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下《清平乐》开始的四句话，病死之后，宋仁宗开始“慌了”

最近由正午阳光出品，王凯，江疏影主演的古代传奇剧《清平乐》刚刚播映，就掀起了一拨高潮。无论是从原著小说《孤城闭》，还是服装道具，几乎各个方面都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宋朝，一个复杂而又真实的宋仁宗。

是的，今天我们就来了聊一聊这部目前口碑还不错的电视剧，聊一聊宋仁宗。

不知道道家有没有注意到，在片花刚刚开始出现了四句话：

皇帝龙兴，徐出闱闥。晨坐太极，书开阊阖。

这四句话，十六个字是出自石介的《庆历圣德颂》。石介被苏轼评价为“堂堂世上文章主，幽幽地下埋今古；直饶泰山高万丈，争及徂徕三尺土。”要聊宋仁宗，先从石介之死开始。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七月，被后世誉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在兖州徂徕家中去世。逝者长已，生前的恩怨自当随风而去，然而，在石介生前即已“衔介甚”的夏竦，此时虽远在并州任职，但听闻石介的死讯后，却向朝廷报告称“介实不死”。更耸人听闻的是，在夏竦的报告中还牵连出了时为京东路安抚使、知郓州的富弼。夏竦称：“弼阴使（介）入契丹谋起兵，弼为内应”夏竦的这一事后被证明无根之谈的报告，在当时却引起了朝廷的疑虑，仁宗即刻下诏核实石介的生死，与此同时，富弼、范仲淹等人被罢安抚使职任。此后范仲淹渐渐远离了北宋朝政中心，而其领导的庆历新政也宣告结束。可以说，石介之死不仅仅代表了一个生命的结束，也深刻影响了仁宗朝当时的政治走向。奇怪的是，石介在世之时为官不显，而其主要政治参与也大多限于他任国子监直讲之时，所以石介本人政治影响力有限。然而就是石介这“一眇小丈夫”却激起了当时朝廷的巨大政治波动。

石介与夏竦——道不同不相为谋？

石介为我们后世所熟知，最主要得益于他对宋代儒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而被誉为“宋初三先生”之一。而石介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一身份，自然与后世的朱熹等一大批理学家的推崇息息相关。平心而论，石介在世之时，同时代的人对其的评价并不甚高，且石介的从政之路也走得较为坎坷，其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便是在任国子监直讲之时。因此，石介本人的政治影响力并不大，何郯更直言不讳地称其为“一眇小丈夫”。然而就是这样“一眇小丈夫”，在其死后却掀起了一场超乎其自身影响力的政治波动，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尽管石介在世之时为官不显，但据今人研究，石介本人的交游圈却有当时很多的政坛新秀。例如，石介与欧阳修为同年进士，现存二人的文集中有多篇他们之间往来的书信，由此可见二人关系之一斑。而石介与范仲淹、杜衍等关系也很密切。所以漆侠先生在其文章中将石介划归为“范仲淹集团”中的一员。通过了解石介的交游圈后不难理解，尽管石介个人的政治影响力有限，但由于石介与当时庆历新政的重要人物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由此，当石介之死被夏竦拿出来发难之时，这一事件本身能够造成巨大的影响，是跟范仲淹集团的整体影响力相关的。

然而，石介本人作为范仲淹集团中的一员，其在庆历新政中发挥的作用其实有限，且主要集中于教育、文化领域。庆历二年（1042 年）夏，石介因杜衍之荐，召入为国子监直讲，此时正是庆历新政的前夕，范仲淹等人正亟思振兴教育，于是石介得以一展自己的抱负，“学者从之甚众，太学系此益盛”。然而石介本人怪僻的文风却也影响到了当时的太学生，以至于引起了时人的不满。庆历六年（1046），权知贡举的张方平就曾批评到“至太学之建，直讲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好尚，而遂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琐为瞻，逾越规矩，或误后学

