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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溪：關於路遙的談話
記者：《尋訪路遙的足跡》是榆林聯誼會拍攝的一部十集電視專題片。您是路遙的朋友，又是路遙的啟蒙老師，您與路遙的交往充滿 了傳奇色彩。我們很想知道是什麼東西使您和路遙從對立派成了文學朋友？
谷溪：我樂意接受你們的採訪。幾十年了，有的事情記不清了，主要的脈絡還是清楚的。在“文歌”中，我和路遙在延川縣置身於兩個不同的群眾組織。路遙是延川中學司令，也是全縣一個大派的大頭；我是彭真、周揚伸到延川的小爬蟲。大聯合後，路遙以群眾代表結合為延安革委會副主任，我剛從一個公社調到縣通訊組作通訊幹事。也就這個時候，路遙的副主任職位被免職。那一天，路遙正好在我的房間裡，軍代表在我的當面宣佈免職的決定。我想，這是路遙生命里程中最為困難的時期。剛剛免了他革委會副主任的職務，他的戀人又通過內蒙的一個知青向他轉達決裂的意思。年輕的路遙非常痛苦，他當著我面哭了，這是第一次看見路遙的痛苦。
我對路遙說：在這個世界上，作為一個男人不可能不受傷。受傷之後怎麼辦？我以為應該躲到一個沒人注意的角落，用自己的舌頭舔幹傷口上的血跡，然後到人面前去，依然是一條好漢！也許，路遙理解了我的話，或者贊同我這種見解，路遙留給這世界永遠的印象：正是一條剛強的陝北漢子。
《路遙文集》第二卷中有篇題為《土地的尋覓》的文章，是他給我的一部詩集所寫的序文。他在那篇文章中把“文歌”寫成“沒有勝利者的戰爭”，在這一場戰爭中，我們是對立的兩派，文學使我們成了朋友。在我的許多個文學朋友中，路遙是非常重要的一位。
延安大學文匯山路遙的墓地，有兩個小石桌。一個石桌上刻著有 《路遙文集》責任編輯陳澤順的兩句話：“陝北的光榮，時代的驕傲”； 另一個石桌上刻著《平凡的世界》的責任編輯李金玉的兩句話：“平凡的世界，輝煌的人生”。
我非常贊同陳責順和李金玉對路遙的評價。陝北的驕傲，時代的光榮！
記者：路遙在延安住院時，得到了您的多方關照，轉院西安後，您又去醫院看望。我們想知道，您如何看病中的路遙？
谷溪：路遙是一位英雄。患病後的路遙仍然是一位英雄！路遙是 1992年8 月6 日，因肝硬化住進延安地區人民醫院。其實，他在幾年前就患了乙肝。他在病痛中堅持完成了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 肝硬化，那不是一下硬化了的，他一直頑強地與疾病鬥爭，並堅強的在病痛中創作，在病痛中去完成《路遙文集》的編輯與出版的工作。 當然，患病後的路遙對自己的生命更為珍惜，他曾在柳青墓前有 一張留影，他一直擔心自己也像柳青一樣，長篇沒有寫完就病逝。長篇寫完，可是他還有許多事情要做。與陳澤順商議將《延河》擴版為大型文學期刊；要我在延安為他準備一孔窯洞。七月份，他要在那兒 住一個月，運籌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實在不願意去見馬克思，他實在不願意告別屬於自己的這一個平凡的世界。
路遙剛住院，我就去看他。他又一次當著我的面委屈地哭了。他說：“谷溪，我完蛋了”。我說：“怎麼會呢？你的病沒有那麼嚴重。” 路遙原來以為自己患了“肝癌”，通過反覆檢查，化驗證實是?肝硬化腹水。住院20多天了病況仍然不見好轉，我對路遙說，延安醫療條件差，要不我們轉到北京或者上海去。路遙說：“我對延安的醫院作過考察，這裡藥物、醫術以及醫療設施，就可以治好我的病。如果延安治不好，別說送到北京、上海，就是送到聯合國也治不好！我這病是傳染病，如果送到西安傳染病醫院，那裡離三兆火葬場最近， 我一死，人家就把我拉去火化了……如果死在延安，你和高其國一定會釘口棺材，把我埋在黃土山上（高其國是路遙在延安大學時的同班同學）。”
