文明的动物图案上均能看到（图十，图十一，图十二）。
图十：两河欧贝德遗址出土的早王朝三期雄性青铜立牛[8]
图十一：埃及古王国时期浮雕壁画上"S形对角牛"的雄性特征体现[9]
十二：印度河谷文字和"C形对角"瘤牛印章[10]
法罗尔银杯纹饰的构图方式比较特别，包括两组相同的对牛图：雄性和雌性野牛头角相对于一座山丘两侧，两组对牛图成镜像形成环绕银杯的连续图案（图一，图十三）。
图十三：法罗尔银杯上牛尾相对的连续图案
这件法罗尔银杯的凸状底部，刻划"星纹"图案（Star Motif），由围绕圆环的八组放射状分布的束状卷须纹饰组成（图二）。[3]中间的圆环刻有27条辐状线条，其周围的束状卷须纹分别由8条或9条束线组成，卷须的末端像乌尔王陵出土的大胡子牛的胡子一样卷曲（图十四），[11]8束卷须的卷曲方向一致，视觉上呈旋转状（图二）。
图十四：乌尔大里尔琴上的大胡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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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尔文明器物上
与之相关的牛图案
从乌鲁克四期（约公元前3200年）至古巴比伦帝国（公元前18世纪）建立之前的这段历史，可以称为苏美尔文明时期。[12]两河文明乌鲁克后期至杰姆鲁德纳什尔时期（公元前3300-前2900年）的滚印上已经能看到这种"身体健硕，肌肉发达紧绷；四肢左右分开呈前后站立状；尾巴直垂，尾巴尖部呈锥形；腿部关节和蹄部刻画得很写实"的"S形独角牛"（图十五）。[13]祭司王（Priest King）正在喂食这些牛。这时期两河文明滚印图案上的牛还没有精细的刻画卷曲的毛发和明显的性别特征（或者性别特征未能在滚印上准确的体现出来）。
十五：乌鲁克滚印上祭王喂食群牛图
乌鲁克出土的石灰岩大祭瓶上为浮雕"S形对角牛"，其刻画有胡子和腹部明显的雄性特征（图十六），这个大祭瓶的年代为杰姆鲁德纳什尔时期（公元前3000-前2900年）。[14]
图十六：乌鲁克大祭祀瓶
乌尔王陵出土的"乌尔军旗"（Ur Standard）为"S形独角牛"，牛的尾部直垂，雄性特征明显（图十七）。"乌尔军旗"的年代为早王朝三期A段（公元前2550-前2400年）。[15]
图十七：乌尔军旗上的牛图案
乌尔王陵出土的"大里尔琴"上为"C形对角牛"，其青金石胡子清晰的刻画出胡子束末段的卷曲（图十四）。其年代为约公元前2450年。{11}
两河文明欧贝德宁胡尔桑伽神庙（Ninhursanga Temple）遗址出土的浮雕镶嵌壁画上为"S形独角牛"，其与乌鲁克后期至杰姆鲁纳什尔滚印上的"S形独角牛"形象基本一致："身体健硕，肌肉发达紧绷；尾巴直垂，尾巴尖部呈锥形；腿部关节和蹄部刻画得很写实"，作行走状。这时的"S形独角牛"已经刻画出胡子（未刻画毛发和卷曲）和清晰的雄性特征（图十八）[16，17]。宁胡尔桑伽神庙出土的这些牛浮雕镶嵌壁画的年代为早王朝三期B段（公元前2400-前2250年）。
图十八：欧贝德遗址出土的浮雕"S形独角牛"
埃博拉（Ebla）王宫G区L.4436号屋址出土的石灰岩浮雕镶嵌板上大胡子牛为"S形对角牛"，"四肢左右分开呈前后站立状；尾巴直垂，尾巴尖部呈锥形；腿部关节和蹄部刻画得很写实"，而且具有明显雄性特征。"S形对角牛"还睁大眼睛，头部、脖子、肩部装饰末端卷曲的胡子，胡子卷曲方向与牛角尖弯曲方向相同（图十九）[18]。与法罗尔银杯上不同的是埃博拉王宫浮雕镶嵌板纹饰的"S形对角牛"头部刻面为正面，可见双S形角和双目（图十九）。埃博拉"S形对角牛"的年代为公元前2350-前2250年。
图十九：埃博拉王宫浮雕板上的牛
阿卡德时期（公元前2350-前2150年）较少见"S形角牛"的图案，无论是"S形独角牛"，还是"S形对角牛"都不常见。这时期比较多见"C型对角牛"形象的大胡子牛和水牛图案（图二十，图二十一）[19]。神袛戴着角帽（对牛角的演化）的形象常见于阿卡德滚印和浮雕图案上（图二十一）。
图二十：阿卡德时期滚印上的"C形对角"水牛
图二十一：阿达德时期滚印上戴"C形对角"角帽的神袛图案
神袛戴"C形对角"角帽的图案，在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2年-前2004年）的滚印图案中还能见到（图二十二）[20]，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公元前二千纪的古巴比伦和中巴比伦时期。但是，"S形独角牛"图案在乌尔第三王朝比较少见。
图二十二：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滚印图案上戴"C形对角"帽神袛
可见从公元前四千纪末，"S形独角牛"图案开始出现于两河文明图像学中，至阿卡德帝国时期逐渐消失。
