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中國作協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
在這之前的30天裡，對中國的作家們來說，是一個多事之秋。10月12日，湖南省作協兩位副主席何立偉與王開林，發生肢體衝突。10月24日，為了抗議其工作單位瀋陽市文化局停發工資，曾經的先鋒小說家洪峰走上瀋陽街頭，掛牌“實名”乞討，不到三個小時，討得近26元人民幣。10月28日，詩人葉匡政在自己的博客上貼出3000字長文《揭露中國當代文學的十四種死狀》，矛頭直指中國當代文學的各個相關行業，諸如文學批評、文學研究、文學出版、文學組織……
中國作家和中國文學處於風口浪尖之上。中國作家怎麼了？中國文學怎麼了？中國作家們的生存狀況如何？中國文學的現狀如何？成為最近一段時間的網絡和媒體關注的焦點，各種觀點旁逸斜出，或者針鋒相對，或者王顧左右——水越來越渾。
兩類作家
水越來越渾，說明兩個問題：一、還不是一潭“死水”。公眾還在關注中國作家的生存狀況和中國文學的發展狀況，儘管他們距離真相越來越遠。二、一些概念需要釐清。由於歷史和現實的錯位，公眾關於中國作家、中國文學的諸多認識，大多模糊而有歧義，討論中屢屢發生雞同鴨講的情況，影響了公眾的認識。
首先需要釐清的概念，便是“作家”。
在中國，大致存在著兩類作家，一般稱他們為“體制內作家”和“體制外作家”。兩類作家的分野，在於其收入來源的不同。體制內作家，需要加入各級作家協會，並從現有各類相關機構領取工資，這類機構包括各級作協、文聯、文化局及附屬單位。上面提到的何立偉、王開林和洪峰都屬於這類作家；而前段時間被稱為“國家一級詩人”的趙麗華女士，其正式稱謂應該是“國家一級作家”，正高職稱。這類作家，其身份的獲得，和他們寫不寫作、寫作質量如何沒有關係。體制外作家，加不加入作協無關緊要，但作家身份的獲得來源於寫作，經濟來源則五花八門，或者依賴稿費、版稅，比如韓寒、郭敬明；或者從事某種職業，比如詩人葉匡政從事出版業，作家海巖從事商業，先鋒作家格非在大學教書。
“洪峰乞討風波”中，上述兩類作家嚴重地對立。在洪峰看來，乞討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利與尊嚴”；而在韓寒看來：“對於洪峰，首先，他不是一個作家，不是說進了作協就叫作家。是否獨立，是否愛國，才是標準，不依附於哪個部門吃大鍋飯，有生存能力能自己養活自己，才是標準。”
其次需要釐清的概念，則是中國文學與中國作家的關係。
單就“體制內作家”來說，相當一部分作家和中國文學的關係不大。對他們而言，“作家”僅僅是一種職稱，一種行政職務。固然，有相當一部分“體制內作家”曾經創作出和正在創作出優秀的作品，比如賈平凹、王安憶等人，但這類作家，相對於龐大的“體制內作家”群體而言，則鳳毛麟角，不成比例。中國文學的創作，很大部分由“體制外作家”承擔。
兩重天地
需要認識到，洪峰有乞討的權利，正如同作協副主席也有打架的權利，作家也是人。這一權利，並不來源於他們的作家身份，而是來源於他們的工作職務。洪峰供職於瀋陽市文化局，在完成瀋陽市文化局下發的工作任務的時候，他有權利獲得工資與報酬。這一權利，與他的創作水準無關，當然也與他是否發表、創作文學作品無關。“洪峰乞討”，類似於“民工討薪”，只不過由於他的作家身份而被放大。
這是一個現實。相比於民工，作家在中國社會的等級結構中處於上層地位，如今依舊享有榮耀的光環，屬於公眾人物，天然地能夠佔有更多社會資源，稍有風吹草動，也會立刻獲得輿論的關注甚至同情。洪峰乞討，並不能說明中國作家的生存狀況堪憂，相比起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和其他辛苦勞作的社會階層，他們活得優哉遊哉。
同時，這也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由中國現有“作家體制”所決定。部分人，僅僅因為供職於作協、文聯、文化局等單位，在單位考評體系內獲得相應職稱與等級。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或者得不到公眾的認同，或者附屬於系統內部無緣與公眾見面，或者根本與公眾所認同的“作家”身份沒有多大關聯。但是，作為食利群體，他們獲得了作家的光環與資源。當公眾對中國文學的現狀不滿的時候，責難的對象，也落到了他們身上。比如網民們對“洪峰乞討”的不同看法、對趙麗華的戲仿。在這一點上，網民們錯了，因為中國文學的現狀原本就和他們沒有關係。他們只對單位負責，不對文學負責。
中國作家死了，或者說，中國文學死了，是一個象徵性的說法，傳達的是公眾和部分作家對中國文學現狀的不滿。在公眾的眼裡，中國的作家們實際上活得越來越好，既繼續享有舊有的體制榮譽，也享有新興的市場利益，既領著工資，也拿著版稅。然而，中國文學的現狀卻是越來越糟，作家和批評家的獨立性受到質疑，文學作品難以獲得公眾認可，文學評判體系屢受詬病，文學市場充斥著假冒偽劣……所謂“文學死了”，既指稱虛擬的“文學精神”在當下社會的湮滅，也指稱實在的一整套“文學生產體系”的崩盤。這是現實，也是無物之陣——在當下的中國，相當一部分作家和文學無關，那麼，誰該對中國文學的虛弱現狀負責？
原文地址：http://news.sina.com.cn/c/2006-11-10/225411481560.shtml
【感悟】既然是體制內作家，理當堅守本分。創作就不能隨心所欲，立場就不能含糊其辭，就得肩負起弘揚主旋律，謳歌新時代的重任，而且必須”政治正確“絕不含糊。政府投資，就該有回報。這不單是”良知“，還是”責任“。當然如果作家因”認識能力不足或表現技巧不足而造成的對生活的不真實描寫“那另當別論。但是，如果作家故意為之，忽視主流視角，人為選擇消極典型、陰暗素材，那又是一回事。倘若體制內作家都負能量一地，那又何談積極向上的文風？要想創作自由，要想個性絕對釋放，可以，脫離現有體制單位。一句話：要個性，就不能任性。老百姓接受不了”端體制碗，砸體制鍋“的事出現。體制內作家的創作，不能沒有邊界。
“日記“現象，撇開是非，留給我們的思考有很多。比如作家協會的改革問題、體制內作家創作思想問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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