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一代武俠小說泰斗金庸在香港逝世，享年94歲。香港與湖南雖相隔千山萬水，然而金庸卻與湖南有著特別的緣分。青少年時期的金庸，求學、工作，待過多個地方，其中對他創作具有深遠影響的一個地方就是湖南。他說自己小說裡最好的女人與男人都是湖南人，也說“湖南騾子”精神很了不起；他最欣賞的國內作家，是沈從文。
“冬天的晚上，我和他們一起圍著從地下挖起來的大樹根烤火，一面從火堆裡撿起烤熱了的紅薯吃，一面聽他們唱著山歌，我就用鉛筆一首首地記錄下來，一共記了厚厚的三大冊，總數有一千餘首。”
這是一代武俠大師金庸回憶年輕時在湖南湘西避難時的一段文字。金庸原名查良鏞，湖南之於金庸，可以說是他一生最值得感激的地方。湘西人的淳樸和善良，是金庸心靈深處一塊最值得留念的淨土。
2000年，金庸再次來到湖南，他曾在嶽麓書院的一場演講中說：“我的小說裡面，最好的一個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一個男人也是湖南人。”
01
青年時代湘西避難
金庸所說的這個最好的女人，指的是《飛狐外傳》中洞庭湖邊的程靈素。他說，這位姑娘相貌並不好看，但是很聰明，內在非常美，個性非常好，對愛情很忠誠，是一位可敬可佩的湖南姑娘。
金庸所說的最好的男人，指的是《連城訣》中的狄雲。他說，這個角色武功不是很高，人不太聰明，但個性很淳樸，對朋友很忠實，對所有的人都非常好。
為何金庸將筆下最好最善良的人物寫作湖南人呢？因為，他對湖南尤其是湘西，有著非常特殊和深厚的感情。
年輕的金庸在最為潦倒落魄的時候，是湘西收留了他。1942年，金庸的高中生涯在日軍的轟炸中結束，而母親已經逝世，親人都遠離家鄉避難。金庸在彷徨無計中下定決心，去陪都重慶，繼續求學之路。
這年冬天，經過長途跋涉，金庸孤身抵達湘西，重慶依然遙不可及，路費卻幾乎耗盡，陷入進退兩難的地步。在猶豫不決的時候，是一個湖南的同學收留了他，還將金庸帶到老家安頓了下來。那個地方是湘西瀘溪的一個農場，金庸便在這個寧靜的世界裡，一邊幹著農活，一邊翻閱著自己最愛的書籍。這趟經歷，湘西人的淳樸深深植入了金庸的心靈。後來，金庸和朋友辦了一份雜誌，但是僅僅發行了一期，便停刊了。再一次陷入窘境的金庸，又一次回到了湖南同學家的農場。
瀘溪地處湘西苗疆，是少數民族集聚之地。這裡民風淳樸，苗族人能歌善舞，熱情好客。金庸完全融入當地風情之中，與他們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冬天裡圍坐在枯樹蔸架起的熊熊篝火旁，篝火裡堆滿了油茶殼和油渣枯餅，滿屋子瀰漫著油茶渣餅的清香，火焰總是那麼明麗而溫暖。大夥兒一邊喝酒一邊唱歌，意氣風發，豪情沖天，愜意快哉。
年輕時的金庸（左二）與其武俠劇中人物合影
自幼熱愛音樂的金庸，情不自禁地陶醉在神奇的楚辭俚曲中，他將這些歌一首首地記錄下來，裝訂了厚厚的三大冊，共一千多首，成了他後來寫作武俠小說的寶貴素材。他筆下那一個個特色鮮明落拓不羈的遊俠人物是否也源於他少年時在湘西的歷練和體驗，不可得知。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湘西的奇山異水、風土人情、民俗俚曲早已烙在他的腦海裡，而湘西人那種愛憎分明，輕生命、重承諾，輕錢財、重情誼，不畏強暴、不怕艱難、扶弱濟貧、豁達開朗、樂觀向上的傳統俠義精神也融入武俠大師的靈魂之中。以至於若干年後，一代武林宗師對湘西瀘溪的地形地貌、民間典故、風俗民情如數家珍，不遺餘力、詳盡地加以描述。
金庸曾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過，“義”是人的一種性格精神，所謂義或者說是一種特別的情誼，都是屬於人的感情。俠義是人類感情中一種比較特別的東西。
電視劇 《連城訣》中的狄雲（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消息傳到湘西時，金庸欣喜若狂，恨不得馬上飛到故鄉親人身邊，但畢竟戰爭剛剛平息，歸途仍然坎坷難料，加上同學哥哥盛情挽留，於是直到1946年初夏，金庸才告別湘西，回到故鄉。
02
“國內最喜歡的作家是沈從文”
金庸在一次受訪時曾言：自己最喜歡的作家，國內是沈從文，國外是大仲馬。沈從文、金庸、大仲馬，三人確存某種微妙的聯繫。
