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14期，原文標題《JR，著名的匿名藝術家》，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從巴黎郊區到里約熱內盧貧民窟，從上海到紐約，法國攝影師JR為當地人拍照，並將放大後的巨幅黑白照片貼在建築物外牆上。如今他已比肩班克西（Banksy），成為世界最有名的匿名藝術家之一。但他卻並不喜歡“街頭藝術家”這一稱謂，對他來說，在關注公共空間和介入政治以外，他更關心的是與當地人的連接。
記者/張星雲
將4000 幅普通百姓的肖像貼在埋葬著法國曆史名人的巴黎先賢祠，是JR系列作品《從內向外計劃》的一部分
墨鏡之下
JR永遠戴著墨鏡，從沒公佈過自己的真實姓名，也從不願多說自己的過去。如果問他墨鏡是從哪裡來的，他只會說是“朋友送的”，如果問他少年時代的生活細節，他通常會笑笑，不置可否。
儘管故意營造的神秘感和距離感使這位年僅37歲的小夥子成為全世界最著名的匿名藝術家之一，但從他身上依然能夠明顯地感受到他的過去——除了墨鏡以外，一頂永遠小一號的圓帽、白球鞋、細腿褲、一件緊緊的棒球外套，以及有點北非裔樣式的鬍子。當他回憶創作經歷時，會突然張口模仿幾句非洲味十足的法語，這些痕跡都表明，他來自巴黎郊區。
實際上這一點他並不避諱，並且始終強調。一年多前，他與發小，法國電影導演拉吉·利（Ladj Ly）一起在巴黎郊區合開了一家免費面向公眾的電影學校。就在接到我的電話之前，JR還在與學校老師開視頻會議，因為新冠疫情，他的學校已經停課幾天了，此時他正在與老師們一起為學生布置作業，準備網課。
相傳JR父母分別移民自突尼斯和東歐，在巴黎北郊的跳蚤市場有個攤位。JR小時候就在北郊的塞納-聖但尼省（Seine-Saint-Denis）長大，這裡通常被法國人稱為“93省”，原本是個工人社區，但隨著“二戰”後巴黎城市擴建和法國移民政策的相繼出臺，大量非法移民湧入，廉租房遍佈的93省逐漸成為“治安灰色地帶”，連續多年被評為“法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但也正是在這種“三不管”的境遇之下，93省演變出了一種並不法式的獨特街區氣質。
JR小時候喜歡塗鴉，因此學會了爬牆，還經常騎著一輛沒有牌照的小摩托車在街區中閒逛，不僅為了尋找最佳的塗鴉地點，也為了被警察發現後逃跑之用。儘管他並不承認自己是名街頭藝術家，但這段經歷卻深深地影響了他後來的藝術創作——塗鴉藝術家般對牆的敏感、街頭的道德準則、游擊隊式的工作方式，以及反權威的精神。
2001年，傳說17歲的JR在巴黎地鐵裡撿到了一部相機，自此開啟了持續20年直至今日的攝影生涯。一次，他跟著同樣成長在93省的發小拉吉·利在街上閒逛，街頭的小青年看到他胸前掛著的相機，圍了上去說：“嘿，你為什麼不給我們拍照？”
他藝術生涯第一組正式作品《一代人的肖像》（Portrait of a Generation）由此誕生了。他開始為身邊的巴黎郊區青年拍照，再將照片放大打印成巨大的紙質肖像海報，用糨糊貼在當地建築的外立面上。“在一個遍佈廣告和標識的都市裡獲得存在感是很難的。如果說在牆上塗鴉是在證明我存在，那將別人的照片貼到牆上，就是在證明他們存在，給他們話語權。”JR後來說道。
法國攝影藝術家JR永遠戴著墨鏡
但JR的作品並沒有停留在93省。很快，他就有了新主意。他讓這些巴黎郊區青年擺出挑釁或憤怒的鬼臉，然後半夜將他們的肖像偷偷貼到巴黎市內的高檔街區牆上。“我太瞭解巴黎人了，他們看到這些照片肯定嚇壞了，郊區青年走進了他們的生活，這簡直就是巴黎人的噩夢。”隨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他偷偷貼肖像，市政府再組織環衛工人清除，直到兩年後，因為大受歡迎，巴黎市政府邀請JR將他的那些肖像作品貼到市政廳的牆面上。這給了他有別於其他街頭藝術家的合法地位，自此JR宣佈，“我擁有了全世界最大的美術館來展出我的作品，那就是大街上的牆”。
2005年，因移民少年意外死亡事件，巴黎爆發了長達20天的騷亂，郊區青年們上街遊行，焚燒路邊汽車，與警察發生衝突。93省便是當年的騷亂震中，而JR貼的肖像則成了那次騷亂的背景，時刻提醒著社會不平等的存在。