路遙病逝之後，我為路遙所做的許多事情，應該說與路遙的這一席談話有很大的關係。 路遙在他生命里程的最後幾年裡，時不時地把死亡這兩個字掛在嘴上……其實，他最恐懼的就是死神的來臨。
當他真切地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將終結的時候，他竟然像孩子般的 幻想著另一種奇蹟的發生，甚至幼稚到一種自我欺騙的地步。就在他 病逝之前，遠村領我到西京去看他。路遙見我來了，非常高興。他說： “谷溪，我現在能吃飯了，睡眠也好了。”我說：“是的，我看你的氣色也確實比以前好多了！”
這是安慰的話，應酬的話，也可以說是相互蒙哄的話。我心中明 白，他的病就從來沒有好轉過：在延安住院時，每天下午還可以到院 子裡散步，離開延安的時候，不能到院子裡散步了，但是還可以自己 到裡去，現在，連衛生間也上不了啦。
每想起這些，就叫人心痛。
記者：您是路遙的老鄉、兄長和文友，您能否就您瞭解的路遙， 作進一步的“解剖”和探討呢？
谷遙：我在前面說過，路遙是“陝北的光榮，時代的驕傲”。但是，嚴格地解剖路遙，他是一個自尊心極強的人，同時，也是一個自卑思想極強的人。自尊與自卑在他心靈的深處同潛共存。在路遙的精神世界，還有一對非常尖銳的矛盾；路遙是一個參與意識極強的人，而自己的文學創作又迫使他別無選擇地躲在甘泉縣招待所，躲在銅川 市王石凹煤礦的一間房子裡，與“孫少平”、“田曉霞”們一起生活，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夢幻……
文學創作，是孤獨的個人勞動。這種無法改變的孤獨與他強烈的參與意識，使他陷身於一種無法解脫的痛苦。 我想，這問題將會是研究路遙作品的學者們深入研究的重要問題。 這麼強悍的一條陝北漢子，怎麼又會自卑呢？我想，這與他的家庭出身，生存環境有很大關係。
由於家庭太窮，他不能像那些幹部子弟那樣吃喝玩樂。延川中學那時候的學生灶上有甲、乙、丙三種菜，路遙大概是連丙菜也吃不起的角色。 他的自尊與他的自卑，鑄造了他孤傲內向的性格和憤世嫉俗的奮發精神。
路遙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塑了高加林、劉巧珍、孫少平等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藝術形象。如果我們能夠真切地走進路遙的精神世界，你會奇蹟般的發現，路遙比他所塑造的所有的藝術形象更生動、更精彩！
記者：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充滿了友情、親情的溫馨。您能否從這個角度向我們展現一個更真實，更人性化的路遙呢？
谷溪：這個問題的回答，也許會使你們失望。
路遙是一個“事業型”的人，他為自己確定了一個很高的人生目標，他對這個目標摯誠追求，幾乎使他忽略了自己的親情、友情中的許多事情。
路遙常常要朋友為他辦許多事情，可是，自己卻不大樂意為朋友辦事。記得有一次，他的胞弟王天樂寫了一首詩歌請他看。他說，谷溪看看就好。 給業餘作者看稿子，實在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情。我這一輩子， 在這件事上就耗費了許多精力。這是路遙最不願意做的一件事情。他 對文學藝術事業的追求，執著到懶於與人談文學的地步。
路遙創作《平凡的世界》的幾年裡，他幾乎脫離了家庭，脫離了社會，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創作之中。他養父病危，想見他一面， 但路遙脫不開身；養父病逝了，他不能去料理後事，委託王天樂全權代表他去辦理喪事……路遙7歲時父親把他從清澗王家堡送到延川郭家溝他的伯父家中。伯父母沒生養孩子，他們把路遙視為親生兒子，寧願自己不吃，也不能讓路遙餓著；寧願自己受冷，也不要路遙受冷， 也要路遙有穿有戴；不管自己要承受多大的困難，也要供路遙進城上學……
