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應對中美之爭

自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逐漸進入全球市場並在其後深度參與全球化以來，中美之間形成了特定的經貿關係，這種高度勾連的經貿關係不是美國與中國之間特有的，也表現在美日、美韓甚至美歐之間。

本文作為《深度全球化與中美之爭》的第二部分，獨立成文，旨在提供一個思維框架，嘗試從一些被普遍忽視的視角，探討戰後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經貿體系形成和長期維持的原因，以及目前面臨的巨大挑戰。

這應當是國內首次做出這樣的探討。儘管要證實本文的所有判斷遠遠超過了我們的能力，但我們認為，提出以下觀點，對理解今天的中美經貿關係，將是非常有意義的。

一、美國的信貸福利制度對戰後全球經貿體系的影響

如果我們回溯兩次大戰前後的具體歷史，會知曉戰爭爆發的原因與全球貿易形勢及背後的生產分工因素密切相關。簡言之，當時既存在先發國家相互爭奪全球原材料和市場的問題，也存在先發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懸殊的問題，還存在地區內部不同國家之間的發展不均衡所造成的對某些國家內部中下層的衝擊問題。先發國家根據兩次大戰的教訓所能得出的共識之一，是必須構建一系列區域和全球範圍的貿易與社會安全網絡。歐共體、GATT都是這一共識的產物。

正是兩次大戰讓各國上層充分理解了貧富懸殊可能帶來的集體災難，自由放任的市場理論被兩次大戰所湮滅。二戰後，無論採取何種政治制度，先發國家無一例外的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社會保障網。兩次大戰帶來的衝擊讓各國認識到，無論是一國中上層對下層的壓制（對勞工和消費者的剝削），還是一些國家對另一些國家的壓制（一戰後戰勝國強迫德國做出根本無法履行的賠償），只要超過一定限度，都會激起民粹，甚至帶來不可挽回的災難。歐美各國的勞工運動、消費者運動、環保運動促進了共識的達成，先發國家無一例外的進行了內部改革，或引入或完善了國內福利制度，一個普遍的社會安全保障網，由各國在本土內部自行建立起來。

但美國的福利體系，與歐洲、日本有相當大的不同。美國西北大學教授莫妮卡·普拉薩德（Monica Prasad）在其著作《過剩之地：美式富足與貧困悖論》中，對美國戰後的福利模式做了深入細緻的探討。簡言之，歐洲與美國戰後在稅制方面走上了兩條道路。歐洲以消費稅為主導，使得政府稅入較高，因此歐洲福利制度可以主要依靠政府通過再分配而建立，即便不是政府直接干預的領域，勞資關係方面的立法，也滲透了種種對兩次大戰的反思；而美國以所得稅為主導，也就是沿用至今的“代扣所得稅”政策，美國一開始並沒有建立一個像歐洲國家那樣的龐大稅源基礎。戰後美國經濟一枝獨秀，大眾消費慾望高漲。美國民眾對福利和消費的需求，受限於沒有歐洲那樣的稅源基礎，恰好契合了美國金融機構擴張的願望。

在醫療和教育這兩項具有公共意義的產品提供上，美國也沒有像歐洲一樣建立一個政府主導下的廣泛社會保障體系，轉而通過金融信貸支持予以實現。無論是醫療保險，還是學生貸款，信貸都是戰後美國人無法繞開的生活必需。今天總結美國戰後成功因素的學術著作，大都會提及《退伍軍人權利法》的重要作用，正是這部法律，使一千多萬美國二戰參戰者，免於學生貸款的壓力，從而為美國後期經濟創新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資源，一定程度上也使當時的消費能力得以釋放。這是非常諷刺的，因為

