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花甲，七十耳順，八九十耄耋。
時光流逝之快，令人驚歎：“過日子像點燃上祖墳的紙錢！”記得剛剛還是一個活蹦亂跳的少年。不經意便成了一個拄著柺杖走進耄耋之年的老人。
農曆二月初一，是我的八十歲生日。比我小八歲的路遙逝世已有二十八年；比我小十歲的史鐵生病逝已經十年；比我小一歲的陳忠實，過世也有四年之久……
許多年輕的朋友，先我而去。望著他們遠去的背影，常常估摸著自己“光榮”的時日。總之，屬於我的時間不會很多了，得抓緊活著，抓緊做一些該做的事情。爭取來世一回，少留些遺憾。
今年正月二十三日凌晨，德高望重的霍世仁老先生在西安病逝，因為疫情，我無法在他的靈堂前焚香、磕頭，揮淚送別。遙送輓聯以祭：
胸懷日月，一輩子光明磊落，勤政廉潔。
人系家國，幾十年行慈施善，福祉黎民。
霍老先生走了，給這個世界留下一個無法替補的空缺。
我曾在許多場合講過這樣的一個觀點：“成功，是成功者主體的成功。如果沒有成功的機遇，或者成功必要外部條件，成功依然是一句空話。”
文化學者朱貴權《陝北賦》的開卷之語，便嚇人一跳：“天之高焉，地之古焉，唯陝之北！”
陝北，是一塊產生民歌，產生愛情，產生英雄的土地。古代有斯達巴克斯式的農民英雄李自成，近代有羅賓漢式的群眾領袖劉志丹；九里山下的淮寧河畔又走出了一位當代著名作家路遙。
路遙（左）與霍世仁合影 惠懷傑 攝
作家路遙，身上閃爍著三個“光環”：1991年3月，路遙百萬字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榮獲第三屆茅盾文學獎，廣大讀者譽為茅盾文學獎皇冠上的明珠；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授予路遙“改革先鋒，鼓舞億萬農村青年投身改革開放的優秀作家”；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又授予他“新中國最美奮鬥者”的榮譽稱號。
三個炫目的光環,引人注目。在報刊、舞臺、電視、手機的熒屏上，頻頻閃現他的英姿，講述路遙這樣或那樣的故事……
常言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條好漢三個幫。”
路遙是一條好漢。
有誰是這條好漢的“樁”呢？
路遙曾對我說過，“一路走來，我得到許許多多親朋好友，同事領導以及專家學者的幫助和支持。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群體，我怎麼報答他們呢？
1985年5月1日，路遙給我的信中如是回答了這個問題：
“我一定要用我的勞動成果，回答我的朋友和敵人”。
91歲的霍世仁人老先生的病逝,給我敲響警鐘，在我活著的時候，應該把這位老人與路遙的故事留給後世。從認識路遙到他去世的二十多年裡我和他交往甚多，在很長的一段時日，我和他同睡一盤小土炕，共用一張寫字桌；他喜歡與我交談，有要緊事時就交談一個通宵。1992年4月，他和我在西安就連續交談了三個通宵。在他的作協辦公室，第二，第三晚上，他讓航宇在雍村飯店登記了一個標準間，一人一支床，躺在床上抽菸、喝咖啡、拉話……
這次連續三個通宵的交談，當時我就感到出人意料，不可思議。半年後，路遙辭世，我越來越感到他和我那三個通宵的交談是冥冥之中的一種“朕兆”。
他給我幾乎講述了他一生中所有重大事件,也和我討論了家庭生活中的一些棘手問題。
路遙問我：“與林達的問題怎樣解決？”
1970年，路遙（左）與朋友曹谷溪站在黃河邊
我說：“離了好，對你，對林達都是一種解脫。”
路遙說：“在這個世界上，能不能再找到一個對女兒遠遠比林達更好的女人？”我說：“沒有了。”
我明白了路遙的真實想法，關於這個問題的交談便戛然而止。
我和路遙還談及許多人。有的，我記不清了。但是，關於霍世仁的交談，至今依然清晰。
路遙說：“霍世仁真是一個好老漢。他自己不搞寫作。又不是文職官員，可是,他對文藝工作者非常關心，對文藝活動非常重視，非常支持。”
我說霍世仁與我們不同，我們的父親是斗大的字不識一個的莊稼漢，霍世仁是官宦人家。他的父親叫霍祝三，當過綏德行政公署的專員。小時候我到綏德城裡趕集，在行政公署的院子裡見過他。是一個留著長鬍子、慈眉善眼的老頭。
以後榆林和綏德兩個行政公署合併，霍世仁又擔任過榆林行署專員和地委書記；以後他又調陝西省政法委工作，但是他有一種永遠割不斷的“陝北情節”。
