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宮照華
皮耶爾·勒邁特，龔古爾文學獎得主，1951年生於巴黎，以犯罪小說蜚聲文壇，憑藉《必須找到阿歷克斯》榮獲國際匕首獎。2013年，憑藉《天上再見》獲得法語文學至高獎項龔古爾文學獎。
被親友背叛的生活
《火光之色》的故事以銀行家馬塞爾·佩裡顧的葬禮為開場。他留下了一個不怎麼精通業務的女兒瑪德萊娜和一群在金融事務上勾心鬥角的代理人與兄弟。瑪德萊娜的性格讓人很難聯想到她成長於一個銀行家家庭，在葬禮上她完全沉浸於悲傷之中，沒有心思去考慮日後銀行財產的分配問題，哪怕是葬禮結束之後，繼承了銀行的她所扮演的角色也更類似於一個傀儡——代理人茹貝爾·古斯塔夫和董事們非常高興能有一個對股票業務一無所知的人來管理銀行，這樣他們就能在暗中施展拳腳。但這一潛流，瑪德萊娜明顯也沒有意識到。
《火光之色》，[法]皮耶爾·勒邁特著，餘中先譯，讀客|文匯出版社出版，2020年1月。
就像《權力的遊戲》中詹姆·蘭尼斯特將年幼的布蘭·史塔克從塔樓上推下去一樣，葬禮當天，瑪德萊娜的兒子保爾也從旁邊的樓房墜落，由此揭開了一幕懸疑案件。保爾僥倖保住了性命，但之後只能坐在輪椅上生活。然而，此時的故事氛圍依舊與仇恨無關，瑪德萊娜的生活依舊風平浪靜。她不諳世事的天真首先體現在對女傭蕾昂絲的處理上。
《火光之色》原版插圖。小說開篇主人公瑪德萊娜父親的葬禮。
代理人茹貝爾·古斯塔夫發現了蕾昂絲一直在偷偷從佩裡顧家庭的開支中拿錢做假賬，他將證據擺在辦公桌上。驚愕之餘，瑪德萊娜選擇了讓人意想不到的處理方式——扣除蕾昂絲未來一半的薪水以償還債務，但同時，又將蕾昂絲的薪水提高一倍。也就是說，這個懲罰幾乎沒有任何現實性可言，她只是期望著這件事情能從內心深處改變蕾昂絲的靈魂，正如《悲慘世界》中米里哀主教在金銀器的故事中救贖冉·阿讓的靈魂一樣。
（不同的地方或許在於瑪德萊娜看到美麗的蕾昂絲站在窗後，心裡有一些曖昧的情愫）
看到蕾昂絲痛哭流涕跪在辦公室裡，瑪德萊娜無法控制自己的憐憫之情。此時的她尚不願意懲罰任何人。
另外，她拒絕了茹貝爾·古斯塔夫的求婚——還不止一次。求婚的失敗讓茹貝爾將瑪德萊娜的命運——更確切地說是財務保障——從自己的生活中驅逐出去。
茹貝爾父親的兄弟夏爾，早就對投資業務和遺產分配心生不滿。他需要更多資金來幫助自己在政界取得成就。他的朋友，另一位追求者安德烈，為了進軍文壇，在報業有所成就，也不惜選擇背叛瑪德萊娜。葬禮當天的報道是個良好契機。其他到場的媒體記者都會千篇一律地描寫銀行家葬禮的場景，如果他搶時間寫出一些不一樣的東西，肯定會轟動眼球。因此，他成為了那個將保爾推下樓房的人。第二天，他就拿到了繪聲繪色的獨家報道，在報社獲得了一份記者的工作。不過，這個事實要等到瑪德萊娜日後從保爾對安德烈潛意識的驚懼中才會發現，很長一段時間裡，她依舊沒有意識到安德烈是她的第三個敵人。
在《基督山伯爵》中，大仲馬曾經為愛德蒙·唐泰斯設置了三個敵人，並由此展開一段情節跌宕的復仇故事。皮耶爾·勒邁特在《火光之色》借鑑了這個元素。只是瑪德萊娜的角色看起來要比基督山伯爵更無助，她沒有淵博古怪的學識也沒有取之不盡的財產，如果想要復仇的話，只能憑藉自己的力量以及徹底擺脫之前天真而憐憫的性格。
亞歷山大·仲馬（Alexandre Dumas，1802年7月24日—1870年12月5日），人稱大仲馬，法國19世紀作家。代表作包括《亨利第三及其宮廷》《基督山伯爵》《三個火槍手》等。
女版基督山伯爵的復仇始末
父親馬塞爾為瑪德萊娜和外孫保爾留下了一筆豐厚的遺產，但在短時間內，這筆遺產被徹底掏空。利用瑪德萊娜對金融界形勢的生澀，茹貝爾·古斯塔夫將她的財產和保爾繼承的債券投資到羅馬尼亞石油中，等到羅馬尼亞石油行業崩潰的時候，瑪德萊娜的個人資產幾乎所剩無幾。她的叔父夏爾也趁此機會分了一杯羹。