如今JR的發小拉吉·利依然住在93省，除了一年多前與JR一起在當地開辦免費電影學校之外，他的長片處女作電影《悲慘世界》獲得了今年法國電影凱撒獎最佳電影，故事關注的依然是巴黎郊區沉重的社會問題。而對JR來說，當他走出巴黎郊區後，便將眼界擴大到了全球範圍。
貼滿世界各地
最近在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剛剛舉辦了JR最大規模的個人回顧展“JR：編年史”（JR：Chronicles），在展覽上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貫穿他不同時期作品的隱含線索——牆。實際上當年吸引JR第一次走出法國的，便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堵牆，巴勒斯坦與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隔離牆。
“我在那裡待了一週，發現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長得很像，說著同樣的語言，就像來自不同家庭的雙胞胎，但他們自己卻看不到彼此，所以我想讓他們面對面。”系列作品《面對面》（Face 2 Face）中，JR給有著相同職業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拍攝肖像，並請當地人以面對面的方式將他們的肖像貼在巴以隔離牆的兩側和巴以地區的8座城鎮裡。作品隨後又被搬到法國展出，大獲成功。“如果說在加沙地帶的展覽是讓巴以兩方相互理解，那在法國的展出則是讓法國人消除偏見，瞭解巴以當地人相互間的真實狀態。”
2008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最古老的貧民窟羅達普羅維登斯（Morro da Providência），三個孩子因沒帶學生證件而被軍方押送到敵對貧民窟，並在那裡被分屍。JR因為此事來到里約。“當時我正在貧民窟裡漫無目的地閒逛，一位60歲的婦女攔下了我，問我在這麼危險的地方幹什麼，我說我是來自法國的藝術家，這句話就好像通行證一樣。”之後的兩天裡她帶他逛遍了整個貧民窟，找到了三個遇害孩子的家人和朋友。JR先是將其中一位遇害孩子奶奶的肖像貼在了貧民窟，後來人們在他的帶領下將更多當地女性肖像貼滿了整個區域。很多長方形的小房子沒法貼得下肖像的整個面孔，JR就決定只貼女性的雙眼。“非法交易、衝突交火時常在這裡發生，但即便很多從沒去過美術館的當地人都理解我所做的，有些時候人們太小看藝術在一個地方起到的作用了。”
這便是他持續多年的系列作品《女性英雄》（Women Are Heroes）的開始。他認為，女性應是社會中至關重要的角色，但在很多武裝衝突或者政局不穩定地區，女性往往是默默無聞的受害者。於是他開始在全球各地旅行，印度、柬埔寨、利比里亞、塞拉利昂，他為女性拍照，並請當地男性來張貼這些女性肖像，通過這些女性雙眼的“注視”，喚起人們對女性的關注。在非洲最大的貧民窟肯尼亞基貝拉，JR一改常用紙來打印女性肖像的習慣，選擇了聚乙烯材料，將後者鋪在貧民窟的屋頂上，為房屋增加一層防雨材料。而在突尼斯，“阿拉伯之春”剛剛結束，在前總統本·阿里的官邸，總統肖像被摘下，JR拍攝的當地百姓肖像貼滿了窗戶。
當然，也不是所有國家都歡迎他。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他沒有獲得市政府許可便組織當地人上街貼肖像，警方並不知道他是誰，於是出警逮捕了一位他的朋友，並將肖像清除。JR將消息發到了推特上，結果上了熱搜，市政府不得不找到他賠禮道歉，並出錢邀請他在另一處牆壁上再創作，JR都拒絕了。
JR曾說這也是他一直戴著墨鏡的原因之一——他需要這種匿名狀態，與當地行政機構保持距離，在大街上偷偷張貼肖像，這樣才不會在創作時被別人左右。後來他所追求的這種匿名狀態愈發強烈，甚至對自己也產生了距離感。
距離感
《女性英雄》系列作品的創作過程被拍成了紀錄片，於2011年獲得了美國TED獎。在頒獎典禮上，JR宣佈將10萬歐元獎金用於開啟新的系列作品《從內向外計劃》（Inside Out Project），讓所有人有機會將自己的肖像貼到大街上。
他邀請世界各地的人們參與，按要求通過網絡上傳自拍，並分享一段當地社區的故事，JR工作室會將照片製成大幅紙質黑白肖像海報回寄給項參與者，再讓他們自己貼到大街上。
