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
約翰·格雷任教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同時是《新政治家》雜誌的首席書評人。在這篇評論性文章中，約翰·格雷認為，全球化的鼎盛時代已經結束，更加嚴格的邊境控制將成為全球格局的持久特徵。同時，他認為國際合作能解決疫情危機的信念是異想天開，民族國家才是推動大規模抗疫行動的最強大力量。他以英國為例，指出在國家處於緊急狀態時，人民需要被政府保護免受危險的優先級超越了免受政府幹預的自由。據此，他進一步指出自由主義的弱點，認為自由主義系統性否定了人類對安全感和歸屬感的追求。約翰·格雷同時強調了科學和技術對抵禦這場瘟疫的作用。他提醒我們，如果想在未來變得不那麼脆弱，就必須在生活方式上做出永久性的改變。 （本文有刪減）
在不久的將來，目前空無一人的街道將再次熙熙攘攘，我們還將長舒一口氣，離開不斷閃爍著屏幕的洞穴。眼前這個世界已經不再是我們在正常時期以為的那個世界了。這並非一種固有的平衡穩定狀態的暫時斷裂：我們所經歷的危機恐怕將促成歷史的轉折。
全球化的鼎盛時代已經結束。這也意味著一個依賴全球生產和供應鏈的經濟體系正在演變為一個相互聯繫更少的經濟體系。一種由不斷流動驅動的生活方式也正在停擺。我們的生活將會比過去更受限制、也更虛擬化。一個更加碎片化的世界正在形成，在某種程度上，它可能也更具彈性。
英國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改頭換面。憑藉議會授權的緊急權力，政府已將正統經濟理論拋諸腦後。由於多年愚蠢的緊縮政策，NHS（英國國民健康保險制度）已經陷入絕境。但多虧了醫務人員以及其他工作人員的崇高奉獻，病毒將被遏制在海灣。我們的政治制度將完好無損地繼續存在。沒有多少國家會如此幸運。各國政府都在艱難地抑制病毒和摧毀經濟的夾縫中掙扎。而他們中的許多將會失敗。
在相信進步的人士眼中，未來會比過去要好。毫無疑問這有助於維持他們表面的理智。但是它也破壞了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屬性：適應和改變生活方式的能力。我們未來的任務是建立更持久、更適合人類居住的經濟和社會，而不是屈從於全球市場的無序和無政府狀態。
現在的情況也不意味著未來會向地方主義轉變。人口數量太大，地方的自給自足不可行，而且大多數人不願回到遙遠的過去那種封閉的小社區。但過去幾十年的超級全球化也不會重現。這一病毒暴露了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修補起來的經濟體系的致命弱點。自由資本主義已經破產。
儘管自由主義大談自由和選擇，但在實踐中，自由主義是一場實驗，它的目的是消解社會凝聚力和政治合法性的傳統來源，代之以提高物質生活水平的承諾。這個實驗現在壽終正寢了。因為抑制這種病毒必然會導致經濟的暫時停擺，但當經濟重啟時，世界各國政府將對全球性市場進行扼制。
3月20日，在英國倫敦，人們在一家超市採購。 新華社 圖
世界上如此多的基本醫療用品來自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這些類型的生產將重新在本國進行。像英國這樣的國家可以逐步淘汰農業，依靠進口食品的想法也將被視為無稽之談。隨著人們出行減少，航空業將會萎縮。更加嚴格的邊境控制將成為全球格局的一個持久特徵。僅僅以經濟效率為目標，對政府來說將顯得狹隘和不可行。
就像沒有任何權威機構可以對抗病毒一樣，世界上沒有任何權威機構可以強制終止增長。與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最近反覆宣揚的進步口號相反，全球性問題並不總是有全球性的解決方案。地緣政治的分化排除了任何類似世界政府的東西。如果真有這樣一個世界政府存在，恐怕現有的國家都會競相去控制它。那些認為這場危機可以通過前所未有的國際合作被解決的信念，純粹是異想天開。
當然，經濟擴張不會無限期持續。一方面，它只會加劇氣候變化，把地球變成一個垃圾場。但由於生活水平的高度不均衡、仍在上升的人口數量、不斷加劇的地緣政治對抗，經濟發展也不會一直是零增長。如果經濟增長的最低線最終被公民們接受，那將是因為政府把保護公民作為了最重要的執政目標。無論是民主還是專制政府，不符合這一霍布斯檢驗（Hobbesian test）的民族國家都將失敗。
新冠引發的全球性流行病突然加速了地緣政治的變化。再加上油價暴跌，病毒在伊朗的肆意蔓延可能會動搖其神權政體。隨著收入銳減，沙特阿拉伯也面臨著同樣的風險。許多人會希望它們都能擺脫困境，但這恐怕很難保證，海灣地區的災難或許只會帶來長期的混亂。儘管多年來一直在談論多元化，但這些政權實際上仍被石油控制著，即使油價未來有所回升，全球性的封鎖和停擺對其經濟的打擊也將是毀滅性的。
相反，東亞的進步必將繼續。迄今為止，對這一流行病最成功的應對是發生在中國臺灣、韓國和新加坡。很難相信他們的文化傳統沒有在此成功中發揮作用，這種文化傳統更注重集體福祉而不是個人自治。如果未來他們比許多西方國家能更好地適應去全球化的過程，也就不足為奇了。