直到新巴比伦时期"S形独角牛"图案再度出现于两河流域。兴建于尼布甲尼撒二世时期（公元前604-前562年）的新巴比伦城伊斯塔尔门上的浮雕釉砖公牛（图二十三）既为"S形独角牛"。[21]其基本采用乌鲁克后期至杰姆鲁纳什尔时期滚印上的"S形独角牛"图样，可视为新亚述-新巴比伦时期苏美尔复古风的表现之一，公牛的雄性特征突出。只是这时期的"S形独角牛"较苏美尔时期身上毛发有所变化（增加了背部毛发），牛的垂尾发生弯曲，其弧度与后腿曲度一致。另外，新巴比伦时期的"S形独角牛"的行走样式与苏美尔时期不同，其左右侧脚的前后位置正好与苏美尔时期相反（图十五，图十八，图二十三）。伊斯塔尔门浮雕釉砖上，头身向左的牛的左侧脚在前，而右侧脚在后；头身向右的牛，则右侧脚在前，左侧脚在后。
图二十三：新巴比伦帝国时期伊斯塔尔门上的浮雕釉砖
波斯阿契美尼德时期（公元前550-前330年）基本继承了新巴比伦时期"S形独角牛"的艺术风格，具体表现在苏萨王宫浮雕釉砖"S形独角牛"图案上。波斯阿契美尼德釉砖上的牛增加了翅膀，尾部呈上扬状（图二十四）[22]，与两河文明的垂尾样式不同。牛的脚步构图与新巴比伦一致，与苏美尔时期相反。另外，波斯阿契美尼德时期"S形独角牛"未突出雄性特征，可能与牛的宗教在波斯契美尼德时期与新巴比伦时期不同有关，也或许是波斯阿契美尼德艺术的惯例。[23]
图二十四：波斯阿契美尼德时期的浮雕釉砖
另外，苏美尔文明时期，两河流域除了流行"S形独角"图案，还有"S形对角"、"C形对角"图案。尤其是自阿卡德帝国开始，"C形对角"图案在两河流域的图像学中非常流行，而"S形独角"却不见踪影。无论是哪种角形的牛图案，苏美尔文明时期的牛尾都采用直垂样式，而且均明显突出牛的雄性特征。苏美尔艺术中的"S形独角牛"图案里通常不表现出牛的胡子和身体毛发卷曲，在"S形对角牛"图案中才会出现（图十九）。胡子和身体毛发卷曲一般伴随"C形对角""大胡子"牛图案一起出现（图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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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罗尔银杯上的文化元素
与早期东西方文明交流
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都普利（LouisDupree）认为法罗尔银杯上的牛形象可能和印度风格有密切关系，很可能是伊朗风格印度化的结果。他还认为法罗尔金银器上牛尾巴直垂的样式具有印度河谷风格。[24]
但是根据前述研究可知，法罗尔银杯上野牛图案的"S形独角"、胡子和身体毛发卷曲、身躯肌肉和关节刻画、雄性特征体现、行走的四肢构图、直垂样式尾巴等，都可以在苏美尔文明的图像学中找到对应传承传统。所以法罗尔银杯纹饰的影响因子并非源于印度河谷文明，路易斯·都普利的观点值得商榷。
印度河谷文明（公元前2600-前1900年）印章上的动物图案（图十二，图二十五）[25]，在角型、身躯肌肉和关节刻画、雄性特征体现、行走构图、直垂样式尾巴等方面，也明显受到了苏美尔艺术的影响。但是印度河谷文明对苏美尔艺术也是有选择的吸收，例如苏美尔艺术中典型的大胡子牛样式，就没有体现在印度河谷文明图像艺术中。
图二十五：印度河谷文明印章上的"独角兽"（Unicorn）
法罗尔银杯上"二牛对山"样式也可以在苏美尔文明时期（约公元前2600年）滚印图案上找到类似关系。稍有不同的是，法罗尔银杯上的图案是"S形独角牛"作行走状、一雄一雌、牛头一昂一垂、毛发卷曲表现为旋纹、所对山上无树；苏美尔文明滚印图案上为两头卧姿的大胡子公牛面对长有三棵树的山（图二十六）[26]。而且二者在年代上相差几个世纪，说明法罗尔银杯上的苏美尔艺术影响可能来自间接传播。
图二十六：苏美尔文明时期青金石滚印图案上的"二牛对山"
伊朗苏萨卫城因苏斯纳克神庙（Temple of Inshushinak）基座下出土了一件石碗，材质为石灰岩，石碗外壁浮雕的图案与法罗尔银杯的图案较为近似。这件苏萨石碗外壁雕刻四头浑身毛发卷曲的"S形独角"野牛，每两头野牛之间雕刻一座山丘（山丘上有一棵树）。石碗的年代为公元前2100-前2000年，与法罗尔银碗标注的年代相近（可能法罗尔窖藏定年时也参考了这件器物）。不同的是苏萨石碗上的四头野牛都向右俯卧，牛尾盘至身体外侧，亦没有突出牛的雄性特征（图二十七）。[27]
可能苏美尔艺术先向东传播到伊朗和印度河谷流域，在吸收和融合了当地艺术元素后，再传播到法罗尔丘地所属的巴克特里亚－马尔吉纳文化区域（BMAC）。
另外，法罗尔银杯底部的"星纹"（图三）应该对应"大胡子"牛的束状胡子（图十四）。在一件器物纹饰上同时包括卷曲大胡子和"S形独角"元素的情况，可见于苏美尔文明滚印图案（图二十六）、埃博拉王宫饰板（图十九）和伊朗苏萨卫城石碗（二十七）。尚不知这件法罗尔银碗的设计师或工匠如何获得较其年代更早的苏美尔艺术和同期伊朗古埃兰艺术的营养，可能这件银杯原本就来自伊朗古埃兰文明地区。也不排除法罗尔银杯的制作和设计者的祖辈来自两河流域或伊朗地区的可能，其可能根据先人传承的技艺和纹饰艺术，结合巴克特里亚－马尔吉纳地区的文化特征，在本地制作了这件银器。
图二十七：苏萨卫城遗址出土石碗上的浮雕
