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聯安研究院
近期，聯安研究院連續召開線上線下專家討論會，邀請各方面專家就當前新冠疫情對經濟安全的影響及經濟安全的概念、範疇、基本理論、學科框架等問題展開討論。聯安研究院院長胡光明主持了研討會，他認為經濟安全是跨學科的研究領域，涉及經濟發展，公共安全以及安全科技應用，如何以新的視角，新的理念研究經濟安全，保障經濟社會發展，是新時代賦予我們的新課題，當前新冠疫情暴發對國際國內經濟造成嚴重影響，甚至有學者認為會引發全球經濟危機，經濟安全研究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他感謝各位專家學者的參與和建言，希望有機會繼續請教大家並深入討論研究。
現將與會專家學者的發言摘編如下：
聯安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長規司原司長、中美綠色基金董事長徐林認為，圍繞這次疫情演變及其應對錶現出現的突出問題和特徵，聯安研究院應進行深入研究。從這次疫情演變和應對的路徑和模式看，各國都在根據自身體制的特點採取各自不同的措施在開展防控，影響範圍和效果也不一樣。各國的政治制度、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應急體制不同，應對疫情的模式亦各不相同。聯安研究院可以聚焦對疫情防控模式差異的研究，多關注一些目前投行和研究機構不太關注的重要方面，形成我們自己有獨特視角和深度的研究成果。
聯安研究院專家，工信部科技委專職常委、工信部信息經濟專家委委員周建明認為，經濟安全研究課題有大有小，可以研究短期的安全問題也可研究中長期的安全問題。大的課題例如，是否會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經濟倒退二三十年？目前來看，在中國發生這種倒退的可能性不大。當前由於債務高企、未富先老，以及創新能力整體不足，中國更有可能發生的問題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增長速度不合理的下滑，國民收入長期得不到實質性改善。在疫情衝擊下，建議聯安研究院關注兩個問題：一、在出口下滑、消費乏力的情況下，“新基建”到底能發揮多大的作用？需要注意的問題又是什麼？二、思考中美關係破裂對我國科技創新能力有何影響？如果中美全面脫鉤，我國的科技與創新能力與西方差距會縮小還是會拉大？
聯安研究院特約專家，中儲發展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韓鐵林認為，新冠疫情對經濟安全是個很好的研究機會。類比“蝴蝶效應”，此次疫情堪稱“蝙蝠效應”，可能會帶來中美關係的變化、世界格局的重組，疊加石油價格的下滑，從資本市場的反應來看，不亞於08年的金融危機，而且目前還未到高峰。各種偶然性發生在一起，某些國家為宣洩老百姓的情緒，向外轉嫁危機，可能引發大國的對抗，這對仍然處於“戰略機遇期”的中國都是不安全的因素。借鑑“蝴蝶效應”理論，聯安研究院可以試圖開發“蝙蝠效應”的理論模型、觀點和判斷，是對經濟安全研究的一大貢獻。
聯安研究院專家，長江學者、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王正毅教授指出，經濟安全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組成部分，也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主題。“經濟安全”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界定：一、人的個體層面，主要關注的是兩個問題，一是就業，二是社會保障體系。二、國家層面，與傳統政治軍事安全相對應，將經濟安全納入非傳統安全研究領域，主要關注能源保障、金融穩定、產業鏈、知識產權保護以及信息技術安全等問題。我國學術界關注的新安全觀、綜合安全觀、總體國家安全觀，都是從國家層面來研究的。三、全球層面，主要研究的是公共物品的安全問題，如最近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所涉及的金融監管等，其理論核心是“公共物品”風險。結合目前的全球防疫形勢，各個國家面對公共衛生危機中，採取了各自不同的社會政治動員機制。比較各國的應急動員機制，有何得失，有什麼不同的代價與收益，有什麼優缺點，這是目前中國和世界都在關注的研究議題。
