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信息科技如何进步与发达， 数据就是一个工具，是众多工具之一，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另外一种途径与视角而已。 数字管理科学求真应与中华文化以道德和艺术为基石相结合，以求善为主，共同找寻找自然界的真实和它永恒的美丽。
数字化时代，从商之道远比商业技巧要重要。“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 我所理解的意思是，天下人都知道从别人那里得到东西是“取”，却不知道给予别人东西也是“取”。在这里，中国古训对获取与付出的关系有深刻的阐述。中国文化中对得与失，付出与收益，耕耘与 收获的辩证关系有深切的体会和认识。
我们的企业要有随着行业环境的改变，要炼就两个能力，其一，平稳地按比例扩大或减小业务规模的能力，其二，同时兼顾对应的应变的能力和应对新挑战与新机遇的能力。老子在《道德经》的结束语中说：“圣人不积，既已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 ”认为圣人不私自积藏，他尽量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富有；他尽量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丰富。深刻地把取财之道提高到做人之道的层次来审视，其功利的色彩颇为淡薄，而却闪烁着道德的光辉。
长期以来，西方文化以科学为主要支柱，科学的精神在于求真，西方的管理业重视真实性。中华文化以道德和艺术为两大基石，无论是道德和艺术都以善为主。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以道德和艺术为基石的中华文化往往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概括和阐述的。也基于这点，中华文化的博大性和包容性使它能容纳世界，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遗传基因积累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的思维模式。
因小而得大
我们已经接受了从小数据的因果关系走向趋势预测分析是未来的大势。 但，这只是刚刚开始。管理学中的计划就是一种对于可预见的未来做出有条理，有系统的打算。确定目标，作出决策，制定计划都离不开预测。《易经》，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学识，见地，胸襟，涵养，会看出不同的心得。就某种角度看，就是一部预测学著作。中国古人对未来的变化很有研究而且很善于推测。在预测未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互联网时代是个性化定制化的时代，如果没有共享，这一切将不可能发生。数字化管理特别重视对事物的分析性探究，在思维模式上善用分析性思维。于是在西方管理学中， 步入人们眼帘的是与“分析”有关的概念：分部、分类、分层次、分科、分目、分型、分级等等，可谓细致入微。中国管理哲学基于其概括和总结的需要，往往更重视综合性思考。无论是伏羲氏一画开天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还是西方的学科细分，内容的丰富，按照丘成桐老师的指导，无非就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工具的增加与进步，另一方面是全世界跨界的相互交流。因此，我们在企业内，要尽早建立合作文化和机制。建立超级跨职能团队，专注于数据体验的开发，通过建立聆听平台，尝试着与之前没有交集的团队开始合作。
《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为天、地、人和至高无上的“道”都应该顺应自然，与之和谐相处。这个言简意赅的经典名句高度综合和概括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人生智慧。“博学而详说之，将以返说约也。”意谓博闻强记地学习，详细地解说，在融会贯通后，才返回到简略地述说大义的地步。这是一种“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的境界。可见，综合和概括要以分析为基础，从而使自己处在更高的思维层次而具有包容性。
在预测未来方面，中国人很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这与借助大数据进行预算有相通之处。古代名相管仲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者视之往。”认为对当今有疑问可以去考察历史，对未来不了解可以查看过去。说明以史为鉴的道理。古代平民哲学家墨子也说:“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意思是谋虑问题而无法得出结论时，就可以根据过去推知未来，从已经显现出来的推知尚且隐藏的事情。“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认为镜子能照出人的形貌，历史可以给人提供经验。
中国人在预测方面更重视物的端倪和征兆，善于从显性的东西推测出隐性的东西。“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意思是见落叶而知秋，一年将过去，瓶水结冰而知天气将要变寒冷了。所谓“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成语是告诉人们，月的周围出现光圈，则是有风的预兆，柱下石潮湿，预示天将下雨。韩非子说：“见微以知著，见端以知未。”认为察觉到事物隐微的征兆，就知道它昭显之后的情形；看到事情的开始就知道它的结局。而大数据的今天，给了我们看世界和分析世界的不同视角。
