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抗日英烈郁達夫”專欄編者按】
夏衍說：“達夫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愛國是他畢生的精神支柱。”胡愈之說：“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烈士的名字。”自1985年在北京和富陽兩地舉行紀念郁達夫先生殉難四十週年座談會以來，郁達夫烈士的形象越來越豐滿。在抗戰勝利的紀念日裡，我們特別推出了歷年來鬱氏後人及家鄉人民的紀念文章，以資更好地體現“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斷地去擁護、愛戴、崇仰”的理念。
富麗悲壯的人生
— 紀念郁達夫烈士殉難60週年大會上的發言
陳 其 強
20年前，我在這個山水如畫的作家故鄉，參加了郁達夫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與會專家、學者充分肯定了郁達夫的創作成就及其對中國新文學的貢獻；20年後的今天，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的日子裡，我又非常榮幸地同樣地在這個美麗的地方，紀念這位為中國新文學，為民族戰爭獻出了生命的民主主義戰士。我的心特別激動。
胡愈之先生說，郁達夫的一生“是一篇富麗悲壯的詩史”1，誠然，郁達夫用自己的人格魅力，藝術良知和民族氣節譜寫了富麗悲壯的人生。
郁達夫生活在一個複雜多變的近代中國，其社會形態，文化形態尚處在轉型階段，即民族文化由傳統走向現代形態。這種走向的標誌，首先是人的發現、發展和完善。郁達夫以其敏銳的眼光和藝術良知及其膽識，投入到了這場為個性解放，民族振興的巨大洪流中，人道主義精神就成了他早期小說的基本主題，無論是“性的苦悶”抑或是“生的苦悶”，都貫穿了這個基本精神與思想，因而，闡發人的價值，注重人的自我解放和覺醒；反對民族歧視，訴說弱國子民的痛苦；揭露軍閥統治的黑暗，反對封建道德，同情被侮辱被損害的婦女，成了他早期作品的重要內容。
收在《沉淪》中的三篇作品都以中國留學生的生活為題材，通過敘寫他們在愛情方面的悲劇，反映了生活在異國它鄉的留學生所身受的屈辱與苦悶，同時也表現了作者對海外遊子的深切同情和對祖國富強的期望。三篇作品是作者面對貧弱、屈辱的祖國，面對弱國民族所受到的侮辱與欺凌所產生的失望、憂傷情緒的實錄，是因祖國的國際地位的低下而帶來的切膚之痛從靈魂深處悲鳴出來的心靈之歌。儘管作品的顯形結構是“對愛的渴望和這種渴望的不能實現”所產生的“性的苦悶”，但期望祖國富強的隱形主題卻是非常明確的。
愛國主義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深厚感情，洋溢在郁達夫心中的深厚感情，在日本的生存困境裡，激發得更洶湧，自然而然地奔瀉在他的作品之中，可以說，《沉淪》是作者“眼看到故國的陸沉，身受到異鄉的屈辱”的情感體驗，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期望祖國富強，發自肺腑真實而又無助的鳴唱。
郁達夫是個傳統文化培育起來的作家，但他又是個不斷吸收和接受外來文化的作家。他一方面自覺地承傳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品格和學術思想，另一方面他又不斷地吸收外來思想和西方美學思想。他的文學思想，創作主張，寫作技法，無不融會了中西美學思想的精華，表現出了與傳統相異的美學特徵。他的早期小說在五四寫實主義的基礎上，糅合了日本私小說——心境小說的特點，創造了一種具有本土特色，以情感為內容、形象為內容所派生形式的抒情文體——“自敘傳”。這種以情感把握現實，評價現實的文體的出現，增新了小說的審美素質，小說開始向人的內心世界開掘，探索人的心靈底蘊，人的感情、情志、心緒成為小說建構的主體；它標示了小說敘事功能開始進入一個多元化時代，小說不僅擁有敘事功能，描寫功能，而且開始真正擁有抒情功能，這為小說擺脫以往通俗文學地位而進入純文學領域創造了重要條件；同時，它表現了小說體式的發展與更新，郁達夫的抒情小說衝擊了傳統故事型講述體小說，為“五四”心理小說的發展開了先河。成為自新文學運動以來影響較大、傳承最廣的文體。是新文學苑圃裡一朵色彩鮮豔的奇葩。