所有的這一切，都是伯父用老頭在土地裡刨出來的。可是，在他老人家病危的時候，路遙未能給他送上一碗水喝，在他老人家的黃土墳墓前，路遙未能焚燒一張紙錢…… 作為兒子，應該說路遙沒有行孝！
有一次路遙來延安，他的父親領了好幾個親戚叫他辦事。路遙的父親對路遙說，在困難時期，某某給過咱家五升高粱，是咱家的救命恩人，現在他兒子有個事情，你得給辦了；某某是咱家的什麼親戚， 他們家有個什麼問題要解決……有要求調工作的，有要解決戶口的，還有打官司的，人們對路遙有著這樣或那樣的許多要求。
路遙的父親沒有想到自己的兒子連一點面子都不給。滿懷希望找路遙辦事的人，更想不到名聲如此大的路遙，竟六親不認，什麼也不辦！ 有誰理解路遙的苦衷呢？
記者：路遙在免職、失戀的痛苦中與您相識，路遙又在疾病的痛苦中與您告別。回顧這幾十年的交往，您如何看待您與路遙的友誼？
谷溪：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過這樣一段話：
世界上有許多東西非常珍貴，比方金子，比方寶石。我的父輩不曾見過，我自己也從未擁有過，但生活依然。倘若，一個人在世界上沒有朋友，沒有友誼，他恐怕就難以生存，即便得以生存，其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也就不大了。由此看來，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不是金子， 不是寶石，是朋友的友誼。 這是我對朋友和友誼的理解。 這也是路遙對朋友對友誼的見解。
路遙病逝之後，我老伴非常惋惜地對我說：要是不轉院到西安， 也許不會這麼快就走人。
我說：“為什麼？”
她說：“西安的吃喝不頂延安。”
記得有一天上午，路遙就吃過六種飯。曹改萍送的是蓮子粥，王克文送的是洋芋擦擦，還有誰送的是抿夾，但是路遙嘗一口就不吃。 不吃飯怎麼行呢？我老伴又給他熬了一小碗延川的紅棗，多吃一口飯， 就增加一點營養，也就增強一點抵抗的能量。
在延安，路遙的朋友多，這種飯吃不對，再做另一種，變著花樣讓他多吃一點飯菜。西安的城市大了，人與人的關係也不像老家這樣。 我覺得我老伴說得不無道理。
1969年認識路遙，我們之間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誼。特別是延川時代，路遙好像是我和我的家庭生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路遙忌諱與生人一起居住，很長一段時間，他和我合住一孔洞窯。有一年春節放假，年三十下午他和林達騎一輛自行車回郭家溝，只住一晚上。第二天吃過餃子就和林達騎一輛自行車從郭家溝來到劉家溝我的家裡。按陝北風俗，大年初一是不走親戚的。可是，路遙不管這些，而且一來就不走了，一直到春節收假，我們相約到縣城上班。
路遙病逝之後，我們之間的友誼並沒有因此而中斷。為了讓路遙魂歸故里，原省政法委書記、路遙生前好友找我說這個事。他說，路遙的骨灰不能一直放西安，這個事兒咱不管誰管，銅川市政協主席張史傑不知從哪裡打聽到我正在西安，為路遙的上五，他打電話讓我到止園見他。我說霍世仁也對我講過類似你的想法，他說，把霍世仁接過來一起拉。那次是省政協開會，延安市政協主席馮文德，榆林市政協主席趙興國，也都是路遙生前的好友。於是，我們五個人在止園的客房裡，召開了一個民間小會。議定我們這個組織叫“路遙紀念館籌委會”，我們五個人都是成員，推舉延大黨委書記、校長申沛昌為籌委會主任。