西方科学由于善用分析方法，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科，其结果是越分越细，更重视事务的细节，于是细节管理应运而生，“细节决定成败”的命题成为警示名言。中国古人对细节也重视，但审视的角度和表述的方式与西方大相径庭。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在这里不仅阐述了事物细节的地位，更主要是从“圣人”的品德修养来审视细节的重要性。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中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同样说明了细节的重要，但其表述的方式是艺术性的。它通过形象生动的比喻，阐述了块土细流能聚合积累成高山江河的哲理，其言辞既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又给人以动人的美感。
《中庸》中说：“至诚可以前知”一个人诚到极点，就可以预测未来的事情。《中庸》的观点认为“诚”是自然运行的法则，叫做“天之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性。人以至诚来体认这种自然运行的法则，称为诚之，就成为“人之道”。至诚可以前知的道理，其实就是“利用直觉，也能够精确地预测未来”。直觉是人的第六感觉，需要相当的开发和训练。高明的直觉，其实是持续用心所积累的功力。古人说：“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无形。”听觉灵敏的人，人家未说之前已经耳有所闻了，目光锐利的人，在事物还未出现之前，就已经觉察到了。透彻事理者，富有先见之明。直觉并不是神秘莫测的东西，直觉是未经有意识的逻辑思维而直接获取得某种知识的能力，或者说是通过下意识活动而直接把握对象的思维过程，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形式。人们常识中的所谓“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直觉思维。所以至诚前知是並不神秘而又十分难得的预测能力，是难能可贵的中国式智慧。
纷争而合和
中国历史上，商界有两位圣人，一位是陶朱公，一位是胡雪岩，所有流传“古有陶朱公，今有胡雪岩”的说法。陶朱公范蠡，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实现了复国的理想。胡雪岩资助左宗棠，收复新疆，阻止了外国势力把新疆分裂出去的阴谋。这两位商圣的共同点就是体现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精神。可见，与西方以能力为本的观念相比，中国人更重视人的德性。在理财和经商方面，中国古代文化也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是生产或经商其目的都是为了利益，但是“和和乐乐”“纷纷攘攘”的经济往来又反映了一种互利的原则。
中国文化历来提倡：“和合”而不提倡“纷争”。在经济管理中，在确保一定质量服务的提供合理性的成本支出之间必须有一个平衡点，从而兼顾双方的利益，也体现了这种互利的原则。
中国在理财的方略上，非常重视开源节流，增产节约的原则。开源、增产要靠“勤”，节流、节约要靠“俭”。所以提倡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精神。荀子说：“务本节用财无极”。他认为增加生产，创造财富，同时节约开销，这样财富就能极大的积累起来，丰富无比。“上节下俭者，则用足。”意谓上下能节约俭省，国家财物就富足。《汉书·杨王孙传》中记载：“不加攻于无用，不损财于无谓。”意思是不在无用的事情上用功夫，不在无意义的事情上耗费钱财。用今天的话来说，无非是要有成本意识，要合理地使用各种资源，可见，如今西方财务管理上的许多观念与中国古人提倡的理财原则有许多相通之处。
中国文化重视节俭，但并不反对必要的，合理的成本支出。管仲说：“俭则伤事，侈则伤货。”认为过于节俭就会对生产发展造成损害，而过于奢侈就会对财货造成浪费。这里实质上就存在一个财务预算和成本控制的问题。在经济活动和财务运作上，只要掌握好“度”，做到量入而出，该花的钱就一定要舍得花。韩非子说：“举事有道，记其入多，其出少者，可为也。”意思是做事情要有一定原则，凡是收益多付出少的事情就可以办。《大学》中对治国财政上的成本控制有精辟的阐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财恒足矣。”意思是，创造社会财富有个大的原则：那就是直接创造财富的人多，消耗财富的人少；生产的过程很快，使用的期限很从容，这样国家就会经常保持富足。在财务运作中，如何处理好上文中提及的“众”和“寡”，“疾”与“舒”，必须树立成本意识和成本控制的观念。
文化与标准
数字文化重视细节，而重视细节势必导致重视细节的量化。于是分析过程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既是定量分析就要拿数字说话。于是科学研究就与数字化，数据库结伴而行。
因此，凡数字化就必须量化，量化的精确度越高其科学化程度就越高。西方科学相信用数字说话，因为数字是显性的看得见的而且可以测评、比较，于是各种参数、指标纷至沓来，再根据这些参数、指标去给管理流程定制标准。定下标准，就可以评估工作是否达标，是否存在误差，然后又考虑怎么可以纠偏和补救误差，这就又导出了控制的管理思想。这样西方文化中的标准化管理和控制理论就呈现在人们面前。
中国人做人办事并不是不重视数量，而是不似西方科学那样对数量有刚性要求，不至于达到精确量化和数字化的程度，而仅仅是做到心中有数，心知肚明而已。凡事做到差不多，恰到好处，有合理的公差即可。与西方管理科学在量化上的刚性要求相比，更显出其柔性和弹性。心中有数，不说出口，给未来的变数留有余地，这也正反映了中国式的智慧。孟子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高度概括了定制标准的重要性。
世上办事不是难在有标准要求，而是难在事事件件都合度、合宜、合式。在中国古人看来，常态是最美的，因为它是常式，是标准。中国古人宋玉形容一个美人说：