郁達夫有句名言，“我不是一個戰士，只是一個作家。”但他給文人下的定義是：“能說‘失節事大，餓死事小’這話而實際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鬱風先生認為，郁達夫給“文人”下的定義，只能說明郁達夫對“戰士”一詞的嚴格要求。郁達夫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五四潮落，郁達夫在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中，逐步成長。在他的人生經歷與創作中，我們看到了他作為一個真正文人的身影。
30年代，在白色恐怖中的郁達夫舉家移居杭州，儘管身處逆境，但他還是寫下了將近20萬字的遊記，在以紀遊為重的山水小品中，他借遊蹤抒發感受，發表議論，如《釣臺的春晝》、《感傷的行旅》、《揚州舊夢寄語堂》等，有時抨擊時政，發洩感時憂國的苦悶，有時委婉曲折地表現抑鬱的心境。這些作品雖然不免帶有幾分的傷感和憂鬱，但是，我們或多或少地感受道了“鄙視官場，表彰隱逸”的傳統知識分子最典型的品格特徵和道德操守。郁達夫在生存困境中的這些熱腸幽韻，是一個知識分子——一個真正文人被阻厄的生命形式的轉化。
郁達夫說：“文化人是識風浪的海鷗，我們要號吹在前，切不可悲歌在後。”在民族鬥爭的風浪中，郁達夫的“個人主義的血族情感”“轉向”到了“民族國家的大範圍的情感”。成為識風浪的海鷗，號吹在前的自覺的民主主義鬥士。
抗戰爆發，在歷史浩劫和民族巨大的災難中，郁達夫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在民族鬥爭的狂風激浪中走出書齋，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實際工作和文藝運動中。用自己的行動實踐了“文化人”的主張。用自己的生命書寫了中國文士為民族為國家盡節的篇章：
他和魯迅參加了上海人民抗日救國會和抗日反帝大會的勸募捐款，宣傳抗日，與魯迅、茅盾、周揚等13位作家聯合發表《告世界書》，強烈譴責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呼籲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聲援中國抗日，他還和魯迅參加了宋慶齡、蔡元培領導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等等，凡是有文化人參加的抗日活動，都有郁達夫的足跡。
郁達夫不僅積極地參加各項抗日社會活動，而且將自己的熱血流瀉於自己的筆端：
他積極主張擯棄舊嫌，完成國防，共同抗日，拯救民族；
他真實地敘寫民國以來日本對華侵略的虐殺政策，無情揭露了那些所謂高等華人、社會名流、掛名學者高唱宏論的醜惡嘴臉；
他以凜然的正氣，捍衛民族尊嚴。發表於此時的《日本的娼婦與文士》，無情地揭露了他交往甚久而又過從的朋友——他曾崇拜敬仰的日本自然主主義文學代表作家佐藤春夫——在中日交戰的關頭，阿附軍閥，背信棄義的醜態，把這種醜態比作是日本的娼婦；
他盛讚祖國悠久歷史；介紹國內抗戰形勢；鞭撻背叛祖國的民族敗類，對周作人的附逆，張資平淪為漢奸都予以了無情的譴責和抨擊；
這些抗戰作品凝聚了一個真正文人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一個以民族解放運動為己任，號吹在前，身先士卒，吶喊鼓動，以身許國的真正文人的身影；特別是晚期的雜文和政論，更滲透了一個真正文人對歷史、對時代、對民族和國家的歷史責任感。
1938年，郁達夫開始了他生命的最後旅程。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蘇門答臘，他以抗日救亡為中心，參加各項社會活動——僑領僑胞集會，文藝新聞集會，政治宗教宴會，教育與學術演講，各類畫展和演出開幕……都有他的身影；他辦刊物，寫政論、寫雜感，國際國內時局，軍事政治經濟，僑務外交，文化教育，工人學生作家生活，國際國內文藝動態，抗戰與文學……凡此種種都有涉獵。這些政論和雜感都以抗戰為中心，寫得犀利，擊中要害，具有很強的時效性；為適合戰時的閱讀心理，他寫得簡練短小，客觀公正，敘寫平實樸質；並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較為形象，具有很強的文藝性。
綜觀這時期的郁達夫，誠如鬱風先生所說，“郁達夫文學生命的三分之一的晚期，已不止是個作家，而成為一個以筆，以行動，以生命作投槍的戰士。”是的，郁達夫以往脆弱的情感，幼稚的政治見解，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他變得成熟堅強，他沒有了以往的傷感，沒有了以往的幼稚，特別是他流亡以後失去了工作和寫作權利的情況下，他偽裝商人與敵人周旋；為保持清醒的頭腦，他斷然戒絕飲酒；為保護戰友和僑領僑胞，強行剋制豪放任性的名士作風；在國破家亡的最後時刻，他還接濟朋友戰友，保釋僑胞難友……