1980年代之前，美國工業化大生產處於全球領先地位，戰後羅斯福主義的影響猶在，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與歐洲呈現相似性。但此後福特主義的內在缺陷使羅斯福時代開始建立的工業福利體系無法維繼，美國並未進行內部細緻的調整，而是徹底轉向。1980年代裡根主導的自由化改革使中下層的福利需求只能走向進一步信貸化。我們可以將美國戰後的福利制度歸納為“信貸福利主義”，這種社會保障網是美國作為全球主導國家所特有的，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國與其他外貿國家之間的長期經貿關係。這項制度在美國長期存在，可以分兩個階段來觀察。

第一個階段，戰後初期，美國工業領先優勢明顯，經濟持續發展，全體國民享受紅利，收入預期不斷提升，《退伍軍人權利法》等國內立法在一段時期內提供了事實上的社會福利保障。基於消費需求的信貸契合了經濟發展和民眾生活的需要，信用擴張也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

第二個階段，隨著全球一般化大生產的興起，美國製造業優勢逐漸喪失，中下層的收入增幅逐漸放緩。但其他外貿國家的廉價工業品湧入美國市場，繼續壓低美國國內通脹，緩解了美國中下層民眾的經濟壓力。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放棄對製造業流程的再造，直接讓中下層勞動力從製造業向服務業轉移，而服務業的整體收入要比製造業處於優勢時更低。為了維持國內中下層的消費能力（生活水平），政策上不斷滿足這種基於選票壓力的需求，美國中下層民眾對信貸福利的依賴更加嚴重，這種依賴又迎合了美國金融業的擴張需求。

美國國內信貸寬鬆的基礎，是全球化的階段性結果所致。當戰後諸多國家以外貿來作為本國發展主導產業時（這是不得不為的選擇），它們逐漸積累了大量美元，所有這些以外貿作為發展基礎的國家，都面臨一個美元收入如何再投資的問題。從美國視角看，這些因外貿而屯積的美元給這些國家逐漸帶來的對美貿易順差，是貿易不平衡的體現。美國官方對中國的批評與對日本的批評是一致的，即認為是外貿國家過度儲蓄導致了貿易不平衡，從而最終導致貿易摩擦。

美國官方在闡述上述理由時，潛在的理論觀點是：外貿國的對美順差本應帶來外貿國貨幣的升值，從而提升外貿國出口產品的價格，進而降低外貿國的出口水平，因此最終會實現美國與外貿國的貿易平衡。但外貿國持續購買美元資產，通過壓低了本幣價值來維持出口，使對美順差不斷擴大，從而影響了美國國內。美國將此斥為“匯率操縱”。

事實上，美國官方從來沒有也不敢承認，從根本上講，這種外貿國必然對美產生且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與美國的本土政策乃至需求是緊密勾連的。這個戰後以美國為主導形成的全球經貿體系，有著深刻的美國信貸福利需求背景，這是美國戰後所建立的特殊的社會保障網存續所必需的。

外貿國家通過製造業賺取的美元，為外貿國家的貨幣升值帶來了壓力。在沒有更好投資渠道的情況下，外貿國家通過大量購買美元資產的方式，一方面旨在通過投資戰後經貿體系的主導國家，以維持長期的資金安全；另方面緩解了本國貨幣升值的壓力，客觀上有利於本國製造業繼續出口。

維持信貸寬鬆的本土消費，對美國有兩個重要意義：一是使美國特有的信貸福利制度得以維繫，使中下層在產業結構失衡、收入不斷下降的同時，能繼續以信貸方式來維持生活所需，甚至在相當時期內，產生了大量的過度消費，出現了短期“繁榮”；二是擴大的消費能力促進了美國新興產業的發展，這些消費信貸資金用於投入某些新興消費（例如電子產品）領域，促進了這些行業的發展；三是使美國的金融業在整個消費信貸擴大過程中得利豐厚。

也就是說，外貿國家辛苦生產、美國輕鬆貸款消費的模式，在戰後相當長時期，都是美國與外貿國家形成的默契。當美國內部分配出現階段性問題時，民意就會反應到政治方面，使美國在外貿政策上對外貿國家施壓，為中下層爭取回一些利益，使美國本土的中下層信貸福利能夠持續下去。事實上，這都是一時權宜之計，因為只要美國仍然堅持信貸福利主義，同時又不能恢復生產性行業的基礎工作職位，無法保證中下層的長期收入增幅能夠覆蓋信貸債務，那信貸福利制度遲早面臨崩潰。