“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所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太赤。”
上述引文中的：“太”就是超过常态，不合标准，而所谓美人，就是件件合乎变标准。正如荀子所说：“不全不粹不足以谓之美”，离开了丰富性和典型性就没有艺术的美。可见，中国文化已把标准化提高到艺术美的高度来审视。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认为称一称，这样才能知道是轻是重；量一量，这样才能知道是长是短。有了标准，就可以测量、比较、纠偏、评估。这就进一步要求人们权衡利弊，决定取舍，从而来平衡事物的发展，这与我们今天数字科学管理中的控制、监控流程异曲同工。
所谓标准，就是通用准则，公用模式。西方科学管理鼻祖泰勒就是始于标准化的研究。风行全球的ISO质量体系，其本质就是标准展开，个人电脑产业在全球经济领域里迅速崛起，靠的就是标准化激活整个产业链。所以管理就是做标准，管理就是“规矩”。
进步还是倒退
西方管理的原始目的仅是解决如何把活生生的人放进一个个框子里，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应该做的事。《道德经》里的“道可道非常道”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而不像今天很多人把这句话读成：“道可道，非常道”。没有标点的断句，老子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空间无限。科技让我们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在管理中就根据“标准”按“规矩”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要求人们去遵守和执行。管理是数字、格式、程序、规定等要素的精确运用，用事去制约人的活动，这是以事为本的管理模式。与无情的，缺乏人性色彩的以事为本的管理模式不同，中国管理哲学提倡人性化管理。这也是丘成桐先生讲的，数理与人文的共同，有原创性的科学家，对文艺都有涉猎。
中华文化从不否认标准的作用，但认为事在人为，标准也是人定制的。因此，管理的出发点和重点应该在人，而不是事，应该做到“目中有人”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也就是人性管理。这种管理的定位，应该是以培养员工良好的道德品质，提高员工的全面素质作为前提，运用人性化的激励方式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以此为基础去力争完成有标准要求的各项工作任务，并辅之以合情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绩效评估方式来约束员工的不良行为。
管理大师哈默尔说：“在现在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有两个目标并存：管理如何更科学，管理如何更人性。”用中国《易经》的阴阳学说来说，这两种追求就是管理的“阴”“阳”两面。管理的艺术就在于力求阴阳两个方面的平衡与和合。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中之一。“万物之中。以人为贵”，可见，中华文化历来重视人的地位，中国管理哲学也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求其不一定能达到善的层次，但求善应该以求真为基础和前提，善的层次高于真。
《易经》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之，成之者性之。”认为一阴一阳相互作用就是天地发展的规律，继承这种天的法则就是善良，使其成为人的规则，那就是天赋秉性。可见善事在认同和遵循自然法则基础上的人的本性，“善”中包容和涵盖着科学的“真”。那种假的善是伪善，从动机和效果统一的角度看，好心办坏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善。同时，求善，必定会求“美”，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心美化。
总结
高速，高效，高收益，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与社会的变革中，各个行业，人人追求的常态，新“三高“。如果一个人始终是坚持儒家的刚健，时时刻刻自强不息，估计也走不太远。这好比人的神经，如果长时间的处于紧张状态，我看早晚是要出问题的。老子讲得很明白：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的作用是无为，但是效果是无不为。
我们普遍认为，但凡矛盾的，都是对立的。这是简单的“0” 或“1”的二分化思维，是非常危险的思想。无论信息科技如何进步与发达， 数据就是一个工具，是众多工具之一，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另外一种途径与视角而已。我们不应该简单的认为这个信息社会就是信息技术向数字技术 （IT－>DT）的转变。
丘成桐先生在他演讲的最后点出，“好的文学诗词发自作者内心，而将人与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界的感受生动呈现出来。” 《易经》的“乾”指的就是自强不息，而“坤”就是适当的时候要以柔克刚。就好比“自强不息”与“逆来顺受”，看似矛盾、对立，其实是可以化解，可以协调的。“自强不息”＋“逆来顺受”就形成了我们的大丈夫能屈能伸的中式智慧。愿数字管理科学求真与中华文化以道德和艺术为基石相结合，以求善为主，共同找寻找自然界的真实和它永恒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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