“當年我做完里約熱內盧貧民窟的《女性英雄》之後，我就離開了。隨後很多媒體都想報道這個事件，於是為了瞭解具體情況，紛紛進入貧民窟走訪當地女性，也讓這些女性真正得到了發聲的機會並獲得了重視。所以從那次之後，我就想盡辦法將自己與作品拉開更大的距離，於是才有了《從內向外計劃》。”
計劃持續至今的9年裡，30萬張黑白巨幅肖像被貼在了140個國家，很多國家連JR自己都沒去過。“後來我經常會遇到的情況是，我走在大街上，看到牆上的黑白大幅肖像，我自己都不知道它實際是屬於《從內向外計劃》的，因為這組作品早就不屬於我了，而是屬於所有人。”
JR也在發達國家進行創作。他將4000幅肖像貼在埋葬著法國曆史名人的巴黎先賢祠牆壁上，兩次為盧浮宮創作，也在美國舊金山和紐約的街區搞大型創作，後來他還開創了系列作品《城市皺紋》（The Wrinkles of the City），為西班牙喀他赫納、美國洛杉磯和上海的城中老人拍照並張貼肖像。“城市的建築物訴說著歷史、經濟發展和社會文化的改變，而老年人的記憶裡也印刻著這些變化，就像他們臉上的皺紋，可以看作生命軌跡與城市歷史的融合。”
2017年，JR將小貨車改裝成可以快速成像快速打印的自動拍照室，邀請“法國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爾達（Agnès Varda）同他一起上路周遊法國，後來這段經歷被拍成了紀錄片《臉龐，村莊》，獲得了當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
不過各類創作項目開銷巨大，很多大公司慕名而來，想為計劃提供資助，但前提是將品牌商標印在肖像的某個角落，被JR拒絕。“我從不為自己貼到大街上的作品簽名，更希望這些作品能夠獨立於市場和廣告。”如今他的工作室仍保持著極少人數的規模，他98%的作品都不賣，只通過他的代理畫廊貝浩登銷售2%的作品，以維持正在進行中的創作項目。
這位與政府、商業甚至自己作品都保持著距離的匿名藝術家，如今依然喜歡去無人認識他的地方創作。“直到有一天，任何地方、任何國家都歡迎藝術了，也許我就不需要再戴墨鏡了。”
2017 年，JR把墨西哥小孩的肖像貼在美、墨邊境隔離牆上，很多人後來慕名前往
如果這座城市有塗鴉，我會感到安全，因為那是生活的象徵
三聯生活週刊：巴黎郊區似乎是一種獨特的存在，無論從公共空間還是人員構成來看。你後來去過那麼多國家，如今再回過頭來看你長大的地方，你會覺得巴黎郊區代表著什麼？巴黎郊區與巴黎之間又是一種什麼關係？
JR：在巴黎郊區的成長經歷，對我來說是一段難得的教育，讓我瞭解各種種族、宗教，也讓我對法國的社區產生概念。比如現在因疫情導致的居家隔離生活裡，實際更需要社區鄰里的相互支持。當然，對我來說只有在瞭解了巴黎之後，才真正意識到巴黎郊區的力量和弱點，就像當我開始在全球範圍旅行時，我才真正理解了法國。
巴黎那些奧斯曼式建築有著一種能量，它們經歷過戰爭、革命、學生運動，經歷過歷任總統，在巴黎讓我們有一種身處歷史之中的感覺。而巴黎郊區不同，大部分建築是50年代、60年代建成的廉租房，巨大、單調、擁擠，讓個體感到壓抑。小時候我視力所及能看到的只有牆，我爬牆，也用牆來塗鴉。當我開始將牆視為畫布的時候，我看世界的方式就改變了，我坐城鐵時會經常將頭靠著窗戶尋找沿途可以塗鴉的理想地點。
巴黎郊區是我童年的遊樂場，也是我的靈感來源，我的整個職業生涯是從那裡開始的，後來我去了那麼多地方創作，但我如今還會選擇在那裡辦學校，是想讓學生們在我當年生活的地方學習和創作，這樣我也可以繼續觀察和感受這裡的變化。但遺憾的是，很多事情並沒有改變。就像我2008年在《女性英雄》項目結束後在里約熱內盧貧民窟建了一所藝術學校，如今11年過去了，雖然學校對當地孩子們影響很大，但貧民窟並沒有變，那裡依然有戰爭。巴黎郊區也一樣，儘管巴黎舉辦了歐洲盃，還要舉辦奧運會，但巴黎郊區還是巴黎郊區。
三聯生活週刊：你在很多武裝衝突或者政治混亂的地區創作過，比如你的《女性英雄》項目，近幾年你也在一些發達國家創作，包括美國，以及在巴黎先賢祠和盧浮宮。你會覺得在這兩類地方張貼你的作品，無論從創作過程上還是觀眾反應上，會有不同嗎？
JR：我會覺得創作動機都是一樣的，就是我親眼去看，去理解這些地方。第一次我去武裝衝突、政治混亂的地區創作，人們對我說我會死在那裡，但我認為正是我的幼稚幫我活下來。人們總對我說，他們需要食物，不需要藝術。我說那好，那我去問問他們，所以我去了肯尼亞，去了塞拉利昂，我說：“這就是我做的，你們告訴我它是否有意義。”得到的回答永遠是：“難道就因為我們在受苦，我們就不配擁有藝術了嗎？”實際上對我來說，一位瑞士老人將自己的肖像張貼到養老院牆上，與一位在生活在巴基斯坦交火地區的人將自己的肖像貼到牆上，他們的動機都是一樣的，都是去尋求尊嚴與尊重。