日本等國對美國這種表裡不一的做法也十分憤懣。日本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曾經評論道：“日本人揮汗如雨地勞動，生產出了美國人需要的商品，也把這些商品以低廉的價格賣給了美國。可美國說：‘請借給我購物款’，於是日本就以極低的利息把購物款借給了美國。如果這筆貸款還回來也就罷了，可是人家借款不還了，並且連句‘謝謝’都沒聽到，這就是在國際經濟中，慈善的富翁沒有受到應有的尊敬和感謝，反而遭受了愚弄”（野口悠紀雄，2013）。

美國國內的信貸福利制度，勾連了美國和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在內的東亞外貿國家，使這些國家的國內經濟結構與美國本土消費需求直接掛鉤。德國、法國等歐盟國家堅持在美元體系之外建立歐元體系，很大程度上旨在擺脫美元體系的約束，避免過度依賴美國市場。但這個過程受制於歐盟政治與經濟的分離，今天也面臨極大挑戰。

以今天美國中下層的生存狀況來看，去工業化疊加過度消費帶來的惡果不斷顯現，美國的信貸福利制度已難以維繫，這是今天美國與中國以及其他外貿國家頻繁發生貿易摩擦的根源。戰後形成的以美國信貸福利制度為勾連的國際經貿體系，很可能將要走向其生命的終點，如果美國本土無法調整其內部的福利制度，無法解決其內部分配問題，無法重建其本土的社會保障網，就會進一步使全球經貿體系產生更大的震盪。

美國信貸福利制度的另一個後果，是美國金融業的過度膨脹，和新興產業與金融業的勾連發展。科技類新興產業是否一定需要短期金融資本的支持？這是值得疑問的。我們能夠看到，今天不少科技創新企業，其實在離開短期金融資本時，一樣能夠發展得很好。我們不應將不考慮金融資本的華為視為孤例，而應當深入研究華為成功的真正制度性原因。

對美國而言，金融業在成為了整個信貸福利制度得利最豐厚者的同時，也使美國的科技創新與金融資本構成了一個自我強化的閉環。“高科技+金融資本=>美國上市”也成為美國資本市場吸引全球資金的重要原因。在這個過程中，

在美國信貸福利主義可能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我們應當做好長期研判。美國中下層和兩黨在很程度上都認定了曾經的多邊貿易體系損及了中下層的利益，而美國中上層維護多邊貿易體系的訴求，如果不能與中下層改變生存現狀的訴求相契合，那麼在美式民主制度下，佔大多數的選票仍然會投向否定多邊貿易體系者。

我們今天看到，美國的政治體制正在成為解決美國本土問題的障礙。2010年在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Citizen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58 U.S. 310(2010)）一案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認定，企業屬於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規定的“人”，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進而使限制企業政治宣傳活動支出的2002年《兩黨競選改革法》因違憲而被廢除（賴克，2016）。跨國企業和金融企業對政策制定長期實施遊說，信貸福利主義不斷從制度上被強化。中上層精英雖然能夠看到問題，但要以自身權益相讓來根本性的解決問題，談何容易。

伯尼·桑德斯作為底層出身的民主黨候選人，在美國中下層有大批擁戴者，但在民主黨內部競爭時被建制派排擠，那些本來支持桑德斯的民眾轉而將選票投向激進的特朗普。如果我們認真閱讀桑德斯的政治見解，可以發現特朗普在很多方面都在抄襲了桑德斯的觀點。但從特朗普的實際施政來看，根本沒有想過要對美國的經濟體制進行重大修正。美國的民粹主義最終讓政治投機者走上了前臺。

