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信息科技如何進步與發達， 數據就是一個工具，是眾多工具之一，讓我們瞭解世界的另外一種途徑與視角而已。 數字管理科學求真應與中華文化以道德和藝術為基石相結合，以求善為主，共同找尋找自然界的真實和它永恆的美麗。
數字化時代，從商之道遠比商業技巧要重要。“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 我所理解的意思是，天下人都知道從別人那裡得到東西是“取”，卻不知道給予別人東西也是“取”。在這裡，中國古訓對獲取與付出的關係有深刻的闡述。中國文化中對得與失，付出與收益，耕耘與 收穫的辯證關係有深切的體會和認識。
我們的企業要有隨著行業環境的改變，要煉就兩個能力，其一，平穩地按比例擴大或減小業務規模的能力，其二，同時兼顧對應的應變的能力和應對新挑戰與新機遇的能力。老子在《道德經》的結束語中說：“聖人不積，既已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認為聖人不私自積藏，他儘量幫助別人，自己反而更富有；他儘量給予別人，自己反而更豐富。深刻地把取財之道提高到做人之道的層次來審視，其功利的色彩頗為淡薄，而卻閃爍著道德的光輝。
長期以來，西方文化以科學為主要支柱，科學的精神在於求真，西方的管理業重視真實性。中華文化以道德和藝術為兩大基石，無論是道德和藝術都以善為主。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以道德和藝術為基石的中華文化往往是從哲學的高度來概括和闡述的。也基於這點，中華文化的博大性和包容性使它能容納世界，使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遺傳基因積累形成的獨具特色的中國式的思維模式。
因小而得大
我們已經接受了從小數據的因果關係走向趨勢預測分析是未來的大勢。 但，這只是剛剛開始。管理學中的計劃就是一種對於可預見的未來做出有條理，有系統的打算。確定目標，作出決策，制定計劃都離不開預測。《易經》，不同的人根據自己的學識，見地，胸襟，涵養，會看出不同的心得。就某種角度看，就是一部預測學著作。中國古人對未來的變化很有研究而且很善於推測。在預測未來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互聯網時代是個性化定製化的時代，如果沒有共享，這一切將不可能發生。數字化管理特別重視對事物的分析性探究，在思維模式上善用分析性思維。於是在西方管理學中， 步入人們眼簾的是與“分析”有關的概念：分部、分類、分層次、分科、分目、分型、分級等等，可謂細緻入微。中國管理哲學基於其概括和總結的需要，往往更重視綜合性思考。無論是伏羲氏一畫開天生兩儀，兩儀生四象，還是西方的學科細分，內容的豐富，按照丘成桐老師的指導，無非就兩個原因， 一方面是工具的增加與進步，另一方面是全世界跨界的相互交流。因此，我們在企業內，要儘早建立合作文化和機制。建立超級跨職能團隊，專注於數據體驗的開發，通過建立聆聽平臺，嘗試著與之前沒有交集的團隊開始合作。
《道德經》中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認為天、地、人和至高無上的“道”都應該順應自然，與之和諧相處。這個言簡意賅的經典名句高度綜合和概括了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人生智慧。“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返說約也。”意謂博聞強記地學習，詳細地解說，在融會貫通後，才返回到簡略地述說大義的地步。這是一種“絢爛之極而歸於平淡”的境界。可見，綜合和概括要以分析為基礎，從而使自己處在更高的思維層次而具有包容性。
在預測未來方面，中國人很重視歷史經驗的借鑑，這與藉助大數據進行預算有相通之處。古代名相管仲說：“疑今者察之古，不知者視之往。”認為對當今有疑問可以去考察歷史，對未來不瞭解可以查看過去。說明以史為鑑的道理。古代平民哲學家墨子也說:“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意思是謀慮問題而無法得出結論時，就可以根據過去推知未來，從已經顯現出來的推知尚且隱藏的事情。“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認為鏡子能照出人的形貌，歷史可以給人提供經驗。
中國人在預測方面更重視物的端倪和徵兆，善於從顯性的東西推測出隱性的東西。“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意思是見落葉而知秋，一年將過去，瓶水結冰而知天氣將要變寒冷了。所謂“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的成語是告訴人們，月的周圍出現光圈，則是有風的預兆，柱下石潮溼，預示天將下雨。韓非子說：“見微以知著，見端以知未。”認為察覺到事物隱微的徵兆，就知道它昭顯之後的情形；看到事情的開始就知道它的結局。而大數據的今天，給了我們看世界和分析世界的不同視角。