尽管石介是庆历新政中教育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但其真正作为范仲淹集团中的一员而被人熟知，还主要得益于其在庆历三年（1043）所作的《庆历圣德颂》。在这一年，备受仁宗信任的吕夷简罢相，而刚刚被任命为枢密使，还未赴任的夏竦也一同遭罢任。与此同时朝廷开始起用范仲淹、富弼、杜衍等一大批年轻且享有时誉的政治新秀。当时的这一人事任命为仁宗亲政以来一次较大的人事调动，而范仲淹、富弼等人被受到重用也体现出了此一时期仁宗对朝政进行改革的决心。时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不禁欢呼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于是赋《庆历圣德颂》一篇。在这篇颂中石介盛赞被仁宗重用的范仲淹、富弼为“一夔一契”，同时石介用“大奸之去，如距斯脱”这样颇具挑衅性的话来批评那些遭到罢任之人。

此颂在当时流传甚广，苏轼曾回忆其幼年在四川眉山时，“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然而这篇颂的广泛传播，其却也给石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与石介亦师亦友的孙复在看到这篇颂时便忧心忡忡地对石介说到：“子祸始于此”。被石介所赞誉的范仲淹在看到这篇颂后也非但没有高兴反而感叹到：“为此怪鬼辈坏了事也”。

之所以孙复、范仲淹等人对这样一篇颂会产生不良的观感，原因就在于石介这篇颂“其词太激”，从而导致被石介所抨击的人不免怀恨在心。当时人们认为石介在颂中所说的“大奸之去”，便是指召至国门而被罢任枢密使的夏竦。宋人记载夏竦自此与石介结怨，夏竦“岁设水陆斋醮，设一位立牌，书曰‘夙世冤家石介’”。尽管这里的说法不免有演义的成分，但其中表达出来的恨意却是真实存在的，不然夏竦也不会在石介去世后一心拿石介之死来做文章。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便是，事实上，在此颂创作之前，石介与夏竦二人并无矛盾，石介在景祐二年（1035）时还曾作为夏竦的下属。在当时给夏竦的《上南京夏尚书启》中，石介对夏竦还推崇备至。因此，此时石介为何要批评夏竦且将其视为“大奸”？

首先，我们可以对夏竦进行一下简单的考察。夏竦是仁宗朝的一位重要官僚，少时便“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其父在与契丹作战中死去后，夏竦荫补入仕，真宗景德四年（1007）举贤良方正。仁宗朝时期，宋夏战争爆发后，夏竦知永兴军，长期担任对夏作战的前线最高指挥。庆历七年（1047）夏竦任枢密使。然而在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文献中，大多将夏竦认定为一个“奸邪”。例如在夏竦去世后，仁宗欲赐夏竦“文正”的谥号，但当时判考功的刘敞言：“竦奸邪，而陛下谥之以正，不应法，且侵臣官”，最终定夏竦的谥号为“文庄”。后世编纂的《东都事略》和《宋史》中夏竦的传记也都沿袭了夏竦“奸邪”这一说法。

史书中对夏竦的评价，会给我们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认为夏竦的确奸邪无疑，由此，石介批评夏竦自然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夏竦的“奸邪”形象从何而来，却是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相比起正史当中对夏竦“奸邪”形象的众口一词，今存宋人笔记中记载的夏竦形象却丰富很多。

“朋党之论”阴影下的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时得到仁宗重用的范仲淹、富弼等人，在当时都享有很高的时誉。范仲淹作为当时新政的主要领导者，更是被人寄予厚望。范仲淹在明道二年（1033）仁宗废郭后事件中，曾带领当时台谏官“伏阁请对”，为其赢得了清誉，之后又曾在景祐三年（1036）因弹劾吕夷简营私舞弊而使当时的士大夫皆推仲淹之贤。而范仲淹的这些举动在为其赢得声誉的同时，却也使其遭受到了“朋党之论”困扰。吕夷简便指责范仲淹“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由此范仲淹被贬。同时，余靖、尹洙、欧阳修因为范仲淹辩护而同遭贬斥，而担任言职的高若讷却对范仲淹的贬斥一言未发。由此，当时担任西京留守推官的蔡襄为此事作了一首《四贤一不肖诗》，一时洛阳纸贵。