我向申沛昌通報霍世仁、張史傑、馮文德、趙興國和我在止園開會的情況後，申沛昌說了一兩句話：辦路遙的事兒，我熱心；與這幾人一起共事，我放心。
省委宣傳部長王巨才通過文藝處的王蘭英同志為我帶來口信：要我們就重新安葬路遙之事，打個報告，宣傳部解決一點兒經費。不管什麼事情，都是“說來容易，做來難”。重新安葬路遙這件事情，儘管一路“綠燈”，其實，做起來也非常麻煩。徵求路遙親屬的意見，墓地的選擇，設計和施工都非常具體。當時，我還在《延安文學》總編的崗位上。本來就是“超負荷”運轉，而這些社會工作，又不能不做。記得一次要騰出一上午的時間去延大辦事，頭一天晚上我加班到第二天的凌晨三點鐘。
我感謝許多朋友對我的信任。我覺得一個人能夠為別人做一些事情也是愉快的。我這個人，一輩子不說吃虧，不說吃苦，不說委屈…… 我曾在一首致老婆和孩子們的詩中寫道：
對於我的死亡，
不要悲傷，不要哭泣；
我無怨無悔地走了，
像一顆成熟的種子，
從上帝的指縫滑落……
記者：谷溪老師，我們還想請您換一個角度說路遙。您能否從社會的角度為我們講一講，路遙及其作品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價值。
谷溪：為了回答你們的問題，我先講兩個故事。
有一次，我陪日本國研究路遙的學者、成姬路協大學教授安本實先生去路遙的墓地，我們首先給路遙送上束鮮花。安本實先生知道路 遙愛抽“紅塔山”，他顫巍巍地點燃三支香菸，放在路遙的墓前。他對著墓碑說：請路遙先生抽菸。
我和安本實先生，隨意地在路遙的墓前表示了我們對這個亡靈的懷念和哀悼。就在這時候，我們看到兩個青年（一個男的，一個女的） 拿著一束他們剛從山上採來的野花，非常恭敬地放在路遙的墓前，這才引起我的注意。 我原以為他們是延安大學的學生，來山上戀愛或者玩耍。我問他們是延安大學生嗎？那個男孩子說：“不是延安的學生，我們是西安交大的學生。”我又問他們：“是文學愛好者嗎？”又回答說：“不是的，我們是路遙作品的讀者”。 說話間我才發現路畔上放著兩個旅行包。也就是說，這兩個青年 早晨坐火車從西安到延安，還沒有找到住處的地方，就直奔文匯看望路遙。
看著這兩個青年，我心中一熱：路遙活在了一代中國青年的心中！ 還有一個更有趣的故事。還在我做《延安大學》總編時候，我編髮過一篇“廣島離延安有多遠”的稿子。作者是一位姓馬的先生。文章說他在香港的途中，看見一位日本姑娘，正在埋頭讀路遙的《平凡 的世界》。閒談中，她交給馬先生兩張自己的照片，說一張給馬先生留作紀念，另一張請馬先生設法送到路遙的墓前，並轉告路遙：她遲早會到延安看望他的！
是的，路遙的作品，不僅感動了中國青年，也感動了不少外國青年。
“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是路遙的人生格言，也是路遙精神最簡捷的概括。路遙這種精神，不論是在過去、現在，還是未來的世界，都會激勵人們奮進，激勵人們為人類的文明的進步而奉獻！
路遙經受過人世的貧窮，卻給世界留下了豐碩的精神財富；路遙生命是短暫的，他給這個世界的勞動精神，奉獻精神，將是永遠的。 關於路遙的研究工作剛剛開始。最近獲悉：根據路遙小說《人生》 和《平凡的世界》改編的電視劇即將開拍，一個新的“路遙熱”，正向著我們撲面而來。我想，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路遙的作品以及路遙的人生價值，將會顯得更為重要。
感謝榆林的文學朋友們對路遙研究所作的努力。感謝《尋訪路遙的足跡》攝製組對我採訪。你們的勞動，一定會得到後人的肯定和贊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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