路遙說，霍老有一副菩薩心腸，誰有困難他都要盡力幫助。1987年秋，剛寫完《平凡的世界》第二部身體損傷極大，霍老和李煥政安排他在榆林賓館住了三四個月，還主動聯繫榆林著名老中醫張鵬舉給他精心調理。難怪人們說他是陝北的“老掌櫃”！
路遙病逝後霍老心裡非常悲痛，關於路遙的每次活動，他都聞訊而去，1993年11月17日，航宇在秦大飯店舉行“紀實文學《路遙最後日子》首發式”，他陪同省委副書記支益民前來參加；1994年航宇和何志銘拍攝的三集電視片《路遙》在秦大飯店舉行首映式，他鼓動省委常委、紀委書記李煥政和榆林籍老幹部杜魯公、尚愛仁等同志坐陣助威。
還有一回，霍老把我擋在建國路省作協大門口。他對我說：“谷溪，路遙的骨灰，不能長久地放在三兆殯儀館了，這事你得管哩！”
我說：“我力量太小，力不從心……”
他說：作協的胡採、杜鵬程、王汶石都走了，人多事情也複雜，不好辦，路遙的事,你不管，誰管？他的骨灰長久地放在火葬場，令人傷心。”
時過不久，銅川市政協主席張史傑打電話給我：“谷溪，我在止園飯店，你立即過來！”
文革前，張史傑曾是延川縣縣委書記。多年來很少聯繫，我驚奇，他怎麼能找到我的電話？而且肯定了我正在西安。
張史傑，是我的一位恩人。1965年春天，陝西省作家協會要推薦我出席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延川縣委組織部。要抽我參加黃陵縣社教工作隊。在相互爭持之際，張史傑一錘子定案：基層的同志去北京參加會議，機會太難得了，社教的機會，什麼時候都可以。於是，免去我參加社教工作隊的抽調。在張史傑書記全力支持下，我順利地參加了那次代表大會，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那次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這件事，成了我一生最大的榮幸！
張史傑的電話就是命令。我立即趕到止園飯店，張史傑主席給我說了和霍世仁一樣的話。我說霍世仁也給我說過你說的這個問題，今天我們可以去霍世仁家裡商議，或者將霍世仁請過來，在止園商議。
張史傑說：“延安的馮文德，榆林的趙興國正好也在止園，我派車去接他。”
在霍世仁、張史傑的鼓動下，延安地委副書記馮文德，榆林行署副專員趙興國，延安大學駐陝西辦事處主任趙文華等人，在張史傑的客房召開了一個純民間性質的座談會。
2019年2月，霍世仁（左）與曹谷溪在西安 靜書 攝
霍世仁和張史傑先後講了路遙在陝西乃至全國文學界的貢獻和影響，並提出了處理路遙身後諸多事情的安排建議。所有與會者，應該說都是路遙生前的好友，除我和趙文華外，都是延安和榆林的在職領導和社會賢達，經過幾番討論，很快形成三項決議：
成立路遙紀念館籌委會。霍世仁、張史傑、馮文德、趙興國、曹谷溪、申沛昌等同志為領導成員。
籌委會辦公地址定在延安大學，會長由延安大學黨委書記、校長申沛昌擔任。
籌委會精神、會議內容由曹谷溪向申沛昌彙報。申沛昌同意後，主持召開籌委會全體領導會議，再決定路遙紀念館實施方案和實施細則。
我按止園會議意見，一回延安，就專程去延安大學給申沛昌校長作了彙報，他對我的來訪非常歡迎。對我說的這件事非常高興，留在記憶裡是他的兩句話：“辦路遙的這件事，我熱心；與你們幾個人共事，我放心。”
不久，路遙紀念館籌委會在申沛昌的主持下。召開了籌委會擴大會議，延大副校長宋學成，校辦主任姚政寬等同志，也介入了路遙紀念館的籌建工作。
路遙紀念館的設計，路遙陵園的規劃，骨灰的重新安葬，如何與其親屬協調等諸多具體工作的分工與安排。
霍世仁最早的提議是“路遙的骨灰，不能長久的存放在三兆火葬場，要重新安葬”。其實，最重要的不是陵園設計與經費問題。而是怎樣徵求路遙親屬的意見。
路遙的親屬是誰？妻子林達，再婚；女兒路遠尚幼；生父王玉寬，生母馬芝蘭，1957年就將路遙過繼給伯父王玉德，伯母李桂英為子。這是一宗融親情、民俗和法律為一體的複雜事情。稍有不慎，就會造成很大的麻煩。
為了辦好這件事情，申沛昌校長不僅派了專車，還讓《延大校報》編輯部鄧世宏協助我的工作，我們先到延川縣郭家溝拜會路遙的養母李桂英。老伴王玉德已過世。聽說有公家出錢，把路遙的骨灰從西安搬回重新安葬，非常滿意。他哭著說，我娃失覺了，西安火化都沒叫我去，難受的我眼淚汪心哩……這回重新安葬，一定要讓我到墳上哭一回！
就是這位老人，生過一個男孩，三歲夭折了，有路遙出人頭地，更是她生命的全部。為供路遙上學，她拄著打狗棍。到延長縣討飯，把討來的窩窩頭像擺地攤似的晾乾，然後送到延川縣城的學校裡。