歐盟應對危機的過程則暴露了它的本質弱點。歐盟高層蔑視主權的觀念。而在實踐中，主權則意味著有能力執行英國等國家那種全面、協調和靈活的應急計劃。這些措施已經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採取的任何措施都大了，同時也背道而馳，因為當時英國人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動員起來，且失業率大幅下降。而今天，除了那些基本服務行業的職員，英國的工人們已經被遣散。如果這種情況持續許多個月，停工可能會要求更大範圍的經濟的社會主義化。
歐盟的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能否做到這一點值得懷疑。迄今為止，歐洲央行（ECB）的債券購買計劃和放寬政府對工業援助的限制，已經打破了新自由主義神聖不可侵犯的規則。但對德國和荷蘭等北部歐洲國家分擔財政負擔的抵制，可能會阻礙對意大利的救援——意大利規模太大，不可能像希臘那樣被壓垮，但拯救它的成本可能也太高。正如意大利總理孔特（Giuseppe Conte）今年3月所言：“如果歐洲不能應對這一前所未有的挑戰，整個歐洲結構就會失去其存在的意義。”塞爾維亞總統亞歷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則更為直率和現實：“歐洲不存在團結……這是一個童話。”“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唯一能幫助我們的國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其餘的人，沒什麼可感謝的。”
歐盟的根本缺陷在於，它無法履行國家的保護職能。人們對歐盟解體的預測太頻繁了，以至於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他們今天面臨的壓力下，歐洲機構的解體並非不現實。自由流動已經被關閉。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最近威脅歐盟，他們要允許移民通過其邊境，再加上敘利亞的伊德利卜省的殘局，這可能導致數十萬、甚至數百萬難民逃往歐洲。（在擁擠、衛生狀況不佳的大型難民營裡，很難看出社交隔離有什麼意義）。再一次的難民危機，再加上歐元功能失調的壓力共同作用，可能會帶來致命的後果。
如果歐盟倖存下來了，它可能會像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那樣，成為一個幽靈，世代存在，但是其權力卻是在其他地方行使。各民族國家已經作出了極其必要的決定。由於政治中間派不再是主導力量，而許多左派是與失敗的歐洲一體化計劃結合在一起，許多政府將由極右翼控制。
在美國，特朗普顯然認為重振經濟比遏制病毒更重要。1929年式的股市下跌和比上世紀30年代更嚴重的失業率水平，可能對他的總統任期構成根本威脅。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首席執行官詹姆斯·布拉德（James Bullard）曾暗示，美國失業率可能達到30%，高於大蕭條時期。另一方面，美國政府權力分散;一個極其昂貴的醫療體系，數千萬人沒有醫療保險;龐大的監獄人口，其中有許多年老體弱;城市裡有大量無家可歸的人，成癮性藥物已經氾濫成災; 縮短停工停產時間可能意味著病毒會不可控制地傳播，並帶來毀滅性的影響。（特朗普並不是唯一一個冒這個險的人。截至目前，瑞典也沒有對其他國家實施類似的封鎖措施。）
無論特朗普能否繼續掌權，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已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迅速瓦解的不僅是近幾十年的超全球化，還有二戰結束時確立的全球秩序。病毒破壞了一個假想的平衡，加速了一個已經進行了多年的解體過程。
芝加哥歷史學家威廉·H·麥克尼爾在他的著作《瘟疫與人民》中寫道：某些至今仍不為人所知的寄生生物，有可能從它慣有的生態位逃逸，使人類暴露在一些嶄新的、也許是毀滅性的死亡面前。
目前還不清楚Covid-19是如何逃脫它原本的生態位的。1976年，當麥克尼爾的書第一次出版時，人類對外來物種棲息地的破壞遠沒有今天這樣嚴重。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傳染病傳播的風險也在擴大。1918年至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在一個沒有大規模航空運輸的世界裡已然成為了全球性流行病。麥克尼爾是這樣評論歷史學家眼中的瘟疫的：“對他們來說，就像對其他人一樣，偶爾爆發的災難性的傳染病仍然是突然的、不可預測的，打破了常規，基本上超出了歷史學可以解釋的範圍。”
有種觀點認為流行疾病只是暫時現象，並不是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背後的信念是，人類不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可以創建一個獨立的生態系統，與生物圈的其他部分分離。然而Covid-19告訴他們這種想法是錯的。只有利用科學，我們才能抵禦這場瘟疫。大規模抗體測試和疫苗將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如果我們想在未來變得不那麼脆弱，我們就必須在生活方式上做出永久性的改變。