至於報業的那位朋友，他一直在利用媒體報道向瑪德萊娜提供“羅馬尼亞石油行業形勢大好”的虛假信息。一個每天只從報紙上獲取信息的女人，自然很容易就相信了他們的觀點。等到事後她去報社問責的時候，得到的回覆是“不是虛假，您說得有點太過了！不，我們只是從某一個特殊角度來展現事實，僅此而已。另一些同行，則站在對立面上，寫一些內容相反的東西，這樣就讓一切趨於平衡了！這就是觀點的多樣化。同樣，您總不至於會指責我們的共和國精神吧！”
而瑪德萊娜之前寬容對待的女傭蕾昂絲，也沒有站在瑪德萊娜這一邊。在破產並被迫拍賣住宅之後，瑪德萊娜發現原來蕾昂絲已經當上了茹貝爾的情婦，從一開始，蕾昂絲的事件便是有人精心佈置的陷阱，而無知的她跳了進去。幾乎被身邊所有人背叛的瑪德萊娜帶著兒子保爾離開，開始了自己的復仇之路。她的突破口也是蕾昂絲，憑藉著掌握了她婚外偷情的把柄，瑪德萊娜將蕾昂絲的情人變成了自己的工具，一步步摧毀茹貝爾和叔父夏爾的事業。
《火光之色》的背景設置在上世紀30年代，正值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夕。其中的故事情節不少地方涉及了納粹德國的崛起和戰前法國的狀態。茹貝爾在攫取了佩裡顧銀行的資產後，將投資目光放到了發展噴氣式飛機上。在設計上他幾乎就要成功了，但由於瑪德萊娜的破壞，工程試驗事故頻出。叔父夏爾的政治事業也因為瑪德萊娜在金錢上的栽贓而醜聞頻出，最終慘淡收場。
除了復仇故事之外，《火光之色》中還描述了當時歐洲的前景。環繞著跌宕情節的是法國對外界的迷茫，儘管故事裡的角色都站在金融與政界的中間地帶，但他們對於即將到來的威脅似乎一無所知。包括瑪德萊娜本人也只是一個德國威脅的利用者——她成功地將茹貝爾噴氣式飛機的草圖偷出並派人送給德國，從而製造出茹貝爾是德國間諜的景象。不過，酣暢淋漓的復仇故事很好地掩蓋了這個特殊時期的道德選擇，在瑪德萊娜的情境中，我們也在文本中達成了所謂的“同謀”，不會在乎瑪德萊娜的行為是否會給法國未來帶去損害，只要給主人公造成迫害的人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小說便是圓滿的。作為一部以通俗文學形式寫成的小說，瑪德萊娜幾乎成為了一個絕對的存在主義者。
相比之下，保爾喜愛的那位歌手倒是能給我們提供一些人性的光輝。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正在驅逐毒害心靈的藝術，宣揚正統德國文化的時候，歌手索朗日·加里納託接受了這一邀請，為納粹當局提供了一份演出德國音樂家的節目單。當晚，希特勒本人都滿懷期待地抵達了現場。然而在舞臺上索朗日臨時變卦，欺騙了所有人，演唱了一場關於壓迫與反抗及關注猶太人困境的歌劇。她完全不在乎自己之前遭到的非議和之後可能遇到的迫害。如果說，《基督山伯爵》中，大仲馬讓海蒂與梅爾塞苔絲填充了理想主義的光輝，那麼在本書中，歌手索朗日則是這一理想光輝的化身。作為一名以犯罪小說和通俗文學聞名的作者，在皮耶爾·勒邁特的小說中我們不能要求更多的反思與藝術創造，正如他所崇拜的作家大仲馬一樣，能夠利用緊湊的情節，對歷史人物的改編，讓整本小說的章節如骨牌般清脆地倒下，便是其樂趣所在。
《我們悲傷的鏡子》書封。
2020年1月，這本小說的最後續集《我們悲傷的鏡子》
（Miroir de nos peines）
在巴黎出版，繼續講述佩裡顧家族的成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遭遇，會涉及法國滑稽的政治選擇和後續的抵抗運動——但可想而知，它們也將仍然是鋪設人物命運的幌子。在法國的讀書網站中，已經有人讀完了這本續作並表示，“人物在我身上引起了各種各樣的感覺：同理心，同情，好奇，厭惡，憐憫……”在勒邁特的小說中，這些明顯要比那背後的政治歷史幕布更有光彩。
作者｜宮照華
校對｜劉軍
閱讀更多 新京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