大仲馬小說是西方文學中與“武俠小說”形貌最為接近的。大仲馬以真實歷史為“釘子”掛上虛構故事的寫作手法，更為金庸所借鑑繼承。
沈從文則極力讚賞故鄉湘西那種“個人的浪漫情緒與歷史的宗教情緒結合為一”的“遊俠者精神”。沈從文追憶自己少年時在湘西眼見的“遊俠者行徑”：“重在為友報仇，扶弱鋤強，揮金如土，有諾必踐。尊重讀書人……還能保存一點古風……（湘西的）遊俠觀念純是古典的，行為是與太史公所述相去不遠的。”文章結尾處，沈從文甚至強調：“遊俠者精神的浸潤，產生過去，且將形成未來。”有研究人士表示，沈從文是“有可能寫作武俠小說的”，如成事實，“當不至於讓金庸獨步天下”。
湘西瀘溪的五指峰，曾出現在金庸的武俠作品中
雖然沈從文不曾寫作武俠小說，但他小說中描寫的苗族人與金庸筆下的遊俠，仍自有其同質性：誠樸、笨拙、勇悍、野性、深情……沈從文與金庸的小說同在緬懷追憶這個民族在蒼老之前那種磅礴大氣、沛然莫之能御的生命力。
沈從文說：“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而這點理性便基於對中國現代社會變動有所關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和在那裡很寂寞的從事與民族復興大業的人。這作品或者只能給他們一點懷古的幽情……也許尚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同信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是不是也適用於金庸的“通俗小說”呢？
金庸於中國史，則最愛春秋戰國、強漢盛唐。於世界史，鍾情希臘榮光、羅馬盛況。那樣的時代，雖難免野蠻、血腥，卻是虎虎有生氣，迸發出生命偉力，不是今天的文明人類所能企及。1994年，金庸在北大表示，自己可能會以春秋戰國為背景寫一部歷史小說，因為“這時期的歷史人物慷慨豪邁，思想開放”。
03
“‘湖南騾子’精神很了不起”
“我覺得湖南文化中有一點，外省人毀謗湖南人，不好聽，講湖南騾子，好像騾子這樣很倔性的，你拉東它偏偏要往西；你打它它都不屈服，這種精神是很了不起的。”
也是在2000年嶽麓書院的演講中，金庸回答一位學生的提問時如是說道。可以看出，金庸對湖湘文化是十分欣賞的。
他欣賞湖南人的為人——“我覺得湖南人做事很踏實，雖然並不能肯定曾國藩壓迫的農民起義，但他做事情的作風，堅毅不拔、繼續奮鬥的精神是值得學習的。”
他欣賞湖湘文化——“湖湘文化中有一個很好的優點，就是做學問和辦事是兩者合一的。王陽明在這裡講話，他講知行合一的。一方面要求知，一方面要行為。朱熹，人家認為他是唯心的，其實朱熹也強調要內聖外王，中國的傳統學者，自己修養好之後要施展出去，對社會有所貢獻，能夠幫助人家。孔子也講‘已欲利而利人，已欲達而達人’。朱熹、王陽明都是這樣一個傳統。”
朱熹、王陽明都曾在嶽麓書院講學，“知行合一”也是金庸奉行的處世理念，所以他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武俠作家，還是一名成功的報人。正如金庸自己所言，做學問和辦報並不矛盾，《明報》才是他畢生的事業與聲譽，這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經世致用的一種表現。
1959年，由查良鏞（筆名金庸）和沈寶新創辦《明報》，直至1993年，金庸連續擔任香港《明報》社長、董事長、名譽董事長。在此期間，金庸為《明報》撰寫社評二十餘年，出版有《香港的前途》等中英文政論集。2008年4月，該報更名為世界華文媒體。《明報》內容以香港本地新聞為主，兩岸、國際新聞為輔。香港中文大學的調查指出，香港市民及傳媒業界認為明報在香港報章中持有比較高的公信力，報道亦屢次獲獎。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別了，金大俠。
一路走好，江湖再見。
文 | 吳雙江
原載於《文史博覽·人物》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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