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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下，经济学家们依旧改不了老毛病：爱算。
他们中的一些人，无时无刻不在算着封锁措施的成本，以及经济衰退的幅度。
另一些人，忙着计算企业现金流，以及供应链的调整幅度。
有人替国家操心，有人帮企业算账，有人忙着写专栏。
由于不确定性太大，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算的都是糊涂账。
但不要紧，他们有他们的收益，秋后也没人和他们算糊涂账。
更重要的是，在一片混乱中，他们掩护了真正的赢家。
在专家鼓噪的疫情危机时代，西方各国政府和大公司的扩张，是那样的顺理成章。
2.
西方各国为了防疫，政府职能已经大大扩张。
关键在于，疫情结束之后，如何让政府的手“缩回去”？恢复他们习惯的大市场、小政府。
任何部门都有扩张的冲动，一旦占据某一领域，便很难退出。这与体制并无多大关系。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凯恩斯主义的机遇，就能看出社会剧变与政府边界的联系。
但由于早有历史可鉴，以及成熟的制衡和钟摆机制，很难简单预言西方各国政府一定做大。
真正的胜利，可能要属大公司。
人们注意到，有些大企业，已经成为疫情之下金融稳定的源头，比国家还强大。
比方说，强生公司的债务违约保险成本，比加拿大这个国家还低；苹果公司手中高达2000多亿美元的现金储备，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财政刺激方案；联合利华甚至有能力资助上游供应商，从而稳住产业链。
那些激情四射的中小企业，突然发现，自己在剧变面前不堪一击，现金流危如累卵。
疫情过后，这些大公司有望通过更大手笔的投资，或者干脆买下竞争对手，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
因此不少人说，那些西方大企业，将会成为疫情的得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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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学人》近日为了研究企业韧性，检视了美国与欧洲最大的800余家企业，算出4项指标的平均分数：
这些指标包括：债务违约保险的成本、营业利润率、可作缓冲的现金、杠杆率。
这些指标衡量着企业的抗疫能力，量化之后，人们发现，最强的还是大企业。
在前100强企业中，有48家是科技公司。像微软、苹果、脸书、谷歌母公司Alphabet都坐拥巨额现金，而且在危机期间，部分产品需求大增。
在同一产业内部，强弱差距，也因疫情进一步拉大。
科技业中，为回应网购需求，亚马逊在美国增聘了10万人。而过去那些大手笔投资初创公司（包括一些小型电子商家）的投资人，现在被迫宣布出清价值上百亿美元的持股，只为换取现金。
能源业中，艾克森美孚、荷兰皇家壳牌、英国石油公司等巨头的股价表现，远比规模较小的公司来得好。一家名为Occidental Petroleum的中型石油公司，一直梦想跻身巨头，如今却背负着高达400亿美元的债务。
更可怕的是，这些大公司的韧性，最终会转化为长期优势，这让它们可以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
它们的资金成本比其他人低，供应商也偏好与它们合作。利润率高、现金储备多，让这些企业可以在其他公司减少投资的时候，反而加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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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外，大公司还能进行收购，这是杀手锏之一。而这场疫情，更是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垄断无感型”政治环境。
相比反托拉斯，政府现在更重视保障就业，因此会鼓励并购行为，挽救那些摇摇欲坠的中小企业。
创业公司的英雄年代，正在成为过去式。
强者恒强，意味着财富更将集中，草根逆袭更难。
好在，历史一再证明，大资本家也有控制不了的东西。
一场剧变之后，各国都会重新撰写各自的社会契约。在民主机制下，大企业将会面对各方的压力：要以较低价格，提供必要产品，并给予员工更多保障。
在各国压力集团“和平年代的反扑下”，资本主义世界的达尔文主义色彩可能减弱，大公司也会意识到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性。
新冠肺炎疫情将会改变全球商业结构，但跳不出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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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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