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春節過後的一個漫天飛雪的夜晚，我回到了北京西長安街翠微路一個部隊大院的招待所。這個招待所是一個老鄉開辦的，十幾間客房全部都在半地下室。我租住的是一個單間，大概4平米左右，房租每月300元。房間緊挨著通往廁所的過道，牆上開了一扇小窗戶，推開房門便可爬上床尾了，最裡面的床頭邊上順放著一張桌子，這是我平時看書寫稿的地方。行李衣服全塞在一個手提箱裡，箱子就放在床頭邊上。有輛上下班騎行的自行車停放在招待所的入口，那是年前在大院裡撿別人丟棄的，後怕偷花了30元錢配了一把車鎖。天熱的時候，樓上11層的李大爺家中淘汰了一個全自動洗衣機，我花100元買了下來，放在了廁所的過道里，平日裡洗洗衣服倒也方便。只是晚上使用時，總遇到樓上住戶的投訴，洗衣機的噪聲太大了。這就是我到北京兩年時的居住條件和家當。
“到大城市發展，追逐人生夢想。”是我大學畢業後夢寐以求的夙願，具體到那個人生夢想是什麼，我卻一直沒有認真地設想過。終於在2000年5月的一天，有個去北京的機會擺在了我的面前。我辭別了家人和朋友，簡單地收拾下行李，兜裡揣上一千元錢，登上北去的火車，踏上了離家1000公里外的北漂之路。初到北京時，我充滿了無限期待和憧憬，雖然以前也來首都旅遊過，但這次的感覺不一樣，因為我的身影將融入到十里長安街上潮水般的自行車流中，成為這個城市居民中的一員，沐浴著晨曦中的霧靄，開啟嶄新的大城市生活。我對自己說：“心中有夢想，就讓它飛吧！”
到北京後不久，經親戚引薦我到中國教育電視臺做了一名編導，在地方電視臺的工作經驗使我很快地適應了新的工作環境。白天我騎車去單位聯繫採訪或者出去拍攝，晚上就在街口的小飯館吃碗馬蘭拉麵，再回到租住的房間裡看書看報，週末的時候就逛逛街，順手買張電話磁卡在馬路邊給家裡打個電話報個平安。北漂第一年的日子就這樣很快地度過去了，鮮活、緊張、忙碌的工作抵消了孤單、寂寞、無聊的生活。由於我的刻苦和努力，欄目組裡我做的節目是數量最多質量最好的之一，當然收入也是欄目裡較多的一個。記得，我領了第一個月的工資請欄目組同事吃飯時候，他們問我為什麼請客？我說，因為這月我拿了3000多元。他們笑了：“拿了3000多元你就高興地請客啊。”其實他們也許不知道，那時在老家我的工資也就一個月300多元。記得，我在老家的商場裡看到一臺聯想電腦標價1萬多元，雖然眼饞但也只能往肚子裡咽口水。2001年春節前，我特意趕到北京中關村，花7000多元組裝了一臺電腦帶回家，總算是圓了我的電腦夢。
但2002年這次過完春節回到北京，我全然沒有了去年回來後的那種興奮和喜悅，反而增添了一些失落和憂慮，因為在年前放假的時候，製片人就說過“2002年欄目可能要停辦”的話。也許沒有在深夜裡獨自哭泣過的人都算不上真正的北漂！面對四面白牆的狹小空間，我突然心裡一酸，眼淚竟止不住地流了下來。其實，我在老家過年的那幾天，我也曾猶豫過：是不是還要回來繼續北漂的日子？家人也曾挽留過我。但最終，我心底隱藏的那個夢想又在不停地誘惑著我。“在大城市你能開闊視野，增長見識。”、“在大城市發展的機會比小城市多。”抱著這樣一些想法，我像載我北去的那列火車一樣，呼嘯長鳴，又一頭拱進了北京。淚流完了，我倒頭也睡著了。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春暖花開的時候，欄目組解散了，我們每人領到了三、四千元的遣散費。惜才愛才的製片人不久把我介紹到中國教育電視臺另外一個欄目做編導，有時也讓我跟隨他拍攝央視、北京衛視的一些電視節目，去山西大寨拍攝的郭鳳蓮那期節目還獲得了央視財經頻道的優秀獎。這年夏天的時候，我從北京西長安街的翠微路搬到了東長安街的定福莊，每月500元租了一間民房，房間大小有10個平米，除了床和桌子，還多了一個書櫃。搬家的時候，我自嘲地說：“做了兩年多的地下工作者，終於可以見陽光了。”那時，北京的地鐵線路遠遠沒有現在這麼多，除了很早開通的2號線，1號線全線才貫通不久。我每天從四惠東地鐵站坐到復興門站，大概30分鐘的行程。除了早晚高峰時段，地鐵站、車廂裡的人都不是很多，每次進了車廂都能找到座位。那時，地鐵站臺上還有賣報刊的，我和大多數人一樣，習慣買上一份早報或者晚報，在地鐵裡翻閱，瞭解新聞，打發時間。偶爾我也和製片人出差到外地拍片什麼的。記得第一次乘坐飛機還是和製片人去杭州的時候，登上波音飛機，我興奮地摸摸這摸摸那，直到製片人提醒，才發覺飛機開始起飛了還沒有繫上安全帶。當飛機慢慢爬高的時候，我感覺心都要蹦出來了。記得當時，我真的傻傻地想過：“如果不是再次回到北京來，我會不會一輩子都沒機會坐上飛機呢？”
