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
除甲骨文外，商代还出现了一种文化价值同样重要的文字，那就是金文。所调金文，是指铸刻在金属上的文字，当时青铜器是最主要的金属器皿，因此金文特指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青铜器是商周时期的主要礼器和乐器，钟为乐器的代表，鼎为礼器的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因此金文也称为“钟鼎文”。金文的这一称呼则是因为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
大孟鼎拓片
中国在夏代就已进人青铜时代，但是青铜器的生产和制造技术还不普及，商代时已经出现了金文，但数量仍然较少。进入周朝，青铜的冶炼和青铜器的制造技术已经十分纯熟，这就为金文的发展提供了物质载体，也极大地促进了金文的镌刻，金文至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西周第二个帝王成王姬诵时的《令舞》有187个字，第三个帝王康王姬钊时的《大孟鼎》有291个字，到第十二个帝王宣王姬靖时的《毛公鼎》，金文已经出现了499个字。
《金文编》局部
青铜器皿体积越铸越大，文字也就越造越多，这正是时代前进和社会进步对文化发展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据考古人员调查研究，现已发现的周代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三四千件。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金文专家容庚先生著的《金文编》一书中收录不重复的金文单字总数在3000个以上，已考释出来的有1800多字。青铜器原本是奴隶主贵族用来祭祀和宴饮时使用的器皿，也作为日常用具之用，后来青铜器的功能逐渐专一化，成为专供祭祀和饮宴使用的彝器和礼器。
在其上铸刻铭文，是为了记载庆典和典祀，镌刻祖先阴德，歌颂将士征战沙场的战功，赏赐重臣，诸侯之间订立盟约，训造百官等。周代人们对于鬼神的敬畏程度有所下降，所以甲骨卜辞也就逐渐让位于金文了。周代文化在般商文化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大的进步和发展，典籍文物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多，内容方面也更为丰富多彩。虽然金文沿袭了甲骨文的字形和造字法，但在结构、笔画上又出现新的特点：
甲骨文
其一，从文字的进化程度看，甲骨文象形的特征较为明显，字形繁复，而金文则土较简单，此外甲骨文中象形字的笔画随意增删，异体特多，而金文则比较一致。其二，从使用工具上看，甲骨文是用铜刀或石刀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因此甲骨文的笔画细硬，笔触锐直多棱角，不可能出现墨团类的肥笔，需要填实的部分一般都改用勾廓。同时，转折也很难圆转自如，一般都重新起笔，写成方折的形体。
而金文绝大部分属于范模浇铸，即先在范模上刻字，然后再进行细加工并美化，因此即使笔画写得很细，浇铸出来也会成倍地变粗，并且出现肥笔，所以金文笔画宽粗，笔触圆润，少棱角，转折处的过渡也很圆浑，不带棱角，结体浑厚，而刻字因两端有进刀和收刀，所以线条比较尖细。其三，甲骨文行文程式不统一，或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略显杂乱，阅读起来有一定难度；金文则有固定的相对工整的行款，有的甚至有画好的方格限定字的大小和位置，如《颂壶》《小克赋》。
由此也可以得知，方块字的汉字书写习惯在西周时期已经开始逐渐形成。其四，甲骨文中形体结构尚未定型，异体字较多，字形并不规范，书写过程更接近画图，正写、反写、侧写、倒写，都有可能出现，结构搭配和部位组合也是随心所欲，任意而为；而金文是刻于青铜器上的文字，这些青铜器在西周时期主要是王室使用的器皿，工匠们在制作的时候一定是谨慎小心、不容滥造的，因而文字的形体、笔画也就较为规范整齐，因此在书写上比甲骨文更为规范。
其五，甲骨文中形声字数量较少，而金文中形声字数量已经有了明显的优势。金文已经开始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创造形声字。这一现象也就证明，文字的发明创造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也能够充分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在古文字发展史上，金文虽不如甲骨文一样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因为其书写更加规范，体例更加纯熟，也为汉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金文的出现反映了周代文化在继承中创新的历史面貌。
汉字在发展过程中，其结构和笔画均依照人们的思维定式良性有序地发展，其记事功能逐渐清晰可辨，并成为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与此同时，汉字的美学意味也日渐凸显。汉字的书写材料从龟甲或兽骨转向青铜器，也促进了文字风格的转变，开始显现出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和特有意味。金文中多次提到“德”，如“孔德”、“菇德”等，这充满了奴求制社会的伦理色彩；而金文更多地提到“孝”，如“追孝”、“享孝”，也证明商周时期更加注重血缘宗族关系。
这些都是当时社会思想的写照，也是后世人了解当时社会发展制度和文化发展制度的窗口。甲骨文和金文从无到有的发展轨迹是夏商周乃至更加久远的神话传说时期人类智慧的凝聚和升华，为汉字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甲骨文、钟鼎文作为古代文字的原始遗存，在反映社会生活和文字发展轨迹方面，也具有无可比把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成为后世了解当时社会的生活和文化的最重要资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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