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织经》是一部专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的书籍，是由武则天时期唐朝酷吏，万国俊所著，实际上就是一部“整人经”，“害人经”，教他们的门徒如何编制罪状，安排情节，描绘细节，陷害无辜的人，他们还争先发明了一系列刑讯办法，名目繁杂可谓整人有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他可谓是一部独特的存在，他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
其一它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步制造冤狱的经典
其二，它是酷吏政治中，第一步有酷吏所写，赤裸裸的施恶告白。
其三，它是文明史上第一步邪恶智慧之大成的诡计全书。
其四，它第一次奸臣为何比忠臣过得好的秘密
也许，真的像有人所说，中国文化是一种谋略型的文化，但是当下谋略类的书籍的流行,却似乎与所谓的“谋略型的文化”并无太大关系，起码没有本质关系。因为文化的深处未必是谋略，而“谋略"的深处一定是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儒，道，兵，法，墨，纵横，阴阳等许多学派。这些主要的学派不仅都非常关心政治，还都不约而同的指向”治人”而治人就必须讲究方法，讲究方法就是“智谋',就是”谋略“，就是"权术’。然而，当时的实际情景是智谋被提升为一种牢不可破的社会制度性的规范和原则，各种学派和文化都在智谋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纳入了智谋的范畴，成为智谋的不同组成部分。这样一来，中国谋略型文化就形成了。
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国智慧，谋略，政治有影响的学派虽有十几家，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数儒，释，道三家。中国的智慧和政治虽然常常出现纷云复杂的状态，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只要掌握这三家思想的精髓，也就把握了中国的谋略和智慧。
儒家的智慧是极为深刻的。它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其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不是向法家或者兵家直接以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入手，让人们自觉自愿的为王道理想而献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非常注重做思想工作，首先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蓝图，并百折不挠的宣传这种思想，直到人们心悦诚服。其实这已经不是儒家谋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谋略比其他学派谋略更加狡诈，在这里他已经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范畴。这就是儒家智谋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为真正大智谋的根本原因所在。
法家的智慧很特殊，法家之法作为君主统治天下的手段，是建立在非道德之上的，法家之法根源在君主集权制，因此他特别强调"势'。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权威。有”法'无“势'法不得行有”势“无“法”君主不安，但是怎么保证”势“的绝对权威呢？这就需要”术“。”术'就是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权术和方法。中国的“法制'最发达的地方在于”法'与“术”联手创造的御臣，牧民的法术系统。“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则是权术阴谋。这些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朝服务的。
道家的智慧是极为聪明的，黄老的著作 处处流露出智慧的优越感，处处流露出对其他学派的鄙夷和不屑。黄老道术自以为是最聪明的学说，他认为天下万物都受道的支配。道是绝对的，永恒的，是永远不可改变和亵渎的；世间的人是有限的，对于道只可以体味，尊重和顺应。那么是如何体味和遵循道呢黄老哲学认为那就是要顺应自然，要无为，才能无所不为，所谓“圣人无心，以之心天地为心”，说的就是圣人没有自己的主张，万物的自然运行就是圣人的主张。人如果不能体察道，就不能'知常“，不能顺其自然在生活中就容易招致灾祸。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这三家智慧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总是相互融合，甚至进而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背景下各个学派的思想相互消长而已。
智谋型文化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民族性格特征。当然，这不仅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讲，中国人的学问往往被理解成谋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话。有很多国人把自己的一身都花在谋划，算计别人身上，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内耗。遗憾的是，谋划和算计在上期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有用，而且早已上升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人为所称许的处世态度。它已经不是一种“术”而是人生的“道',它成为国人难以改变的文化精神，一般所说中国人善于”窝里斗“就有此而来。
然而，中国的智慧首先是“道"而不是"术”也就是说，术只是道的表现形式，道则是术的根本，是术的决定因素。只要掌握了道，术就会无师自通，就会自然而然的显现出来。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兵家，他们都是正大光明的“阳谋”学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要求首先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然后才是智慧谋略。如果颠倒了这一关系，那就无论如何也弄不懂中国的智慧。
所以鲁迅先生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成大事者，古今未有
因为谋略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中国权谋本质上是一种至为深刻的文化，只有人的身心内外渗透了这种文化，才能自然而然的达到内谋谋圣，外谋谋智的境界，才能真正成为省，智兼备的谋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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