然而，自范仲淹等人被贬后，“而朋党之论起，朝士牵连，出语及仲淹者，皆指为党人”，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也一直未能受到重用。直至宋夏战争爆发，宋方在三川口之战中惨败后，时任陕西安抚使的韩琦才上奏到：“若谓雍（范雍）节制无状，势当必易，则宜诏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劳之际，臣岂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

庆历三年三月，宋夏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双方开始寻求和解。这时仁宗派遣内臣向韩琦、范仲淹、庞籍等宣谕：“侯边事稍宁，当用卿等在两地，已诏中书札记。此特出朕意，非臣僚荐举。”不久，枢密副使杜衍被任命为枢密使，替换掉了刚刚被任命还没赴任的夏竦。与此同时，韩琦、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枢密副使。而余靖、欧阳修、蔡襄、王素等人都被任命为谏官。当年跟随范仲淹一同遭到贬斥的官员，这时大都得到了重用，这可以说是仁宗朝朝政一次大的转变。因此，作为范仲淹集团的石介才会欢呼“此盛事也”于是而作《庆历圣德颂》。

通过范仲淹等人的经历来看，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在被贬后又得到重用，尽管与他们的能力与声望息息相关，仁宗就曾论及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宋夏战争的爆发使得仁宗朝的政治局势发生了转变。因此可以说，范仲淹等人被受到重用，是宋朝面对特殊形势时采取的特殊对策，而范仲淹等人也自然明白他们能够迎来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这一时期仁宗一心求治“上既擢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后世所盛赞的庆历新政便轰轰烈烈展开了。

可以发现，夏竦与石介结怨始于庆历三年。这一年石介作《庆历圣德颂》，在赞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的同时却也贬斥了夏竦等人，由此使得本来就对范仲淹等人不满的人士，更是心怀怒火。而夏竦本人由于在宋夏战争中表现不利，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其奸邪形象也正是在此时开始被台谏官频频提及。然而随着《庆历圣德颂》的广泛传播，夏竦奸邪的形象也开始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也正是如此，夏竦“衔介甚”，并开始找机会报复石介。“伪作书诏事”尽管李焘等人认为是夏竦一手策划，但事实很有可能与此相左。

跳出夏竦与石介之间的恩怨论后，可以看到，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反对者其实大有人在，而夏竦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其中的典型形象为大家所熟知而已。“伪作书诏事”对于范仲淹、富弼、石介等人的打击很大，他们纷纷离开京师，以避谗谤。但之后夏竦又一手炮制“石介诈死案”，由此夏竦不但报复了石介，同时，范仲淹、富弼等人领导的庆历新政也完全宣告失败。表面来看，石介之死引起的政治波动似乎是夏竦在报复石介之时，不得已牵涉了富弼、范仲淹等人。但实际上，夏竦的这些举动却是经过了精密计划。通过利用契丹讨伐西夏给宋朝带来的政治恐慌，夏竦编造富弼派遣石介入契丹请兵的言论来进一步加强这种恐慌，以加大仁宗的怀疑与忧虑。如此，查验石介生死虚实、范仲淹罢边任、富弼罢任安抚使便一切水到渠成。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庆历新政中所大肆标榜“君子之党”，尽管看起来让他们占据了道义制高点，然而这也使得范仲淹等人深陷朋党之论中。“君子之党”言论的背后逻辑是对“小人之党”进行排斥，所以范仲淹等人的朋党论也并未能跳出“党同伐异”的传统党争逻辑，这对于仁宗来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由此来看，范仲淹等人所主导的庆历新政，从一开始便为其失败埋下了伏笔，而石介这样“一眇小丈夫”只不过是突然间闯入瓷器店的大象而已。