聯安研究院專家，中國警察協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中國公安大學教授熊一新指出，公共安全的概念和範疇在中國也在不斷髮展和演變，本身也是新的研究領域。過去，學界認為公共安全是由國家政治安全、國家軍事安全、國家經濟安全和國家文化安全四個方面構成的統一體系。“總體安全觀”明確了國家安全體系的主要內容和範圍，分出11個領域，經濟安全是國家總體安全的基礎。我國的《突發事件應對法》將安全問題劃分為四個方面：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和社會安全，其中經濟安全被劃入社會安全領域。這種劃分領域的方法在實踐過程存在缺陷，重大危機事件都是跨領域的，自然、人為、技術等因素都存在。我們從事研究工作可以有側重面，但是綜合性是當代安全問題的一大特點,應該有綜合的研究角度。以本次新冠疫情為例，公共事件的危機管理一般包括預防（減緩）-準備-響應-恢復四個階段。目前大多數注意力都集中在響應階段出現的漏洞、不足甚至失誤，而從長遠的視角看，需要我們從預防（減緩）的階段多加反思，危機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使風險消弭於無形之際。
公共安全專家，博鰲亞洲論壇全球經濟發展與安全論壇大會特邀顧問馬維亞指出，在國家經濟安全的概念問題上，國內代表性觀點有國家安全說、經濟主權說、競爭力說和抗風險說。我們要研究的經濟安全範疇應該是：中國的國民經濟體系的抗風險能力，並建立相應的量化模型。本次新冠病毒應急處置工作有三個特點：一是單一性和多樣化的統一，由單一的公共衛生安全事件引發，但在公共安全、社會穩定、經濟民生，防疫救災等多個方面擴散。二是漸近性和突發性的統一，公共衛生事件事先有諸多蛛絲馬跡，有一套常規應對辦法，但一旦錯過時機，風險陡增，必然增加了處置工作的複雜性。3三是國別性和全球性的統一，儘管這次病毒源頭在哪還待研究，疫情從一國漫延到近200個國家和地區，成為全球性災難，這就要求及早發現控制，既要一國一策，也要全球動員、共同防範，環球同此涼熱。
這些方面都需要跨界研究、綜合研究、整體研究、系統研究，用最新科技手段和方法研究，拿出應對之策，這就為聯安研究院的研究開闢了方向，提出了要求，積累了條件。期待聯安研究院的經濟安全研究力爭今年內推出中國經濟安全研究的理論框架，並在此基礎上為編寫2020中國經濟發展與安全“藍皮書”打下基礎，將經濟學、安全學、安全科技等學科既有理論和方法融合創新，創造性地推出經濟安全學科理論體系和方法，並形成經濟安全風險研究模型。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李偉教授贊成馬維亞顧問所提出的目標，並針對目標落實提出三點補充建議：第一，在疫情衝擊下“世界經濟重塑的變與不變”可以成為研究和探討的主題，疫情對全球經濟的衝擊已然成為各國關注的重點。第二，關於經濟安全藍皮書的框架，可參考一般藍皮書的編寫框架，按照全球經濟總論、分主題的分論、個別國家的典型案例等幾個部分。第三，在學科建設上，智庫研究和學校教學應該有差異，聯安研究院要選準定位，精準發力。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翟東昇教授就經濟安全的定義進行了辨析，認為經濟安全是一種經濟領域免於匱乏、恐懼和混亂的狀態。所謂的經濟安全是一種相對的狀態，因為經濟自身會出現週期性波動，對於經濟安全需要從風險的角度繼續測量。在國際關係中，體現為一個國家相對於別的國家在系統性風險中暴露的不安全感以及獲得的風險回報。對經濟安全可以進行量化研究以測試其經濟安全或者不安全的程度，如在經濟週期波動中多大程度是穩定的，是否比平均值高，多大程度上國家需要讓渡主權以獲得經濟安全。在政策應用領域，同樣需要理論問題的先行澄清才能有更好的效果。例如，經濟制裁和禁運的手段就值得重新展開理論探討，現有的理論只考慮施壓一方的參與完整性和制裁力度等，卻忽視了受壓國家的承受力問題，效果必然會有折扣。經濟安全的關鍵是受壓國家的脆弱性及承受力發生斷裂，如1956年美國用經濟威脅手段解決“蘇伊士運河危機”、拿破崙大陸封鎖政策的失敗、以及春秋時期管仲用“糧縞之策”收服魯國的經濟戰。
中信建投首席經濟學家張岸元指出，經濟安全總體分三大研究領域。一是外部經濟安全，包括經濟主權挑戰、海外資產安全等；二是內部經濟安全，這與政治安全有關，包括所有制、外資影響力等；三是不可抗逆自然力，包括重大災害、疫情等，這方面問題很多歸於儲備物資供應。經濟安全研究中需要注意的三個問題：1）要防止命題泛化。安全問題本身是一個風險概念，安全與風險兩個命題是相互依存的，研究中要聚焦此內核；2）要杜絕非專業的一些觀點出現。目前的研究中存在很多想當然的觀點，研究院在知識研究和傳播中要注意科學性問題；3）經濟安全研究要在一個總體框架下進行分領域研究。經濟安全涵蓋的內容很多很廣，不能一概而論，要進行分類細緻深入研究。