再者，法罗尔银器上雌牛面对山丘向雄牛膜拜的构图样式（图九）未见于苏美尔文明，也未见于伊朗和印度河谷流域，在同期的中亚地区亦是孤例，或者至少在上述地区和文化范围不具有普遍性。左右两人或两兽（牛或羊）膜拜"生命树"[28]的图样在苏美尔艺术（二十六）和伊朗地区（二十七）普遍存在，并有传承。但是，"生命树"崇拜的核心似乎是"树"。新亚述帝国时期的印章和王宫浮雕图案上甚至把树下之山都省略了，这可作为"树"是"生命树"崇拜核心的旁证。法罗尔银杯上雄牛和雌牛之间是一座山丘，而且显然不是雄牛和雌牛一起对山丘的膜拜。在法罗尔银杯上的场景中，山丘更像是"道具"，张嘴咆哮到牛舌都伸出来的雄牛，似乎在"宣示"这座山丘属于它，而雌牛低头驯服的样子，似乎是对雄牛权威的膜拜和认同。所以，法罗尔银杯上"二牛对山"的图样似乎包含雌性［29］对雄性[30]和权威的崇拜，与苏美尔艺术和早期近东文明普遍存在的"生命树"崇拜[31]有所不同。
图二十八：纳拉姆辛的山地征服纪念碑浮雕
苏美尔文字中的"山"最初既画写成"品"字形的三座山丘，读作"Kur"，其同时还有国家（Country）和域外领地（Foreign land）的含义。苏美尔文明[12]艺术中，用山来表示被征服的"海外"领地的样式，可见于阿卡德帝国时期纳拉姆辛的胜利纪念碑浮雕。该纪念碑浮雕上，阿卡德帝国的统治者，萨尔贡一世的孙子纳拉姆辛（Naram-Sin）头戴象征神性的"C形对角"帽[32]，率领他的军队征服居住于山地的敌人（可能象征埃兰），而其功绩铭文则刻写在浮雕中他面前的山峰之上（图二十八）。[33]牛在苏美尔文明中与多位神袛有关，如风暴神伊斯库尔（Iskur）或阿卡德（Adad）[34]和月神南纳（Nanna），而C形对角"（牛角）则与神性和神化王权有关。如果将苏美尔艺术中"山"和牛的宗教含义用于法罗尔银杯纹饰的释读，似乎可以解读为象征神权或王权的咆哮雄牛[30]向雌牛[29]"宣誓"对"山"，即国家、领地或（远离苏美尔的）"海外领地"的权威或统治[35]。法罗尔银杯的设计和制作者是否知晓苏美尔语"山"的含义，并借用苏美尔艺术元素来表达占领者或统治者意愿，我们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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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法罗尔银杯上的"S形独角牛"、肌肉和关节刻画、四肢的行走模式、直垂牛尾、雄性特征体现、胡子卷曲、山丘构图等元素，都可以在苏美尔艺术中找到相关性，而且还能看到其在两河流域的传承和向伊朗、印度河谷文明传播的印迹。法罗尔银杯可以被视为约四千年前，苏美尔艺术向东传播至阿富汗东部地区的例证。
由于法罗尔金银器窖藏和巴克特里亚-马尔吉纳文明没有出土文字资料，文中对法罗尔银器纹饰的释读，只能是结合苏美尔文明和其他文明考古材料的一种推测。但是其中包含的苏美尔艺术向东方传播，并被伊朗、印度河谷和中亚等文明所吸收，且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本地化艺术内容的体现是显而易见的。
法罗尔丘地位于今阿富汗东北部的巴格兰省（Baghlan Province）,其东部即是出产青金石矿物的巴达赫尚省（Badakhshan Province）。公元前三千纪中叶至公元前二千纪初，曾有大量的青金石经由巴达赫尚、巴格兰地区向西通过陆上和海上贸易途径运抵两河流域、地中海东岸和埃及地区。通过对法罗尔银杯及其他窖藏器物的研究[4]可知，约四千多年前，阿富汗地区不仅存在由东向西与苏美尔文明的青金石等矿物贸易，同时也存在苏美尔文明自西向东的艺术和文化传播，其物证边界已经抵近我国新疆地区。苏美尔文明元素很有可能就此跨越帕米尔高原进入我国西部[36]，但其可行性和传播路径尚需更多考古资料和研究加以佐证。
苏美尔之牛，东方之路！
参考文章
1.Fredrik Hiebert and PierreCambon(Edited).2008: "Afghanistan: Hidden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Museum,Kabul", pp.,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2. 该银器的三块残片现存于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其中两块器身残片于2019年6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中展出，银器底部残片未来华展出。文中该银器的其他细部图，均拍自这次展览。
3.Francine Tissot.2006: Catalogue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fghanistan: 1931-1985, pp., Paris: UNESCOPublishing.