从“天下承平”到“边鄙不宁”——宋夏战争与仁宗朝的政治恐慌

宋仁宗是北宋历史上第四位皇帝，同时也是宋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宋仁宗在位的这一时期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从天圣元年（1023）到宝元元年（1038）这一时期为第一阶段。此一阶段的仁宗朝延续了自真宗朝澶渊之盟以来的“天下承平”局面，“今四圣接统，内外平宁，神人交欢，兵革偃息”便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然而这样一个“内外平宁，兵革偃息”的局面却并未持续太久。自景祐四年（1037）以来，北宋河东地区便连年地震不止，仁宗迫于灾异屡见的压力，下诏求直言。而正值朝廷上下励精图治改革弊政之时，西夏元昊称帝，由此宋夏战争爆发，仁宗朝的政治局势日益紧张，进入了仁宗朝的第二阶段。在宋夏战争中，宋方屡吃败仗，与此同时，宋辽关系也因宋夏战争而变得不稳定；而潜伏在宋朝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也一并迸发，朝堂上朋党之争愈演愈烈，朝堂下游寇之患层出不穷。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宋朝内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解决这些问题，而庆历新政无疑便是这些措施当中最具系统性的改革。然而这样的一次改革却很快走向了失败。庆历新政的失败与“伪作书诏事”和“石介之死”息息相关，而这两件事情的发酵又与当时仁宗朝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宝元元年是仁宗朝内政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北宋河东地区连年地震不止，“或地裂涌泉，或火出如黑砂状，一日四五震，民皆露处”，而在京师也雷声滚滚。这些异常的天象，对于中国古代深信天人感应的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不好的预兆。因此在这一年，仁宗下诏求直言：

朕躬之阙遗，执事之阿枉，政教未臻于理。刑狱靡协于中，在位壅蔽之人，具官贪墨之吏，仰谏官、御史、缙绅、百僚密疏以陈，悉心无隐，限半月内实封进纳，朕当亲览，靡及有司，择善而行，固非虚饰。

在此诏中，仁宗首先表明了自己之“罪过”，同时希望谏官、御史以及缙绅士大夫能够向自己直言进谏。有趣的是，仁宗广纳谏议的时间却限于十五天之内。仁宗此举其实是考虑到了其在景祐三年（1036）贬斥范仲淹时，为了消除当时朝中的朋党之争，曾下诏戒百官越职言事。由此来看，仁宗这时下诏广纳谏言确实表现出了很大的诚意。仁宗这一诏书下发后，引起了当时官员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向仁宗上疏建言。这些士大夫的谏疏，对仁宗以及当时的朝政都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与建议。通过这些谏疏，我们可以看到时人对于仁宗以及当时政局的评价。同时，这些谏疏中的很多内容也成为了之后仁宗朝政治改革的一个方向。

在宝元元年仁宗未下诏求直言之时，知礼院的宋祁便已经向仁宗上疏讨论当时的灾异。他在疏中首先向仁宗分析了当时发生这些灾异的可能后果“若乃群星流散，则民人荡析之象也；月行黄道，地震州邑，则边戎窥间，臣下擅恣，后妃将盛，年谷阻饥之兆也”。这些灾异，尽管宋祁认为并不一定都能“随方辄验”，但宋祁仍然认为当时的朝政的确出现了问题：

臣闻君以操柄为重，臣以奉命为恭。柄舍之，则重者反轻；命窃之，则恭者更僭。伏惟陛下念爵赏之典，刑罚之权，虽览群言，一决宸虑，无委成假借，以开贵近牵制之私。若夫后宫戚里，祈恩丐赏者日月不乏，陛下但当断而不听，以示至公。内省黄门，给事左右，亦宜数加训敕，使思不出位，此皆助阳抑阴之术也。

宋祁认为仁宗的君权必须要合理且坚定地使用，即“君以操柄为重”，而作为臣子，则必须“以奉命为恭”。同时宋祁建议仁宗“刑法之权，虽览群言”，但也要能够做到“乾纲独断”，这样才可以避免出现“后宫戚里”、“内省黄门”等“贵近”不断的“祈恩丐赏”，由此达到阴阳调和。宋祁在此的建议其实可以总结为两点：一是仁宗要能在采纳群言的基础上乾纲独断，二是仁宗要对“贵近”之人进行抑制，以示至公。而与宋祁类似的建议在仁宗下诏之后也纷至沓来。