無論發達城市的街區，還是武裝衝突的地區，無論開展項目的各地政治、文化、社會背景有何不同，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才是我所有項目的核心。無論在盧浮宮還是肯尼亞，當地人都會因項目聯繫到一起，並且在這個項目的進展過程中，人們為了將成百上千張畫面貼在建築上，就必須相互認識，相互協作。比如盧浮宮的項目，很多人在參加之前可能也知道我的作品，但絕不會想到親身參與的過程才是項目最有趣的部分，遠比最後的成品更有趣。
三聯生活週刊：你曾說，相比於通常意義上積極介入政治的藝術家（artiste engagé），你更偏向啟發性藝術家（artiste engageant）這個狀態，怎麼理解這兩種的不同？
JR：其實我一直在探索如何將我自己與創作項目拉開更多的距離，只有這樣才能產生更多對話。打個比方，如果我去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進行項目創作，也許我會找到一名因美軍無人機轟炸而父母雙亡的孩子，給他拍照，並將他的肖像照片貼在牆上，那整個項目會成為一名國際知名藝術家介入政治的事件。但如果我不這麼做，我只是給當地人工具，讓當地人自己決定自己想拍什麼、想貼什麼，那這個項目就成為他們的項目了。嚴格來講，我除了提供方法，沒有做任何事情。第二天事件被報道，媒體找到我，我會說：“我在巴黎，我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於是媒體為了瞭解整個事件就會轉頭去採訪當地人，而當地人發出的聲音遠遠比我更有力。我認為從當地引發的關注，永遠比從國際範圍引發的關注，距離真相更近。並且我也認為當地發起的行動，不僅會對當地產生影響，也同樣具有國際影響力。
三聯生活週刊：同樣是你的作品，在一些國家被認為是藝術，在另一些國家則被認為是犯罪，你還曾在一些國家創作時被捕，怎麼看待不同國家對你作品的理解？
JR：實際上我的習慣一直是直接去做，不徵得當地任何機構或個人的允許，如果項目在當地遇到困難了就解決，解決不了就放棄。如果一個項目，失敗的概率高於成功的概率，我會認為我很有可能在做一件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
我在法國可能已經很有名，但在很多國家不知名，甚至是匿名狀態。每個項目，由於國家不同，社會、文化、歷史背景不同，都會有不同的反應。而我要做的是完全根據當地背景來策劃每個項目，項目一定要讓當地人覺得有意義，也是對當地背景的一種完整解讀。在一些國家，我被允許創作，而在另一些國家，我確實被逮捕了，或者會有當地安保人員對我進行問詢，要求我揭掉所貼的東西。那這個項目也就反映出，對這個國家而言，什麼是創作自由、什麼是言論自由等等。
我去一座城市，如果這座城市有塗鴉，我會感到安全，因為那是生活的象徵。而如果一個國家的牆面很乾淨，沒有塗鴉也沒有海報，當人們無法在牆上自由表達的時候，那你應該感到緊張。當然，我也去過一些牆上塗鴉過多的地方，比如10年前的巴塞羅那。
三聯生活週刊：現在全球新冠疫情嚴重，很多人都在經歷著親朋好友的去世，去年你也經歷過摯友阿涅斯·瓦爾達的離開。你覺得人們應該如何面對死亡？對死者的追思，對生者意味著什麼？
JR：在墨西哥，當地人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方式來紀念死者，在墓地擺放蠟燭和食物。在法國是另一種，每個國家都不一樣。如今很多人還會在親友的祭日在Instagram上發點什麼。而我可能更願意常常回憶阿涅斯，和別人提起她，讓她的藝術長存，也讓她的藝術可以啟發更多年輕人。我希望我能成為一個橋樑，讓認識她的人與不認識她的人聯接在一起。只要我還活著，我就會帶著她的藝術一起去旅行去創作。
（感謝貝浩登畫廊對本文的幫助。圖片由藝術家與Agence VU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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