1945年8月29日，為了人類的正義與和平，郁達夫為國殉難……
蓋棺論定，郁達夫是個有著獨立性格、自主意識和堅持自身價值的人，郁達夫用自己的筆和生命譜寫了悲壯的人生。但他畢生命蹇，不見容於中國社會。在一個長期封建專制主義文化傳統的國家裡，人往往被異化為失去主體性而充滿奴性意識的訓服工具。在這種文化氛圍裡，他被誤解、貶抑，他悲憤、鬱悶、孤寂、困厄，但他掙扎奮進，堅持為新文學的曙光而歡呼，為生活在底層的民眾鳴不平，為人類的正義鬥爭而狂呼，為反法西斯戰爭而灑盡最後的鮮血……這正是本世紀前後中外文化交流撞擊中，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在思想意識和人格觀念上得到了覺醒和更新的結果。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不同於傳統文化培育下的封建士大夫的最大差異。這種歷史的困惑，造成了郁達夫終生飄零潦倒的命運，以至於最後的以身殉國，但是，這更說明了他不僅是人生態度嚴肅、對生活對藝術有著真誠的熱情和追求的作家，也是對人民對祖國懷有無限熱愛和忠誠，充滿歷史責任感，而又重視個人節操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他不僅是智者，而且是強者、勇者。
郁達夫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是真正的文人，是反法西斯戰爭英勇的戰士。
郁達夫的精神，郁達夫的品格，是民族精神、民族品格在新一代知識分子思想和人格觀念上覺醒和更新的結果。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積澱形成和培育起來的一種群體意識，是一個民族的群體品格，價值取向和道德規範的體現，是一個民族存在和發展的總體精神。在民族的發展中，它以其獨特的導向，凝聚、塑造、激勵等多種功能發揮著特殊作用，有時能超越時空而成為變革的先導。郁達夫傾心於伯夷、叔齊、嚴光、陶淵明、文天祥、謝皋羽的高尚靈魂和品格，從先賢的身上承續了他們的重義輕利，先國後家，崇尚民族氣節，捍衛民族尊嚴等等的優良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在時代的洪流中將之發揚光大。
今天，我們紀念郁達夫，緬懷先烈的精神和業績，一方面要牢記這場災難，不讓悲劇重演，而更重要的是學習和承作先烈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格。當下，堅持弘揚民族精神，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建設和諧社會的一項重要文化工程。當然，民族精神要適應時代演進的需要。凡是與時代契合的，如堅持民族氣節，堅忍不拔的從道精神，厚德載物的寬容品格，貴和尚中的和諧思想，崇德尚義的價值觀；文化中國的包容意識，超越功利的人文精神，守成創新的進化觀念，整體趨同的思維方式，自尊自愛、成聖成賢的人格追求，自強不息的奮進精神以及崇尚節儉的生活態度、集體主義、愛國義主義的倫理道德等等，我們都應該繼承和改造，賦予它現代的內容和形式，使其成為當下中國社會建構和諧社會的重要資源。
陳其強，男，1942年生，浙江杭州市人。1962年畢業於浙江師範院中文系。現任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當代文學教研室主任，浙江作家協會會員，專業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主要專著、編著有《郁達夫年譜》、《現代派文學在中國》，《走近郁達夫》(合編)、《郁達夫縱論》(合編)、《柯靈散文精編》(合編)、《現當代文學名著導讀》等。其中《郁達夫年譜》、《現代派文學在中國》、《郁達夫縱論》分別獲浙江省高等學校優秀哲學社會科學獎、浙江省人民政府獎和杭州市人民政府五個一工程獎。1989--1990應邀前往橫浜市立大學、京都大學從事學術交流和學術研究。歷年開設課程有《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浙籍作家研究》、《郁達夫研究》、《日本文學與中國作家》、《現代派文學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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