天有不測風雲。2003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非典”使北京這座城市經受著嚴峻的考驗。我所在的欄目在維持了幾個月之後不得不暫停了。我再次走到了進退兩難的關頭：回老家吧，聽說從北京回去的人都要隔離；繼續留在北京，不知道疫情什麼時候結束？當時，街上的小飯館幾乎都關閉了，外出的人們帶著豬嘴式的口罩，空氣裡瀰漫著消毒水的味道。我想，既然一時半會的不知道怎麼辦好，不如給自己暫時休假。“五▪一”的時候，我坐公交車到前門閒逛，發覺一路下來就我一個乘客。那天正趕上前門國美電器商場節日促銷，我花699元買了一臺14寸的康佳牌彩色電視機，又到超市買了兩箱“康師傅”和一個電熱水壺，每天在租住的房子裡過起了看電視、吃泡麵的悠閒生活。值得一提的是，那時我還裝了一部固定電話，可以上上網、聊聊QQ，生活倒也沒覺得多麼枯燥無味。這樣自在的日子沒過多久，杭州一個開影視公司的朋友給我打來電話：“我們杭州沒非典，要不你來我這吧。”於是，我打包行李，南下杭州，直到後來北京戰勝了非典，解除了疫情，我又辭別了朋友重新回到了北京。雖然那個時候北京在城市管理上還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比方說，在圖書館辦理借閱證，北京人是50元押金，外地人要100元押金；外地人辦理移動電話必須有北京人的擔保等等，當然這些制度後來都很快取消了。但是，北京是中國的首都，是中國最大的城市，這些“名片”像一個巨大的磁場深深地吸引著和我一樣有著大城市生活夢想的北漂們。而且，在這座曾經熟悉過的城市裡，留給我的不只是十里長街和華燈璀璨的繁華，還有那些被灌滿的親情和友情，讓我夢縈魂牽，依依不捨。
回到北京後，我順利地找到了新的工作，在北京一個區電視臺任欄目主編。那時，北京電視臺剛剛成立九頻道，主要是把幾個區縣電視臺報送的節目優選後播出。我帶領欄目的編導、攝像深入社區農村，拍攝製作的電視節目由於立意高、手法新、畫面美，不僅常常登上頻道頭條，還多次獲得北京電視臺季度、年度獎，我的人生和事業在這段時期得到了巨大磨練和長足進步。然而，就在那年北京最冷的時候，一場意外之禍差點讓我丟了性命。我在定福莊租住的平房裡，房東供暖使用的是燒煤炭的爐子，熱氣通過長長的管道連接到出租的每個房間。那天晚上，煤爐裡的火不知怎麼熄滅了，而我的房間恰好緊挨著放爐子的房間。半夜裡，我被煤氣嗆醒了，本想下床開門透氣，結果頭暈腳軟，一個趔趄摔倒在地，又昏了過去。萬幸的是，我剛好倒在了房門邊，從門縫裡吹進來的冷氣讓我慢慢甦醒過來。倒下的時候，鼻子磕在了桌邊上，劃了一個口子，流了滿臉滿地的血。第二天早上，約我同去社區採訪的同事推門看到我的樣子嚇壞了，不得不推掉了採訪，急急忙忙地打車陪我去了醫院。至今，我的鼻子上還有一道傷痕，每每想起這事，我還是心有餘悸。事後，我搬出了定福莊的平房，在電視臺附近的社區租了一個30多平米的一居室，每月租金1100元。由於工作和收入漸漸地穩定下來，我在這裡一住就是7年，期間房租也漲了幾次，最後搬走的那一年，房租是每月1600元。後來，我聽說我剛搬走，房東就把房租漲到了2500元……
直到有一天，來北京上完大學並且已經工作一年多的女兒提出要到深圳去發展的時候，我忽然意識到“北漂”這麼多年，我是不是也該回家了？女兒漸漸長大，我慢慢漸老，沒有北京戶口，我終究只是這座城市裡一個不起眼的浮萍，是永遠站不住腳，扎不下根的。落葉歸根，我的根在家鄉。曾經，父母在家鄉為遠遊的我守護待命；如今，父母年邁了，作為兒女的我更應該多陪伴他們、孝敬他們。我想，既然“北漂”只是一種生活狀態,那麼，年輕的我體驗過了這種生活,為了驗證自己的能力也努力奮鬥過，甚至還有一段頗為驕傲的“發展之路”。這些經驗對我的人生來說已經足以自豪。“北漂”也好，“返鄉”也罷，無非都是為了尋找自己內心深處最真的那個夢想。如果說“夢想”本身意味著激情、快樂與自豪，意味著收穫、圓滿與幸福。那麼，我將再次揚帆起航，砥礪前行；生命不息，夢想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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