我們今天必須深刻理解美國信貸福利制度對全球經貿體系所造成的影響，必須深入研究美國信貸福利制度的可持續性，我們必須切身體會美國中下層對自身權利訴求的合理性，這是所有高度依賴美國市場的外貿國家必須共同面對的。

二、中國面臨的挑戰

我們必須理解，中國在進入全球化後，也一度成為高度依賴美國市場的外貿國家，甚至今天這種依賴仍未減輕。中國與日本一樣，辛勞的國民通過艱難的賺取美元，作為工業化的起步。最大的不同在於，日本早在1980年代就已佔據過全球製造業產業鏈的高端，而中國今天仍在產業鏈中游徘徊。這意味著中國是依靠大量中低端企業在賺取美元，而這些中低端外貿企業掙來的美元，作為外匯佔款，成為了境內人民幣發行的基礎。

中低端外貿帶來的美元越多，客觀上會造成人民幣基礎貨幣的增加，即便在發行機制方面進行調整，不斷擴大的美元順差也會為境內金融機構的信用擴張帶來依據。如果中國內部施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信用擴張就會快速成為現實，國內資金將會向能夠短期獲利的資產聚集，資產泡沫會快速形成，進而對中低端外貿產業構成巨大的擠壓。

這相當於通過中低端外貿辛苦賺來的收益，成為了國內信用寬鬆的基礎，而國內信用寬鬆又引發資產泡沫。資產泡沫又反過來影響了各項生產要素的價格，包括房地產、原材料和人工成本，從而使利潤率並不高的中低端外貿產業，進一步喪失了產業升級的機會，甚至大量退出市場或開始遷冊東南亞。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必須深刻反思前期金融自由化導致的房地產資產價格急速上升，對長珠三角外貿製造業造成的巨大負面衝擊，以及為什麼本可漸次進行的國內製造業產業轉移卻步履維艱。

我們要理解，中國的外匯管理措施對控制全球金融資本流動風險會有較大幫助，但這種幫助不是絕對的。凱恩斯曾言，要實施資本管制，政府必須加強對所有國際交易（無論是貨物還是資本）的監管，因為國際貿易的發展可以讓人通過篡改貨物的流動來隱瞞資本的流動（羅德里克，2011）。

中國的外貿出口，通常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不少觀點認為，當這駕馬車不靈時，其他兩駕馬車就要再拉快一點。實際上很長時期我們並不理解，中國的外貿出口，是美國信貸福利制度得以維繫的必要環節，也是維持中國外匯管理模式的關鍵。中國選擇目前的外匯管理模式能夠儘可能的防範資本跨境流動的衝擊（但也只是儘可能），是十分必要的。但選擇這種模式，就會要求人民幣的發行與外匯收入相掛鉤。如果出口下降，外匯收入下降，以外匯佔款為依據的人民幣發行就將受到影響。此時如果以境內投資拉動經濟，關鍵是看這種投資是否用以激勵外貿產業（尤其是製造業）升級發展，為下一階段的外貿恢復和擴大提供幫助。如果這種境內投資脫離外貿（尤其是製造業）需求，甚至導致內部資產泡沫進而對產業升級產生負面作用，那麼因外貿受限而出現的通縮趨勢就會疊加資產泡沫的上限，進而引發貨幣發行機制的運行障礙。

這就是製造業對中國而言最根本的重要性所在。

中國是一個外貿大國，但並非一個外貿強國。如果中國境內資產泡沫繼續膨脹，生產要素價格繼續上升，中國中低端外貿產品會逐漸被其他後發國家所替代。美國在政策取向上極力擺脫中國中低端製造業的依賴，扶持其他小國替代生產，以繼續維持美國本土的信貸福利體系。

近年來，國內有觀點認為，製造業衰落是必然的一個過程，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是每個工業化國家的必經之路。這樣的觀點深受美國前些年一些經濟學觀點的影響。但美國主動去工業化，依靠信貸消費維持經濟發展的惡果今天已經在擺在眼前，況且中國完全沒有複製美國模式的經濟基礎。德國逆勢再工業化的選擇值得我們深深思考。