日常生活的結構已經改變了。脆弱的感覺瀰漫著。感到不穩定的不僅是社會。人類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是如此。如今那些網絡熱搜圖片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人類此刻的缺席。野豬在意大利北部的城鎮裡遊蕩，而在泰國的洛普布里，一群沒有遊客餵食的猴子在街上打鬥。在因為病毒而變得空蕩蕩的城市裡，沒有人類在場的美和對存活的強烈渴望同時顯現。
J.G.巴拉德小說中所描繪的那種後世界末日的未來已經成為了我們現在的現實。但重要的是要理解這個“大災難”揭示了什麼。對巴拉德來說，人類社會是隨時都可能被推倒的舞臺道具。當你離開劇院時，那些似乎已寫進人類天性的規範和準則就會消失不見。在20世紀40年代的上海集中營裡，機智和愛冒險的童年巴拉德在那裡度過了一段美好時光，因為那裡的許多犯人對待彼此都很和善和堅定。直到戰爭接近尾聲時，他親眼目睹了人類殘酷自私和冷酷無情的極端表現，這也是他最痛苦的經歷。
巴拉德得到的教訓是，災難並不是世界末日。通常所說的大災難實際上是正常的歷史進程。許多人留下了永久的創傷。但是，人類太強大，適應性太強了，不可能被這些劇變擊敗。生活還在繼續，只是和以前不一樣了。而那些把這稱為“巴拉德時刻”的人其實沒注意到，在他所描繪的極端情況中，人們是如何調整、甚至找到滿足的。
技術將幫助我們適應我們目前的困境。通過將我們的許多活動轉移到網絡空間，可以減少身體的流動性。辦公室、學校、大學、全科醫生診所和其他工作中心可能會被永久改變。流行病期間建立的虛擬社區使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瞭解彼此。
隨著大流行的消退，人們將舉行慶祝活動，但可能沒有明確的時間點表明感染的威脅何時結束。許多人可能會遷移到像“第二人生”那樣的在線環境中，在這個虛擬世界中，人們可以在他們自己挑選的身體和世界中見面、交易和互動。還有些改變可能會讓一些衛道士們感到不舒服。比如網絡色情很可能會蓬勃發展，許多網絡約會可能包括色情交流。強化虛擬現實技術可能被用來模擬肉體接觸，虛擬性愛可能很快就會被正常化。此時，最有用的問題可能不是這是否意味著邁向美好生活的一步。因為網絡空間所依賴的基礎設施很可能被戰爭或自然災害破壞或摧毀。網絡讓我們避免了過去瘟疫發生時會帶來的孤立。但是它不能使人類逃脫他們必死的肉體，也不能避免進步本身的諷刺感。
新冠病毒告訴我們進步不僅是可逆的，而且它還可以自我破壞。舉個最明顯的例子，全球化本身帶來了一些重大的好處——數百萬人擺脫了貧困。而這一成就現在正受到威脅。正是全球化招致了現在正在進行的去全球化。
隨著生活水平持續不斷提高的可能性的消退，其他權威和合法性來源正在重新出現。無論是自由主義者還是社會主義者，進步主義者都對民族身份深惡痛絕。歷史上有很多例子可以說明民族主義是如何被濫用的。但民族國家正日益成為推動大規模行動的最強大力量。對付這種病毒需要集體的力量，而這種力量無法被全球性（只能被民族主義）所動員。
利他和發展本身一樣有它的侷限性。在危機最糟糕的時期結束之前，將會有一些非常無私的例子。在英國，超過50萬的志願者已經報名要去支援NHS。但是，僅僅依靠人類的同情心來度過難關是不明智的。對陌生人的仁慈是如此珍貴，必須定量配給。
這也是一個政權的保護性發揮作用的地方。本質上，英國一直是一個霍布斯式的國家。和平和強有力的政府一直具有壓倒一切的優先級。與此同時，這個霍布斯式的國家大多依賴於共識，尤其是在國家處於緊急狀態的時候。此時，被政府保護免受危險的優先級超越了免受政府幹預的自由。
當瘟疫的大傳播達到頂峰時，人們還想要回多少自由成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團結毫無興趣，但為了更好地保護他們的健康，他們可能樂於接受生物監測制度。解決我們目前的困境需要更多的國家干預，而不是更少，並且需要一種高度創新的干預方式。政府將不得不在資助科研和技術創新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儘管國家本身並不一定變得更大，但國家的影響力將會更加無處不在，侵入性更強。在可預見的未來，後自由主義政府將成為常態和範式。
只有承認自由主義社會的弱點，它們最精華的價值觀才能得以保留。這些價值觀包括公平，還包括個人自由。但是，那些認為個人自治是人類內心最深處需要的人，暴露了他們對心理學的無知，以及他們自己的無知。對幾乎所有人來說，安全感和歸屬感同樣重要，而且往往更重要。而自由主義實際上是對這一事實的系統性否定。
自我隔離的一個好處是可以用來重新思考。清理頭腦中的混亂，思考如何在一個已經改變了的世界中生活是眼下的任務。對於我們這些沒有在抗擊疫情第一線的人來說，思考這些應該足夠了。
原文：https：//www.newstatesman.com/2020/04/why-crisis-turning-point-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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