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週刊》首席評論員 鈕文新
疫情帶來的經濟危機，會帶來嚴重的債務危機。隨著時間的推移，全球債券市場的違約事件已經開始此起彼伏。全球大型投資管理公司——富達國際的一份報告指出：今年將有約2150億美元美債和1000億歐元歐債被降級為高收益債券——垃圾債。這是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的問題，因為它背後講述的是：全球性信用收縮。實際上，發達國家央行之所以在疫情期間大肆投放基礎貨幣，其關鍵作用就是防止信用收縮帶來金融危機，對沖信用收縮給經濟帶來嚴重的衰退。
中國存在同樣的問題。儘管我們超乎尋常地制止了疫情，但經濟很難立即擺脫疫情束縛。在此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矛盾變成中國經濟“戰疫”的重大困擾：一方面，中國要通過加大基礎設施投資確保經濟和就業穩定健康，但這會加大地方政府和國企的債務規模；另一方面，中國相關基建的地方政府和國企債務規模已經非常龐大，繼續增加可能導致債務風險。實際上，目前許多城市的城投債規模上漲，違約增加，極易導致城投債市場的整體崩塌，而威脅中國新一輪基建的順利實施，進而導致更大的金融、經濟和社會風險。
所以，若不能有效破解這對矛盾，就會使中國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變得扭扭捏捏、戰戰兢兢，制約政府投資在內需拉動過程中的槓桿作用，使中國經濟“戰疫”效果大打折扣。
怎麼辦？非常時代必須要用非常手段。尤其是貨幣、金融管理當局要有效破解中國債務風險，有效去除中國實施新基建計劃的後顧之憂。怎麼辦？我們的建議是：對部分關乎中國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債務實施大膽而積極“另類處置”，讓即將實施的“新基建計劃”輕裝前進。
構建“債務另類處理”方案的前提是：第一，中國大量基礎設施是非常優良的、獨立的經營性資產；第二，不能因為債務處置致使大量貨幣流向消費市場，進而引發消費品物價上漲；第三，疫情加劇全球性信用收縮和通貨緊縮，而這也是未來很長一個時期的常態，在此背景下，它將給中國央行更多投放基礎貨幣提供機會窗口。
具體方案如下：
第一，由中央銀行各級分行進行盡職調查，把存量基建項目中的優質項目篩選出來，但前提條件是：（1）項目已經產生現金流，比如鐵路、公路、電力、能源、網絡等，（2）項目是獨立法人的經營主體。
第二，把這些公司的債務全部轉移到大型國有銀行和全國性股份制銀行；與此同時，中央銀行收購這些債務，並以此向大型國有銀行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釋放基礎貨幣。但前提條件是：（1）這筆錢可以充做這些大型國有銀行和全國性股份制銀行一級或二級資本金，但絕不得能用於一般性放貸；（2）這筆錢只能購買未來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債券。
第三，儘管這樣的操作會即刻降低這些國有企業的債務，但前提條件是：（1）企業和央行簽訂合同，自覺接受央行財務監管；（2）企業必須設定一定的利潤比例直接劃歸中央銀行賬戶，用以回籠資金對沖債務。
第四，整個過程封閉運行、封閉管理，絕不允許各種理由的擠佔挪用，更不允許這筆資金進入消費市場。
第五，中央財政和中央銀行密切配合，制定嚴格的基礎設施建設預算管理制度，不允許特殊處置的債務規模無度放大，不允許地方政府超能力、超速度安排新基建項目上馬。中央政府需要嚴格管控新基建債務發行額度，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和國企債務槓桿風險。
第六，堅決排斥地方政府債務對應的非經營性資產進入，減少道德風險。
大多數基建項目都有些共同特點，比如投資大、見效慢，社會效益大於經濟效益，債務規模巨大等等，正是基於這樣的特點，我們試圖以中央銀行作為“緩衝器”，把已經良性運營但仍受債務困擾的企業解救出來，使之重新具備一定的、適度的負債能力，在新基建中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
如果可以進一步通過制度設計，使得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和地方政府、國有企業減低債務負擔結合起來，便可一舉多得。比如，上述方式釋放的基礎貨幣是長期基礎貨幣，有利於促進實業資本發育；在滿足新基建資金需求的同時，通過技術處理，穩定或降低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債務槓桿風險；資金封閉運行可以防範物價上漲的風險，等等。
閱讀更多 中國經濟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