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与人闲扯，谈到他最近的一些感悟：原先有些事塞钱就能办，现在钱是不敢收了，事也不给办了。这种现象是对中央严厉打击贪腐行为的一种无声的“对抗”，这种现象我理解为“黎明前的黑暗”，随后的措施必然能为我国“传承”千年的“贪官文化”，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由于是闲聊，话题也由他的事，慢慢的扩散到古今中外，但是也就围绕着两个观点。
首先他认为应该学习新加坡“高薪养廉”，提高官员的薪资。贪污的钱财，还不如正常的收入，这样官员也不会冒险去做违法的事了。
作为拥有“黑暗”性格的我，总喜欢看问题的缺点。“高薪养廉”并不是舶来品，而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养廉银”制度演化的。
作为高薪代表的宋朝，级别最低县官年收入就能达到150万加，从一品官员年收入就可以达到1300万（正一品都是虚职，薪水稍微低些，相当于从二品的收入，年收入也有600万），历朝历代官员的收入无出其右者。
可是，如此高的收入，应该没人贪污的了吧，可是在赵匡胤时期，对朝廷影响比较大的贪污行为就有30多起；到了后来，包拯曾经说过：官吏贪污，暴政的人占十之六七；而到了北宋末期，就成了“廉吏十一”了，贪官污吏占百分之九十了。
而创造“养廉银”的清代，贪腐行为更加严重，当时最流行的两句话：“小小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以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以一窥当时之景象；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也出现在清朝。
可见“高薪”并不一定能“养廉”，提高官员的收入，保证公务人员能正常的生活，这是应该的，但是“贪婪”是人的本性之一，不是用简单的“高薪”就可以改变的。
第二个观点则是“高压治贪”，用严苛的法律手段，打击贪腐的官员，在重压之下使之产生恐惧之心，从而不敢贪污。
高压治贪这种手段朱元璋就实施过，从穷苦的百姓，一路杀伐做到皇帝的朱元璋，对贪腐行为恨之入骨啊，认为贪官是万恶之源，只要治住贪污，国家就能健康有序的发展了。
于是他采用残酷的政策惩治贪官，以求能威慑官员的贪腐行为。他规定贪污60两就判处死刑，当时的60两也就是相当于现在不到两万元钱。
不但治贪量刑的标准低，手段还多样、残忍；对待贪污，杖责，砍头，抄家，株连这对被抓到的贪官来说是幸福的了，毕竟活着的没落残疾，死刑的死的也痛快。更多的是采取，断肢，挑筋，阉割，凌迟，甚至是剥皮萱草。
对于“剥皮萱草”的贪官“标本”，朱元璋则规定，把“标本”挂在生前工作过的公堂上，以警示后来的官员。
按说，如此严酷的手段镇压下，应该没人敢贪污了吧，可是朱元璋一朝，杀掉参与贪腐行为的人员将近十五万，其中上至皇亲贵胄，下至小县官吏，不一而足。
历史上难道就没有清廉的王朝吗？水至清而无鱼，何况我国是人情社会，真正的清廉是不存在的，但是相对清廉的时期总是有的。
就像蜀汉时期，诸葛亮、费祎、董允、姜维都是宅舍鄙薄，两袖清风，诸葛亮更是对着刘禅公示自己财产：“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一千八百年前诸葛亮就能公示自己的财产，不知道现在有的官员认为，个人财产公示时机不成熟作何感想。
以前曾经听到有人说，香港以前也是贪污横行，可是有了“廉政公署”以后，香港称为全世界最为廉洁的城市之一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习一下香港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内地地区地域广阔，人口繁多，从而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因而像香港特区的“廉政公署”这样的机构并不适合再大陆推广。
因此去除“贪污”这个延续千年的“传承”，并不是简单的“高薪”、“严刑”或是建立一个什么机构就可以解决的。《论语·里仁》里写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可以改为“既喻于利，又喻于法”。喻于利是说让官员可以依靠正常收入，可以稳定的生活，这叫生活的有尊严；喻于法是说要建立法治精神，在法律范围内行使权力，让百姓不用“送礼”就可以把事办了，这叫获得尊重。既要有尊严，又要有尊重这才是一个官员应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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