宝元元年（1038），西夏元昊称帝，由此引发了持续多年的宋夏战争。在宋夏战争的战场上，宋方屡屡失败，而在战场之外，仁宗朝隐藏的各种矛盾也一并激化。面对内忧外患的政局，仁宗朝一方面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应对出现的问题。同时，仁宗朝也采取了一些非常态措施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石介之死案的过度处理，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无论积极的措施还是非常态的措施，真正能够决定宋廷选择何种措施解决问题的，其实是当时人对于政治形势的判断。

在宝元元年元昊未称帝之前，宋朝内部已经开始酝酿着改革。仁宗在听取了朝臣们的建议后，首先便是采纳了苏舜钦的建议“诏自今复日御前殿视事”，恢复了日朝制度。随后，将吕夷简所推荐的王随、陈尧佐罢相，代之以张士逊、章得象等人为执政。而宋夏战争的爆发，在客观上加速了仁宗朝的改革。

宝元元年十月，元昊称帝。宋朝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命三司使、户部尚书夏竦为奉宁节度使、知永兴军，资政殿学士、吏部侍郎、知河南府范雍为振武节度使、知延州

然而，正值宋夏战争之际，仁宗朝掌管兵政之权的知枢密院事王德用却被罢任，王德用为宋初名将王超之子，年少时就曾跟随其父讨伐李继迁，后长期担任武职，在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有求内降补军吏者”，而在王德用的坚持下，刘太后最终收回了成命，由此，仁宗开始对王德用刮目相看。仁宗亲政后，王德用迅速得到了提拔，在景祐三年时，知枢密院事，开始掌管宋朝的军政大权，由此也可以看到仁宗对其的信任与重视。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仁宗极其看重的朝廷大员，却因苏绅及孔道辅论其“貌类艺祖”、“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的理由而遭到罢免，不免让我们感到唏嘘。对于王德用之罢免，今人学者研究认为王德用之所以遭到罢免，其实反映出来的是宋朝在“崇文抑武”政策下的，仁宗朝文臣排斥异己的斗争。

从王德用个人的独特经历来看，很难认为此时其被罢免便是由于“崇文抑武”所导致。毕竟，作为一个被宋朝人始终贯穿的施政理念——崇文抑武，为何单单要选择在王德用知枢密院事时，才会发生作用?其实，对于这一时期的仁宗朝政局来说，宋夏战争已经打响，仁宗正需要武人为其冲锋陷阵。然而，宋夏战争的爆发，却也使得本来就充满紧张氛围的仁宗朝，变得更加敏感谨慎。据李焘这一段文字的记载来看，苏绅在最初论王德用“貌类艺祖”时，仁宗并没有认可他的说法，而是“匿其疏不下”。等到孔道辅担任御史中丞后，不久宋夏战争爆发，此时，孔道辅再一次向仁宗上奏，这时仁宗方才听取了他们的意见。由此可知，王德用被罢任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宋夏战争的爆发。

面对宋夏战争的紧张局势，宋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非常态的措施来解决可能面临的威胁。而处理王德用问题所体现出来的非常态措施，与其说是“崇文抑武”下的必然选择，不如说是，宋朝面对紧张局势的一种不自信。这种不自信来源于宋朝建立时的“必要之恶”。众所周知，宋太祖是通过陈桥兵变来取得其统治地位，而这一兵变之所以能够成功，靠的就是太祖所掌握的兵权。但这样一种登基方式对于宋人来说，终非美事，且之后的宋朝统治者无一不担心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然而，这种担心在宋夏战争的刺激下，变得敏感而谨慎，由此王德用才遭到了罢免。