聯安研究院專家彭友高認為，“國家經濟安全觀”理論框架的建立，需要思考兩個問題，一是如何保障國家經濟安全；二是如果經濟處於不安全狀態怎麼辦。一個是主動採取保障措施，一個是被動採取應對手段。“經濟”本身作為一個系統性整體，處於大的社會環境中，即處於國家大的政治生態、文化、法治、以及外交環境等構成的大系統環境中。經濟只要運行就可能存在安全隱患，為保證國家經濟安全：一方面，要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壯大經濟規模與實力，保持經濟穩健、可持續發展，從內部提高安全風險抵抗能力；另一方面，要建立一套有效的經濟安全防禦體系。對“國家經濟安全”研究離不開對公共安全與安全技術等問題的研究，但在本語境中，經濟安全是研究主體，要緊密圍繞“經濟安全”這個主體概念展開。
聯安研究院專家肖慧指出，武漢疫情期間，某些新聞發佈和輿情管理工作表現出了明顯的短板，有些做法和表述甚至引發了相當程度的負面情緒，有些還引發了廣泛民意騷動的輿情事件。有必要強調：務必尊重新聞發佈規律，及時反思和修正新聞發佈和輿情處置過程中某些不力和不當的做法，謹防將輿情應對不力帶來的負面影響，最終演變成此次疫情的“次生災害”。
以往在災難性報道中，包括央媒在內的官媒組成的國家隊，從始至終都能發揮輿論的主導性作用。而這次疫情期間，國家隊的聲音幾乎被湮滅了，甚至佔據不了主流的位置，這些現象應引起相關管理部門和新聞機構的反思和重視。
大災難面前，公眾希望看到的是真相和事實。而現在，大多數官媒是不揭露問題的，以前在批評報道中發揮過卓然成績的批評性欄目，如新華社的“新華視點”和央視的“焦點訪談”等，似乎已經不見蹤跡。加上一些官媒記者專業知識不夠，也正因為是官媒，自覺不自覺把自己當成了機械性運轉機制的一部分，不論什麼消息，只要是官方部門發來的，不加思考就發表，至於發的東西有啥價值、是否有違科學性真實性，似乎並不重要；發佈的內容一旦與洶湧的民意對立碰撞，拿一些記者的話說，“只能自認倒黴”。新華社記者廖君所遭遇的“網絡風暴”，就反映了這一問題之所在。
聯安研究院副院長餘萬里認為，開闢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先採取發散性思維，儘可能多地吸取各個學科、各個專業領域的智慧，然後慢慢收斂，形成自己獨特的研究角度。經濟安全研究的邏輯落腳點是經濟，必須尊重經濟本身運行的規律。首先，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出發，經濟是基礎，國家是上層建築，國家可以消亡，經濟亙古長存，經濟安全的對象主體不能只侷限於國家安全。其次，經濟運行有其自身的規律，要尊重經濟規律，找到真問題，避免糾結偽命題的研究。第三，經濟本身是動態的運行過程，經濟安全的研究也不能採取靜態的方法。經濟運行會波動、有周期性、有風險，而風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如何把握週期性風險，化挑戰為機遇，賺取風險紅利，可以成為聯安研究經濟安全的切入角度。最後，在動態視角下，可以關注金融、產業鏈、資源等流動性指標，引入大數據等新的技術手段，這樣可以形成獨具聯安特色的經濟安全研究成果。
聯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孫勇表示，經濟安全研究的範圍框定和選題方向十分重要，同時有新意的研究方法論同樣重要。方法論的創新需要從多學科的既有成果出發，並從哲學角度有更系統的思考。聯安研究院正在做這方面的嘗試。美國聖菲研究所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一群熱愛哲學的頂尖自然科學家試圖用來自科學哲學的複雜性系統科學方法來研究社會經濟問題。他們的方法都是基於自然科學的前沿成果進行的哲學提煉。受此啟發，聯安研究院的經濟安全研究方法也應該有所創新，才可能做出來更有價值有影響的成果。經濟安全研究就是要在傳統經濟學關注的效率與公平的二維框架上添加安全的維度，把它變成一個三維的問題。同時，經濟安全研究也需要回應現實中存在的諸多問題，自下而上的問題研究和自上而下的理論發展都是需要的，應該相向而行。聯安研究院的一大優勢就是各位專家各有所長，期待大家從不同學科的角度出發，既能發揮各自優勢，又可以相互協同，爭取一起做點與眾不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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