西方科學由於善用分析方法，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科，其結果是越分越細，更重視事務的細節，於是細節管理應運而生，“細節決定成敗”的命題成為警示名言。中國古人對細節也重視，但審視的角度和表述的方式與西方大相徑庭。老子說：“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在這裡不僅闡述了事物細節的地位，更主要是從“聖人”的品德修養來審視細節的重要性。司馬遷《史記·李斯列傳》中說：“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同樣說明了細節的重要，但其表述的方式是藝術性的。它通過形象生動的比喻，闡述了塊土細流能聚合積累成高山江河的哲理，其言辭既閃爍著睿智的光芒，又給人以動人的美感。
《中庸》中說：“至誠可以前知”一個人誠到極點，就可以預測未來的事情。《中庸》的觀點認為“誠”是自然運行的法則，叫做“天之道”，是宇宙萬物的本性。人以至誠來體認這種自然運行的法則，稱為誠之，就成為“人之道”。至誠可以前知的道理，其實就是“利用直覺，也能夠精確地預測未來”。直覺是人的第六感覺，需要相當的開發和訓練。高明的直覺，其實是持續用心所積累的功力。古人說：“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無形。”聽覺靈敏的人，人家未說之前已經耳有所聞了，目光銳利的人，在事物還未出現之前，就已經覺察到了。透徹事理者，富有先見之明。直覺並不是神秘莫測的東西，直覺是未經有意識的邏輯思維而直接獲取得某種知識的能力，或者說是通過下意識活動而直接把握對象的思維過程，它是人類思維的一種形式。人們常識中的所謂“豁然開朗”“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直覺思維。所以至誠前知是並不神秘而又十分難得的預測能力，是難能可貴的中國式智慧。
紛爭而合和
中國歷史上，商界有兩位聖人，一位是陶朱公，一位是胡雪巖，所有流傳“古有陶朱公，今有胡雪巖”的說法。陶朱公范蠡，他幫助越王勾踐打敗吳王夫差，實現了復國的理想。胡雪巖資助左宗棠，收復新疆，阻止了外國勢力把新疆分裂出去的陰謀。這兩位商聖的共同點就是體現了中華民族“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義精神。可見，與西方以能力為本的觀念相比，中國人更重視人的德性。在理財和經商方面，中國古代文化也給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遺產。“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無論是生產或經商其目的都是為了利益，但是“和和樂樂”“紛紛攘攘”的經濟往來又反映了一種互利的原則。
中國文化歷來提倡：“和合”而不提倡“紛爭”。在經濟管理中，在確保一定質量服務的提供合理性的成本支出之間必須有一個平衡點，從而兼顧雙方的利益，也體現了這種互利的原則。
中國在理財的方略上，非常重視開源節流，增產節約的原則。開源、增產要靠“勤”，節流、節約要靠“儉”。所以提倡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的精神。荀子說：“務本節用財無極”。他認為增加生產，創造財富，同時節約開銷，這樣財富就能極大的積累起來，豐富無比。“上節下儉者，則用足。”意謂上下能節約儉省，國家財物就富足。《漢書·楊王孫傳》中記載：“不加攻於無用，不損財於無謂。”意思是不在無用的事情上用功夫，不在無意義的事情上耗費錢財。用今天的話來說，無非是要有成本意識，要合理地使用各種資源，可見，如今西方財務管理上的許多觀念與中國古人提倡的理財原則有許多相通之處。
中國文化重視節儉，但並不反對必要的，合理的成本支出。管仲說：“儉則傷事，侈則傷貨。”認為過於節儉就會對生產發展造成損害，而過於奢侈就會對財貨造成浪費。這裡實質上就存在一個財務預算和成本控制的問題。在經濟活動和財務運作上，只要掌握好“度”，做到量入而出，該花的錢就一定要捨得花。韓非子說：“舉事有道，記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意思是做事情要有一定原則，凡是收益多付出少的事情就可以辦。《大學》中對治國財政上的成本控制有精闢的闡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財恆足矣。”意思是，創造社會財富有個大的原則：那就是直接創造財富的人多，消耗財富的人少；生產的過程很快，使用的期限很從容，這樣國家就會經常保持富足。在財務運作中，如何處理好上文中提及的“眾”和“寡”，“疾”與“舒”，必須樹立成本意識和成本控制的觀念。
文化與標準
數字文化重視細節，而重視細節勢必導致重視細節的量化。於是分析過程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既是定量分析就要拿數字說話。於是科學研究就與數字化，數據庫結伴而行。
因此，凡數字化就必須量化，量化的精確度越高其科學化程度就越高。西方科學相信用數字說話，因為數字是顯性的看得見的而且可以測評、比較，於是各種參數、指標紛至沓來，再根據這些參數、指標去給管理流程定製標準。定下標準，就可以評估工作是否達標，是否存在誤差，然後又考慮怎麼可以糾偏和補救誤差，這就又導出了控制的管理思想。這樣西方文化中的標準化管理和控制理論就呈現在人們面前。
中國人做人辦事並不是不重視數量，而是不似西方科學那樣對數量有剛性要求，不至於達到精確量化和數字化的程度，而僅僅是做到心中有數，心知肚明而已。凡事做到差不多，恰到好處，有合理的公差即可。與西方管理科學在量化上的剛性要求相比，更顯出其柔性和彈性。心中有數，不說出口，給未來的變數留有餘地，這也正反映了中國式的智慧。孟子說：“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高度概括了定製標準的重要性。
