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糾紛不能輕易動用刑事手段來
解決文 | 馬亞軒律師
（01）
據河南開封中院 (2018)豫02刑終339號刑事判決載：
2013年，通許縣政府將徵收補償款打至東水沃村賬戶,李豪不同意領取。
2015年2月，河南省鴻海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權證。
2017年11月14日，村幹部將補償款54萬元打到李豪賬戶。
2017年6月9日，通許縣國土資源局向李豪送達“責令交出被徵收土地決定書”。
2017年8月，李豪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責令交出被徵收土地決定書”。
2017年12月9日上午，鴻海公司施工，李豪阻止工人施工，項目部工作人員報警後，民警將雙方勸離，當日下午16時許，再次施工，李豪再次阻攔，並毆打施工工人，致工人受傷，李豪亦受傷。
（02）
辯護人認為：
李豪是在土地被違法徵收，養殖場被違法拆除在未得到合法合理補償的情況下，施工方違法挖路過程中發生衝突，李豪是正當防衛。
本案事出有因，並非無事生非。
本案矛盾是由被害人故意引發，且對矛盾激化負有主要責任，李豪並未達到入罪條件。
（03）
法院認為，開發商已取得土地使用權，依土地使用性質對該處土地開發利用不違反法律規定。
李豪家所承包的土地已被徵用，徵地補償是否合理是其政府間行政糾紛，雖然李豪已提起行政訴訟。
其訴訟請求系撤銷土地主管部門責令其交出被徵用土地的行政行為，而非撤銷開發商鴻海公司的土地使用權證。
現李豪就其承包土地及養豬場未提交任何權屬證明或經營許可，不能證明其合法權屬，故鴻海公司在其土地使用權證被依法撤銷前，可對相關土地合理利用。
判決李豪犯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損失7千元。
(04)
拆遷本質上是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博弈。
在這種鬥爭中，強弱對比非常明顯。
本案，實際上是一起因拆遷補償引起的糾紛，是否必須動用刑事手段需要進一步商榷。
但是，通過司法的力量將社會生活中的弱者扭轉為強者，靠刑法解決社會問題，與其說是社會問題司法化，倒不如說是刑法的過度社會化。
（05）
公民基於對政府的信任，而將其私權進行一定程度的讓渡，從而構成了政府公權力的來源。
一旦公民不再相信政府，他們會吝嗇自己的權利，從而走向私力維權之路。
這也是，拆遷中老百姓自己動手維護自己權益的深層原因。
（06）
雖然法律賦予公民行使行政複議和提起訴訟的權利，但是其中也存在一系列的問題。
一、普通老百姓法律意識淡薄，訴訟成本巨大。
基於一種復仇的心理和金錢、時間的考慮。
一般民眾都不會輕易選擇訴訟的方式來維權。
二、公民對法院缺乏信任。
由於現在司法腐敗現象層出不窮，再加上司法獨立的不完全，以至於在普通公民眼中，政府和法院本就是一脈相連的，公民基於對政府的不信任極易發生對法院不信任的連鎖反應。
三、法律規定的缺失。
對於公民的私力救濟，我國尚未有系列的法規對其進行規制，由此公民在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時，很容易採取偏激方式來進行維權。
特別是在徵地拆遷糾紛中，老百姓面對有錢有勢的開發商，大多求告無門，缺乏有效的途徑可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導致案例類似阻擋施工的行為經常發生。
我們認為，此類糾紛屬於徵地拆遷糾紛，法律已經規定了類似“法院強制執行”這樣的手段，可供開發商這徵收部門選擇使用，就不宜輕易動用刑事手段來解決。
（07）
刑法是剝奪人身自由甚至生命權的法律，應始終保持其天然的謙抑性。
我國的徵地拆遷法律法規，對類似糾紛的解決已經有較為完善的處理流程，只要徵地部門和開發商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徵地，就會大大減少與徵地農民的矛盾衝突。再者，也不需要再一言不合就動用刑事手段來解決，這樣也能使司法達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效統一，更好地樹立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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