我們要十分尊重那些目前看似不那麼“高科技”的製造業企業，要讓市場來識別它們，而不是讓市長來評判它們。不能單純為追求個別“高科技”產業，不能期望將普通製造業趕走，就能換來“高科技”。每個產業的發展都有極大的路徑依賴，要順勢而為，而不能期待抹掉一個地區的產業歷史去實現轉型。一些看似落後的產業，在今天仍然有非常大的升級進步空間，要允許這些行業的企業家去探索升級，而不是將其簡單趕走。美國的康寧公司（Corning），以玻璃為主業，從1955年就位列美國500強第209位，至今它仍然是這個榜單中的企業，是名符其實的長青樹。我們很難講玻璃這個行業就是高科技產業，但如果沒有Corning，今天的iPhone都無法生產出來。我們在Fortune 500的榜單中可以看到非常多這樣的傳統行業的長青樹，正是它們的點滴積累，才成就了今天各種偉大的進步。

在科技進步帶來製造業勞動力需求的變化時，要儘可能讓勞動力去匹配新的崗位，要對製造業流程實施再造，要與人的就業相契合，更要顧及中國廣闊腹地那些尚未發展起來的地區。

抑制互聯網資產泡沫同抑制房地產泡沫一樣，對中國而言都是一個關鍵挑戰。我們要清醒的認識到，中國的互聯網企業至今遠非全球化的企業，只要看看它們的海外收入佔比，就知道它們主要是因為政策原因才在中國封閉的市場迅速實現了行業的寡頭地位。中國大多數的互聯網企業，跟“高科技”都是完全不沾邊的。它們所獲得的資源、它們具備的影響力與它們的行為方式，往往難以匹配，令人失望至極。中國互聯網企業的迅速發展還是國際資本跨境流動的一個典型反應，而國際資本跨境流動必然伴隨短週期的不斷重複。

國內有觀點認為，對於新興行業，使其自由競爭，哪怕中間有大量的資源浪費，競爭勝出者一定能夠引領未來，總體上會得大於失。這種觀點完全無視個別行業短期過度資本集中導致的對其他行業的長遠衝擊。過去十年，有多少本該在芯片行業奮發圖強的中國學子，因為資本補貼下優厚的薪酬，轉投互聯網企業門下，而這十年導致的芯片行業人才缺口，又要多少年才能得到彌補？而這些所謂優厚的薪酬，往往不過曇花一現。如果中國仍以美國模式為追求，那就必然將要承受美國模式下富裕的硅谷、華爾街和大量中下層民眾的尖銳對立，這是中國可以承受的嗎？

這更將影響中國的教育。教育競爭的激烈，說到底是因為只有個別行業才能提供豐厚的薪酬，而這些行業並不需要太多人力，因此人人得而爭之。要從根源上解決中國教育競爭日趨激烈的問題，最終的關注點還是在產業和就業。中國實業類企業大多處於產業鏈中低端，也就是這些產業薪酬上升的空間仍然非常大，在此時放棄大海而追求河流，無異於捨本逐末。

信息科技對人類政治經濟社會帶來的改變是根本性的，但這不代表只要稱為“互聯網”就是高科技。這種五歲兒童大概都能明白的邏輯，在中國卻要反覆解釋，事實上只可能有一個原因，也即“互聯網”行業套利者眾多，消耗掉的，卻是中國過去幾十年辛勞積攢的財富。中國互聯網企業的變革，有賴於年輕的企業家們深刻的認識自己所處的時代，有賴於他們反思自己世俗意義上“成功”的原因。當其他行業仍在砥礪奮鬥之際，如果互聯網企業家們仍然習慣於美式優勝劣汰的思維，以自由市場競爭為理由，將自己的員工和利益相關方不斷的視為前進中的“負擔”，仍然不斷利用今天互聯網媒體的便利來控制和影響公共輿論，仍然將大量資金投入軟文公關而不是研發拓展，那我們為什麼還要給予互聯網企業這麼多的特權呢？

