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的本命花：芙蓉花
陳獨秀在他的《紅樓夢》《“我以為用'石頭記'好些”新敘》裡曾說：中國的小說源出自稗官之手，它的意圖或者說目的在於“善述故事”。而西方的小說源自於神話，也在於“善述故事”。但如今西方小說接受了實證科學的影響，把“善述故事”的責任交給了“歷史”，而把寫“人情”交給了小說。
史湘雲的本命花：芍藥花
陳獨秀說的“故事”，應該是歷史上已經發生過的往事的意思。“人情”，則主要是之描寫人世間世情百態。他首先說明了中國小說的目的在於演義或附會歷史“故事”的特徵。而東西方不同的是西方把“歷史”與“小說”功能分開了，他們把實錄“故事”的責任交給了“歷史”，而把抒寫“人情”的責任交給了“小說”。西方是這樣，那麼，在陳獨秀看來，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呢？他繼續說到——
觀察中國小說的特點，則是善於講述“故事”跟善於講述“人情”同時存在，也就是說中國的小說身兼“小說”與“歷史”兩種責任。它一方面起到小說的責任，另一方面它還要肩負起反映某一時段歷史的責任。於是陳獨秀先生希望"有許多留心社會心理的純粹小說家出來"，來擔當小說家的"責任"。
薛寶釵的本命花：牡丹
陳獨秀首先指出了中國的小說是肩負著善於講述“故事”、善於講述“人情”兩種功能的。他還據此認為，“拿這個理論來看《石頭記》，便可以看出作者善述故事和善寫人情兩種本領都有”。於是陳獨秀在指出了《石頭記》這部小說“歷史”與小說沒有“分工”的現狀。對於這樣的現狀，陳獨秀所主張的或著說在新時期小說家的責任是什麼呢？這一點，他說得是非常的清楚而明白，那就是觀點——小說家應該“做善寫人情的小說，不應該作善述故事的小說”。這是他考察了中國與西方的小說的責任以後所得出的一種結論，他也希望中國的小說也像西方小說那樣有一個明確的分工，這是一個非常科學的結論。這種科學的結論，指出了中國古代的文化上的一些特點，自然也可以是一些缺陷。我們知道，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大一統或者說相互包容，是中和兼容的特徵的。具體來講，政治、倫理、哲學、歷史、文學等等都是包容在一起的。俗話說，文史不分家，指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相互兼容的特徵。但是隨著古代文化的發展，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化分支的文化，漸漸地脫離開了傳承"歷史"的牢籠，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反映社會生活的藝術形態。它具有自己的相對獨立的特徵。這就使得它跟以前的自己的連體姐妹有了獨特的內涵，成為了兩種不同的藝術形態。這也即是說，文學與歷史承擔了各自不同的責任和任務。事實上，古代文學發展的過程，也即是文學從歷史中不斷分離、剝離的過程，也即是逐漸成為自我、完善自我、走向自我的過程。應該說，在這個過程中，作為文學主要樣式的詩歌自然是首當其衝，詩歌越來越強調抒寫自我性情的要求，就是分離、走向自我的一個例證。
薛寶釵的本命花：牡丹
小說的發展也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剝離過程的。應該說，人情小說，從《金瓶梅》到《聊齋志異》，由《儒林外史》到《紅樓夢》等走的是一條純粹文學化的道路，它們跟演義歷史的小說，如《三國演義》、《隋唐演義》等小說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如果說《三國志》與《三國演義》，可以看作是歷史與文學相互分離的話，那麼，《三國演義》與《石頭記》，也自然可以看作是肩負講述"故事"與抒寫"人情"的責任的分離，也就是說，“人情”小說卸掉了講述“故事”的功能而走向了獨自承擔抒寫“人情”的道路。這也即是說，我們應該把人情小說當作小說來讀。這也是陳獨秀認為的“讀小說應該把它當作善寫人情的小說”來讀，而不應該“把《石頭記》當作善述故事的歷史”的觀點。自然也是正確的觀點。
林黛玉的本命花：芙蓉花
其實，道理很簡單，小說就是小說，是一件文學作品。既然是一件文學作品，就應該具有文學作品的特性。它就應該具有生活性、情感性、形象性、想象性、審美性等特徵。而歷史要求我們的是"實錄"，是忠於事實。我們說，歷史與文學是截然不同的。
薛寶釵的本命花：牡丹
其次，《石頭記》等"人情"小說跟歷史演義小說也是根本不同的。歷史演義小說，強調的是以歷史上的真人真事、真的歷史為素材，並且創作的目的也是為了反映那些真人真事以及真是的歷史事實，作品的著力點、側重點在於反映歷史、品評人物。而《石頭記》等"人情"小說的創作目的在於揭示某個社會歷史時期的人的生存的狀況，它們的著力點、側重點在於反映世間百種情態。它們所選取的材料即使是真人真事，但也只是敷衍而已。這些材料也只是揭示人怎樣生活的素材，只是材料而已。也即是說，《石頭記》與古代的歷史小說如《水滸傳》、《隋唐演義》等所要表達的側重點是不同的。但也不能否認，"人情"小說中飽含有一些的"歷史"的成分，但這不是主要的。假如我們把"人情"小說當作"歷史"小說去讀，那麼，"人情"小說就不是"人情"小說了，那就不如去讀歷史了。
史湘雲的本命花：芍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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