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北京的道路》是一部充滿著巧思和作者意圖的歷史紀錄片，從威妥瑪、丁韙良、赫德到莫理循、司徒雷登，選取的單集主人公，都是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帶著向這塊神秘土地傳播西方文明的使命感的文化人物。
同時，他們又都是公認的“中國通”，對於北京的理解，遠遠超過他們的同胞，當他們的文化使命與這個古老的國家一段段的近代歷史相遇時，線索交融，就構成了整部紀錄片的文本骨架。
不過，與其說整部影片展示的是“古老中國與現代世界碰撞的歷程”，毋寧說，我們看到的是5位試圖理解古老中國的“知識人”在這片土地上迭次“碰壁”的過程，而這種宿命式的結局，在最先來華的威妥瑪的身上，早已完整地演示了一遍，後面的諸位，不過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循環罷了。
毫無疑問地是，從威妥瑪到司徒雷登，無不對中國的道德和文化充滿著溫情與敬意 ，他們並不是什麼文化沙文主義者，恰恰相反，他們樂於學習中國的文化，以中國人的方式與中國對話，甚至希望更多的西方人步他們的後塵，以同樣的“姿勢”獲得“我們的赫德”之類的讚許。
作為一位曾經以軍人身份參加過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外交官，威妥瑪在中國生活了43年，又創造了“威妥瑪拼音”，一直到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佈之前，這個拼音方案一直被普遍用來拼寫中文的人名、地名，而他也是劍橋大學的首任漢學教授，相當於開創了這個學科，可以說，在當時的西方對中國的瞭解，無人能望其項背。
然而，這一切並沒有什麼卵用。
哪怕他再瞭解中國的說話方式，以“忠言逆耳利於行”的古訓包裝自己的“為中國好”的意圖，以英國駐華公使館參贊的身份向清帝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提交《新議略論》，建議清政府實行新政，尋求現代化的變革，這份“好意”終究只會讓秉政的恭親王感到冒犯。
為什麼呢？
姿態、用心、內容，全都希望“中國好”，為什麼會讓“通往北京的道路”舉步維艱？
在紀錄片中給出了答案：
清政府從1860年代開始被迫學習西方的外交方式和禮節，花費了整整20年的時間，只是為了不厭其煩地向西方列強灌輸一個概念，那就是“請不要強迫我改變”。
姿態、用心、內容，乃至於更高級的文化、傳統、生活方式，都只是這個核心意圖的“包裝”，哪怕威妥瑪、赫德之流，已經在文化上深度浸入，被帝國的高層讚許為“自己人”，
他們在根本問題上的分歧，終究是不可調和的。當三解在靜觀“威妥瑪的野心”時，腦中屢屢浮現的就是一句話：
你有科學，我有神功。
這是一句電影臺詞，出自一部老武俠港片《東方不敗之風雲再起》，將它和嚴肅的歷史紀錄片相提並論時，無疑辱沒了後者，但這句話，卻時時縈繞不去。
只不過，科學，是現實存在的，而神功，卻是幻想，一種基於群體力量和文化傳統而塑造的“力量幻覺”。
武俠小說作為中國人的“成人童話”，恰恰延續了近代以來對中國文化傳統輝煌和帝國強大往事的“力量幻覺”的敘事，這種“幻覺”甚至主宰著一眾政治精英與文化精英對於世界的觀感，並不斷向下延伸。
他們更喜歡將“屈身”學習中國文化的一群外國人視為“歸化”，將他們熟練的漢語和學問功底視作自身的“勝利”。這一點，無論是威妥瑪、赫德，還是司徒雷登，都是在屢屢碰壁之後，方才有所感悟，他們自以為的“進入”，實際上自始至終都只是“在場”，而並沒有真正成為其中的一份子，那麼，他們最終的“逐出”，其實也只是宿命的一部分。
而宿命的起點，早在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的中文學習遭遇中已然有所預示，根據他日記的記載，他最開始學習中文是在倫敦，當1805年倫敦佈道會有意派遣馬禮遜到中國傳教後，他就師從一位旅居倫敦的中國人容三德啟蒙。
不過，馬禮遜在日記中寫道：“他很鄙夷我，非常孤傲。”毫無疑問，這種“鄙夷”並非出自於絕對的比較勝出，因為彼時的中國，延續著乾隆時代嚴酷的“學習中文禁令”，任何向西洋人教授中文的中國人都會被除以極刑，所以，當馬禮遜來到廣州繼續學習時，他的中文老師每次去授課的時候，身旁必須隨帶一隻鞋子和一瓶毒藥，鞋子表示他是去買鞋子的，不是去教書，毒藥則是預備萬一官府查出，可以自盡。
換句話說，這種“自豪”和“孤傲”完全來自於“暴力優勢”，而並非來自於競爭的結果，它是一種不言而喻的情緒和政治正確，更直白地說，它是一種發自骨髓的“反對平等關係”的傳統：
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並非平等地、可互相理解、交往的文化主體，要麼，東風壓倒西風，要麼，反之。
站在歷史的角度，文化的衝突從來只是表象，威妥瑪、莫理循、司徒雷登等人通往北京的道路如許坎坷的真正原因，恰恰在於，他們從未了解中國，而作為後人，我們對於這一點仍不自知，這才是真正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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