李桂英老人在“授權書”上壓了手印，為了更具有法律效應。我們又請大隊黨支部書記，路遙的乾爹劉俊寬，以證人的身份簽名蓋章。
為了把這件事辦得更妥帖，我和鄧世宏就從郭家溝直抵清澗王家堡，給路遙的父母講了來意。路遙的生母馬芝蘭說：“這事要問王天樂哩，”我說：“不僅要問王天樂，還要問老二王維軍、老三王天雲、老五王天笑，兄弟四人的意見，一致了，好辦。意見不一致了，誰定奪？人常說：有父不顯子，如果你們不做主，路遙的骨灰只好在火葬場放著。”
路遙的父親王玉寬，是通情達理的人，不但同意將路遙的骨灰在延安重新安葬，還要拿出2000元錢以示支持。為了這份授權書更具有法律效應，路遙的父親在村委會注了意見並加蓋了公章。
將兩份授權書複印。呈送相關部門 和相關領導，一路順風，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時任中共陝西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部長王巨才看到這兩份材料後，讓文藝處處長王蘭英給我帶了一個“口信”，他讓我以延安大學的名義，給宣傳部打一個報告，他為“路遙骨灰”重新安葬爭取點支持。申請五萬元，他給撥了三萬元，解決了路遙陵園建設的燃眉之急。
霍世仁對《路遙研究》非常關心，每期出版，他都要逐篇閱讀。2016年，他得知《路遙研究》經費非常困難，讓榆林商會贊助印刷費兩萬元。2019年2月，《路遙研究》第八期出版，這一期全部四色彩印，他非常高興地翻閱噴著墨香的刊物，鼓勵我不管有多大困難，這個刊物都要堅持辦下去。讓路遙“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的路遙精神在陝北高原發揚廣大！
孟子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陝北人都知道路遙用自己與生命去完成歷史交付他的神聖使命，不論生前還是逝後都得到諸多朋友的關愛與支持。路遙要到北京去領獎，沒路費，延安地委副書記馮文德自掏腰包，給了路遙五千元當路費；《路遙文集》徵訂數不足，無法開印，延大校長申沛昌，以圖書館名義支出五萬預訂文集；路遙逝世後，榆林趙興國、銅川張史傑和西安的霍世仁，分別籌集十萬元資助路遙陵園修建；清澗民營企業家折生陽、劉濤每人為清澗“路遙紀念館”的籌建捐贈一百萬元；路遙研究會領導成員白崇貴，不僅為電視專題片《路遙》的攝製組酬集十餘萬元的拍攝費用，還動員清澗商會企業家集資三十萬元，為“路遙紀念館”捐贈雕塑一尊；全國著名企業家潘石屹拜謁路遙墓地後，為延安大學“路遙文學館”捐款十萬元；日本學者安本實先生將路遙及其作品作為他終生的研究課題，十次來華調研，並翻譯出版《路遙作品選》；美籍華人女作家伊娃專程到文匯山，為路遙送上他喜歡的香菸和咖啡……多年來，延大路遙文學館、清澗路遙紀念館和延川郭家溝路遙故居先後接待遊客數百萬人次。在此，我以一個老文藝工作者的名義，向路遙生前逝後所有關愛和支持過路遙的朋友們致以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禮！
庚子年2月16日於延安虎頭園書館（原標題為《路遙與霍世仁》。曹谷溪授權本刊刊發）
曹谷溪，筆名谷溪。1941年2月1日出生於陝西省清澗縣郭家嘴村。1962年畢業於延川中學。曾任延川縣革委會宣傳組副組長、通訊組組長，《山花》文學報主編，《延安報》記者、編輯，《延安文學》主編，延安地區首屆文聯黨組成員、常務副主席。2002年10月退休。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陝西省作家協會主席團顧問、《路遙研究》主編，西北大學、延安幹部學院兼職教授。著有詩集《延安山花》（與人合作）、《第一萬零一次希望》《我的陝北》《天聲地籟》；文論集《與文學朋友談創作》《品芳錄》和《遊歷與探索》；主編《新延安文藝叢書•詩歌卷》、大型文典《綏德文庫》《志丹書庫》《寶塔文典》《延川文典》共84卷；紀實文學《追思集》《高天厚土》《大山之子》《奉獻樹》《陝北父老》和《人民記者馮森齡》等。1999年獲陝西省人民政府“1949-1999首屆炎黃優秀文學編輯獎”，兩次榮獲陝西省作家協會“雙五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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