王德用作为掌管军政大权的长官，受到仁宗以及部分官员的怀疑，似乎情有可原。然而类似的事情却也曾发生在一些无名小辈身上。据《长编》记载：

庚午，夏竦言博州军人赵宗者，夜寐常有蛇出入口鼻中，恐以妖惑众，请度为僧，令居京师，毋得出外，从之。

一名小小的士兵，因其身上的异象而被剃度为僧人，且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这种现象对于我们今人看来，或许感觉有些小题大做。然而，名为赵宗之人身上出现的异象，在宋人看来却非比寻常。宋人的笔记中曾记载，在太祖年轻时，其身上也曾发生过类似的异象：

太祖微时，（中略）枕长寿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础昼寝，有藏经院主僧见赤蛇出入帝鼻中，异之。

由此我们看到，无论赵宗还是王德用，他们的遭遇确实存在很大的偶然因素，也即他们都符合“貌类艺祖”这一条件。然而，这样一种偶然因素却因宋朝面临的紧张局势而使一些朝臣认为是潜在的威胁。站在这一角度，我们似乎也可以理解宋朝人此时采取这种非常态措施的无可奈何。

王德用被贬后，其妹婿，知沧州、莱州团练使的葛怀敏也因与王德用的特殊关系而被降知滁州。王德用、葛怀敏都是宋廷颇为倚重的军事人才，然而在宋夏战争刚刚打响之时，他们就遭到了黜免。由此可以反映出，尽管宋朝当时面临着严重的外患，但在朝臣以及仁宗心目中，他们更为关注的却是“内患”，“外忧”此时并非仁宗朝关注的重点。

然而，宋夏战争的形势却向着不利于宋朝的方向发展。康定元年，宋朝遭受了开战以来第一次沉重的打击。三川口之战中，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与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二员大将被李元昊俘虏，宋朝边境重要据点金明寨失守，边境重要城池延州被围数日，虽未失守，却也更多地暴露在敌人的进攻中。此战之后，在参知政事宋庠的建议下，宋朝首先加强了潼关的防御能力。从宋朝此举来看，宋廷此时已经开始转变之前对宋夏战争不太重视的态度。不久，宋廷下诏“

翰林学士丁度就曾建言：“古之号令，必出于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乖异，则天下无适从，非国体也。请军旅重务，二府得通议之”。由此，中书长官也可以参与到对夏作战的商讨中。随着对夏作战的继续，北宋的中枢机构的改革也在进一步进行。至庆历二年（1042），知谏院张方平上奏到：“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书，若枢密院，则古无有也，盖起于后唐权宜之制，而事柄遂与中书均，分军民为二体，别文武为两途。为政多门，自古所患”，因此，张方平建议废罢枢密院。最终仁宗仍然保留了枢密院，只是改为由时任宰相兼枢密使。宰相兼枢密使无疑可以使北宋中央的政令更为流畅，且有助于制定更为合理的政策。

王德用此次临危受命，足见宋廷当时面临的压力之大。庆历二年（1042）三月下旬，辽朝使节抵达汴京，向宋朝递呈了辽朝皇帝的国书。在国书中，辽朝要求宋朝归还“关南”之地，同时，也表达了对宋朝讨伐西夏的不满。辽朝此举，对于当时宋朝的政局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而对于辽朝提出的这些要求，“朝廷议所欲与，不许割地，而许以信安僖简王允宁女与其子梁王洪基结婚，或增岁赂；独弼以为结婚不可”。后在吕夷简的推荐下，富弼担任回谢契丹国信使。宋朝在给契丹的国书中婉拒了契丹的要求，并且答复契丹问伐西夏这一点：“元昊赐姓称藩，禀朔受禄，忽谋狂僭，俶扰边陲。向议讨除，已尝闻达……及此西征，岂云无报？”之后，富弼作为宋朝的代表与契丹进行了艰难的谈判，最终双方之间达成协议：契丹表示不再要求割让关南之地，但宋方需要向契丹增纳岁币，同时契丹表示会向元昊施压，以促成宋夏之间和解。