4. 郭物.2019：《从法罗尔宝藏看阿姆河文明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第235-250页，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5.Francine Tissot.2006: Catalogueof National Museum of Afghanistan: 1931-1985", pp.,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6.H.-P. Francfort.2004: Animalsin Reality, Art and Myth in the Oxus Civilization (BMAC): Bison and Deer, M.F.Kosarev, P.M. Kozhin, N.A. Dubova (Edited): Margiana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Near the Sources of Civilizations: The Issue in Honor of the 75-Anniversary ofVictor Sarianidi, pp., Mosco: Old Garden Ltd.
7. 与本文论述法罗尔银杯一同展出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的一件萨珊银器，出土于北周李贤墓，现藏于宁夏固原博物馆。
8.Donald P. Hansen.2003: Art ofthe Early City-states, Joan Aruz (edited): Art of the First Cities, pp., New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该雄性青铜立牛出土于欧贝德遗址（Tellal Ubaid）的宁胡尔桑伽神庙（Ninhursanga temple），年代为早王朝三期B段（公元前2400-前2250年），雄性特征明显，现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
9. 作者拍摄于埃及古王国时期的因内弗尔特墓（Tomb of Inefrt），该墓葬壁画出土于埃及萨卡拉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2430年。
10.Jonathan Mark Kenoyer.2003: The Indus Civilization, Joan Aruz(edited): Art of the First Cities, pp.,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Art.这是一枚印度河谷文明的"C形对角"瘤牛滑石印章。
11. 由青金石装饰为其毛发的"C形对角"大胡子牛金器出土于两河文明的乌尔王陵遗址PG789号墓葬，属于"大里尔琴"的一部分，年代为约公元前2450年，现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
12. 拱玉书.2002：《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第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3.DonaldP. Hansen.2003: Art of the Early City-states, Joan Aruz (edited): Art of theFirst Cities, pp.,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乌鲁克后期至杰姆鲁德纳什尔时期，的滚印上，祭司王在侍从陪同下手持草料喂食两排牛的图案，他前边的两排牛都是直垂尾状，年代为公元前3300-前2900年）
14. 作者拍摄于伊拉克国家博物馆，该大祭瓶出土于乌鲁克遗址。
15. 有关"乌尔军旗"的释读，参考覃春雷：《4600年前，苏美尔人的战争与和平》，微信公众号"珠饰与文明"，2018年12月17日。
16. 作者拍摄于大英博物馆，这组浮雕"S形独角牛"出土于欧贝德遗址的宁胡尔桑伽神庙（Ninhursanga Temple），原来应该装饰于神庙正门外墙呈带状，带饰上下装饰铜框，该组浮雕使用沥青固定于铜框内。
17.Donald P. Hansen.2
003: Art ofthe Early City-states, Joan Aruz (edited): Art of the First Cities, pp., New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8.Donald P. Hansen.2003: Art ofthe Early City-states, Joan Aruz (edited): Art of the First Cities, pp., New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 图二十滚印和印图展出于伦敦大英博物馆近东馆，属于阿卡德帝国时期；图二十一螺贝滚印、青金石滚印和印图拍摄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属于阿卡德帝国时期。