世上辦事不是難在有標準要求，而是難在事事件件都合度、合宜、合式。在中國古人看來，常態是最美的，因為它是常式，是標準。中國古人宋玉形容一個美人說：
“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所者莫若臣裡，臣裡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太赤。”
上述引文中的：“太”就是超過常態，不合標準，而所謂美人，就是件件合乎變標準。正如荀子所說：“不全不粹不足以謂之美”，離開了豐富性和典型性就沒有藝術的美。可見，中國文化已把標準化提高到藝術美的高度來審視。孟子說：“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認為稱一稱，這樣才能知道是輕是重；量一量，這樣才能知道是長是短。有了標準，就可以測量、比較、糾偏、評估。這就進一步要求人們權衡利弊，決定取捨，從而來平衡事物的發展，這與我們今天數字科學管理中的控制、監控流程異曲同工。
所謂標準，就是通用準則，公用模式。西方科學管理鼻祖泰勒就是始於標準化的研究。風行全球的ISO質量體系，其本質就是標準展開，個人電腦產業在全球經濟領域裡迅速崛起，靠的就是標準化激活整個產業鏈。所以管理就是做標準，管理就是“規矩”。
進步還是倒退
西方管理的原始目的僅是解決如何把活生生的人放進一個個框子裡，並且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應該做的事。《道德經》裡的“道可道非常道”是沒有標點符號的，而不像今天很多人把這句話讀成：“道可道，非常道”。沒有標點的斷句，老子讓我們看到了這個世界的空間無限。科技讓我們進步了還是倒退了？
在管理中就根據“標準”按“規矩”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要求人們去遵守和執行。管理是數字、格式、程序、規定等要素的精確運用，用事去制約人的活動，這是以事為本的管理模式。與無情的，缺乏人性色彩的以事為本的管理模式不同，中國管理哲學提倡人性化管理。這也是丘成桐先生講的，數理與人文的共同，有原創性的科學家，對文藝都有涉獵。
中華文化從不否認標準的作用，但認為事在人為，標準也是人定製的。因此，管理的出發點和重點應該在人，而不是事，應該做到“目中有人”這就是以人為本的管理模式，也就是人性管理。這種管理的定位，應該是以培養員工良好的道德品質，提高員工的全面素質作為前提，運用人性化的激勵方式去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以此為基礎去力爭完成有標準要求的各項工作任務，並輔之以合情合理的規章制度和績效評估方式來約束員工的不良行為。
管理大師哈默爾說：“在現在管理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始終有兩個目標並存：管理如何更科學，管理如何更人性。”用中國《易經》的陰陽學說來說，這兩種追求就是管理的“陰”“陽”兩面。管理的藝術就在於力求陰陽兩個方面的平衡與和合。老子說：“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認為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中之一。“萬物之中。以人為貴”，可見，中華文化歷來重視人的地位，中國管理哲學也是以人為本的管理哲學。求其不一定能達到善的層次，但求善應該以求真為基礎和前提，善的層次高於真。
《易經》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之，成之者性之。”認為一陰一陽相互作用就是天地發展的規律，繼承這種天的法則就是善良，使其成為人的規則，那就是天賦秉性。可見善事在認同和遵循自然法則基礎上的人的本性，“善”中包容和涵蓋著科學的“真”。那種假的善是偽善，從動機和效果統一的角度看，好心辦壞事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善。同時，求善，必定會求“美”，要求人心淨化，先要求人心美化。
總結
高速，高效，高收益，已經成為了我們中國40年的改革開放，經濟與社會的變革中，各個行業，人人追求的常態，新“三高“。如果一個人始終是堅持儒家的剛健，時時刻刻自強不息，估計也走不太遠。這好比人的神經，如果長時間的處於緊張狀態，我看早晚是要出問題的。老子講得很明白：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的作用是無為，但是效果是無不為。
我們普遍認為，但凡矛盾的，都是對立的。這是簡單的“0” 或“1”的二分化思維，是非常危險的思想。無論信息科技如何進步與發達， 數據就是一個工具，是眾多工具之一，讓我們瞭解世界的另外一種途徑與視角而已。我們不應該簡單的認為這個信息社會就是信息技術向數字技術 （IT－>DT）的轉變。
丘成桐先生在他演講的最後點出，“好的文學詩詞發自作者內心，而將人與人的關係、人對自然界的感受生動呈現出來。” 《易經》的“乾”指的就是自強不息，而“坤”就是適當的時候要以柔克剛。就好比“自強不息”與“逆來順受”，看似矛盾、對立，其實是可以化解，可以協調的。“自強不息”＋“逆來順受”就形成了我們的大丈夫能屈能伸的中式智慧。願數字管理科學求真與中華文化以道德和藝術為基石相結合，以求善為主，共同找尋找自然界的真實和它永恆的美麗。
閱讀更多 海促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