宝元元年之后的仁宗朝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种转变的发生是由当时仁宗朝面临的内忧外患局面所决定。仁宗朝的内部矛盾在宝元元年时被激化，在此之前的仁宗朝“天下承平”，而当时的仁宗作为“少年天子”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同时又沉迷于女色，由此导致了当时的士大夫普遍认为仁宗“政事不亲”且“专委大臣”。而仁宗废黜郭后、罢免台谏官等一系列举动，一方面更坚定了朝臣心目中仁宗“专委大臣”的形象，同时，也引起了时任官员对宰相吕夷简等人的不满。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官僚，他们不断要求仁宗加强皇权，重视台谏官的任命。而吕夷简等人与范仲淹等人的矛盾的不断激化也使得仁宗朝的朋党之争由此开始产生、壮大。到宝元元年，当时仁宗朝灾异不断，仁宗迫于压力，下诏求直言，由此引发了朝臣对政局的讨论。当时的这些讨论，关注的焦点几乎全在仁宗个人。朝臣指出仁宗存在“

正当整个仁宗朝在缓慢改革之时，宝元元年宋夏战争的爆发，无疑也为这一时期的政治转变产生了深刻影响。宋夏战争开始后不久，宋朝在战场上便处于劣势。为应对战争带来的紧张形势，宋廷内部一方面开始对中枢机构进行调整，宰相开始兼任枢密使，由此，使得政令更为畅通、高效。另一方面，在人事任命上宋廷采取了更为务实、灵活的方针，范仲淹、王德用、葛怀敏等这些遭到贬斥却具有真才实学之人开始得到了重用。尽管宋廷的这些举措并未明显改变宋方在宋夏战争中的不利局面，但那些因战争而被提拔起来的人，尤其是范仲淹、富弼等人却表现出了卓越的能力，由此也使得仁宗刮目相看。在庆历三年，宋夏之间关系走向和缓后，仁宗特意提拔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朝政，由此也开始了仁宗朝短暂而又影响深远的庆历新政。

正当仁宗朝对内政大刀阔斧改革之时，仁宗朝的外交形势却依旧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宋方始终担心辽与西夏之间联合进攻宋朝。因此整个庆历新政也正是在这种充满了忧患意识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而庆历年间充满忧患意识的政治环境也为政治恐慌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伪作书诏事”、“石介诈死”等这些充满荒诞与恐慌情节的谗谤便是受环境的刺激而出现的。

通过分析宝元元年之后的仁宗朝政治走向，可以发现，在此之后仁宗朝在政治改革上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按照宝元元年朝臣对仁宗提出的建议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可以看作是一种和缓的改革。而随着宋夏战争的爆发，仁宗朝又出现了一种战时改革路线，最能代表此种路线的便是当时的宰相兼枢密使制度，而庆历新政则可以视为对这两种路线的综合。然而，随着宋朝边防压力的和缓，朝廷内部保守势力再次占据上风，范仲淹等人主导的具有强烈战时风格的新政自然失去了仁宗的兴趣，庆历新政也最终跟随宋夏战争一同结束。直到庆历五年，宰相也不复兼任枢密使，由此仁宗朝的战时改革路线彻底结束。

庆历五年石介的去世本来是一件极平常的事件，然而就是这样“一眇小丈夫”的死却引起了仁宗的关注。通过对石介之死这一事件的梳理，可以发现，石介之死一案的过度处理反映了仁宗朝当时面临的政治危机。宝元元年之后，仁宗朝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压力，当时国内各地灾异不断、盗贼蜂起，而朝廷中朋党之争也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宋夏和平关系开始破裂、宋夏战争打响。伴随着宋夏战争的发展，宋辽关系也变得不稳定，由此北宋被迫与辽朝签订了新的合约。尽管在庆历五年石介去世之时，北宋面临的这些政治危机都已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但通过夏竦等人对石介之死的解读，朝廷的恐慌氛围又一次上升，由此导致仁宗下诏查验石介生死虚实，而范仲淹、富弼等人也遭到贬斥。以石介之死这一事件为切入点，可以更为生动地观察到仁宗朝在面对政治危机时表现出来的政治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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