我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中國互聯網企業對金融領域的滲透和對個人信息安全的侵害遠遠超過歐美各國而無法受到足夠監管。我們始終不明白，為什麼類似於被美國民眾深惡痛絕的“發薪日貸款”竟然能夠堂而皇之的成為互聯網信貸。我們絲毫不理解，在普遍擁有微信、支付寶的正常消費信貸額度後，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的互聯網信貸企業能夠盆滿缽滿，這些信貸需求到底是什麼？用途到底是什麼？對那些極力推動擴大消費信貸的觀點，是否也是以美國的信貸經驗來作為理由呢？中國有怎樣的基礎，能夠建立美國那樣的信貸福利體系呢？

我們希望中國的互聯網企業有朝一日能夠為自己正名，只有當它們能夠遠洋出海去接受全球化的挑戰而獲勝後，才能真正獲得國民由衷的讚賞。

在這個時代，我們太需要一些“正常”的企業了。這就是為什麼今天的中國人對華為有這樣特殊的情感。

當中國的製造業走向高端時，將會觸及美國中上層的核心利益。美國今天的跨國企業和金融企業利益，必須以美國繼續維持在高端產業的優勢地位為前提。在中低端已經逐漸外包的情況下，只有高端產業才能支撐起美國經濟繼續運轉，配合美國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使其他外貿國家辛苦掙來的美元不斷迴流美國本土進行投資。如果這一美元迴流進程被打破，不但美國中下層的信貸福利制度無法維繼，中上層的利益也會受到衝擊。這就是今天中國真正的高科技企業會遭受美國以國家力量予以打擊和扼制的根本原因。或許，當不是民粹主義的美國總統執政時，這方面的壓力會逐漸減小。但如果美國本土的問題無法得到根治，這樣的情形還可能反覆再三。

我們由衷的希望，中國能以美國在教育和醫療方面的教訓為戒。這兩項具有公共屬性的領域，可以利用市場機制，但絕對無法依靠自由市場去實現。這是一個現代社會安全保障網的底線。我們要充分理解美國教育曾經成功的真正經驗，要充分了解歐洲、日本在教育方面的投入現狀，要充分認識今天中國國民在教育支出方面存在的壓力。中國不是韓國，不是僅有六七家財閥企業可供職業選擇，完全不需要出現這樣的教育局面。

我們希望中國的學研界，尤其是社科學研界能夠自立自強。我們非常認同任正非先生關於重視教育的觀點。在基礎自然科學領域，我們建議政府應當在加大投入的同時創新制度，由優秀的企業去引領優秀的人才，通過由企業和高校共同舉辦研究機構，以及允許企業單獨舉辦研究機構，將大量科研人員從繁重的行政事務中徹底解脫出來，讓優秀的企業來參與選擇科研需求的方向。另方面，我們還要更加強調的是，一個國家社科基礎研究的至關重要性，無論是美國、德國還是日本，這些先發國家社科研究實力之強，對全球資料、信息收集之充分，社科研究與跨國企業一線的交流之緊密，絕非今天中國社科學研界可比。可以說中國社科學研的滯後，已經造成了中國政策應對選項的極端缺失。

本文許多觀點，尚未完成自證，錯漏難免。謹希望以此擴展目前中美關係討論的視角，同時希望國人能更多的能從全球視角來思考今天及未來將要面臨的挑戰。

以上。

1、野口悠紀雄，《依賴美國的罪與罰》，東方出版社，2013

2、莫妮卡·普拉薩德（Monica Prasad），《過剩之地：美式富足與貧困悖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3、羅伯特·賴克（Robert Reich），《拯救資本主義》，中信出版，2016

4、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全球化的悖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閱讀更多 歐路商學院 的文章

關鍵字: 美好，一直在身邊 助學貸款 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