20. 图二十二滚印和印图展出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属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该滚印图形中两个人物分坐于一棵树两侧，人物身后有一条蛇。这样的图形以前曾被称为"亚当与夏娃"，现在的研究认为印图左边是一位祭仪中的人，右边是一位戴"C形对角"帽的神袛，中间为椰枣树，蛇可能与右边神袛有关。印章图案或许与祈求丰饶的祭仪有关。
21. 图二十三的浮雕釉砖来自德国柏林佩加蒙博物馆复原的新巴比伦帝国时期的伊斯塔尔门，由德国考古队发掘于伊拉克巴比伦遗址。
22. 图二十四的浮雕釉砖来自巴黎卢浮宫复原的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的苏萨王宫，由法国考古队发掘于伊朗苏萨王宫遗址。
23. 图二十四的浮雕釉砖上三种动物和神兽（牛、带翼羊角狮兽和狮子）都未突出雄性特征。
24.Louis Dupree, Philippe Gouin,and Nabjibullah Omer.1971: The Khosh Tapa Hoard from North Afghanistan.Archaeology 24, 1, pp..
25.Jonathan Mark Kenoyer.2003: TheIndus Civilization, Joan Aruz (edited): Art of the First Cities, pp., New York: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这枚印度河谷文明印章出土于哈拉帕，年代为公元前2000-前1900年，现藏于巴基斯坦哈拉帕博物馆。
26. 图二十六的苏美尔文明青金石滚印和印图展出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年代约公元前2600年。
27.Prudence O. Harper, Joan Aruzand Francoise Tallon (edited).1992: The Royal City of Susa: Ancient NearEastern Treasures in the Louvre, pp.,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8. 这种"生命树"图样中树木通常植于一座或几座山丘，可能是一棵树，也可能是几株树。
29. 雌牛也可能是弱者或被征服者的象征。
30. 雄牛也可能是强者、首领或征服者的象征。
31. 苏美尔艺术和古代近东文明中的"生命树"崇拜可能具有丰饶祈福的含义。
32. 纳拉姆辛是第一个把自己神化的两河文明统治者，即神化的王权，其统治年代为公元前2554-前2218年。纳拉姆辛自称为"阿卡德神"，并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神的符号。
33. 图二十八的纳拉姆辛的胜利纪念碑浮雕展出于巴黎卢浮宫，出土于伊朗苏萨遗址。
34. 有关古代近东地区的风暴神崇拜，参考覃春雷：《一枚青金石滚印的考古》，微信公众号"珠饰与文明"，2019年5月30日。
35.H.-P. Francfort.2004: Animalsin Reality, Art and Myth in the Oxus Civilization (BMAC): Bison and Deer, M.F.Kosarev, P.M. Kozhin, N.A. Dubova (Edited): Margiana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Near the Sources of Civilizations: The Issue in Honor of the 75-Anniversary ofVictor Sarianidi, pp., Mosco: Old Garden Ltd中的复原线描图有几处重要遗漏和问题：1）两头公野牛都张嘴咆哮，原图只画了一头公牛张开嘴。2）两头公野牛咆哮时舌头伸出。3）文中线描图把两头低头膜拜的母牛画在图中间，显然作者未能理解其含义和纹饰重点；正确的应把两头公牛仰头咆哮的公野牛至于线描图的中心。
36. 覃春雷：《新疆发现印度河谷（文明）时期蚀花红玉髓珠的考古意义》，微信公众号"珠饰与文明"，2018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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