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堂弟是2015年12月16号晚上在南京盐仓桥找到，我女儿开车去把他接回来的。
到了家他就抱着我老婶“呜呜”地哭，浑身发抖、饿得猫爪心，一点力气也没有。
他做梦也想不到还能回家，我们一大家子、我们一个生产队人都想不到出去四天了，还能找到他回家。
二堂弟从小厄运就伴随着他而降临。在摇篮里，我老叔老婶下田上工指望我奶奶在家带他，不成想奶奶到菜园弄菜的功夫，二堂弟的右手指被老母猪活生生地嚼碎。那么小的孩子，好好的右手指头没有了，注定在农村一生所有的希望也没有了。
那句老话叫“祸不单行”一点也不假。到了六岁时，“脑膜炎”的病魔入侵他。到县城人民医院抽脊髓又抽成哑巴，一个能说会道的儿童再次雪上加霜地失去讲话的功能，多么致命的灭顶之灾。
随着岁月变迁，长大的二堂弟在家里真不吃闲饭：放牛、放鹅、放猪、煮饭，帮助干农活一样不差，就是地耕不起来。
党的政策对农民越来越好，村里给我二堂弟评了个二等残废，每个月还有几百块钱拿。
办了个残疾证，坐公交也不要钱。跟着老婶进城上集久了，公交司机都认得他了。
一开始问他，他还有点害怕往老婶身边躲。老婶说：“你把证掏给师傅看看。”
再后来，坐出资格来了，司机要是假意地板着脸：“没打票坐什么车啊，下去！”
嚇！你看他口里：“嗯——嗯——”直叫，意思：你够资格叫我下去啊？我有证，然后高高地用左手把残疾证亮在空中不停地摇摆，搞得跟从战场上下来的老红军似的。司机笑了，一周围乘客都笑了。
不管怎么说，二堂弟毕竟是得过脑膜炎的，智商上还是比常人差那么一点点。什么拉拉线接接灯，跟我后面一学就会。但是，放鹅回来少多少只，他就老头吃山芋——作阻了，不识数。
15年我们家到县城的公路扩宽修路，路边到处是土，土沿路堆的跟翻瓜似的。
进入12月他突然开始不高兴起来。老婶也摸不清情况，发觉他闷闷不乐，动不动跟老叔顶嘴赌气。家务活懒得干，叫他淘米一脸不是一脸的样子。
十三号早上，老婶揣度他的心思问：“是不是老是候到家里闷啊？”
他不吱声。
“是不是想到县城你哥哥家转转啊？想侄子啦？”老婶追问。
“嗯！”他不紧不慢地低着头开了腔。
“好、好｀好，我正准备送点菜给你哥哥吃，走我们两个上街去。”老婶懂他心思，顺了他的意。
推出电动三轮车，他抢着要骑，老婶也没有跟他争。就这样他们把车骑到林场，准备坐公交车去县城。
无巧不成书，这时候老婶电话响了。外甥子要来把漏风的旧窗子换新的赶过年。
老婶叫他跟着回去，二堂弟犟得跟一头牛似的，死活不肯。没办法，老婶先打个电话给大堂弟叫他在园林站台接弟弟，大堂弟答应好了。老婶还是不放心，爬到公交车上跟司机打招呼：“师傅帮帮忙，到园林让他下，我们小娃子没得嘴。做做好事，拜托了。”
驾驶员都是好人，一看老熟人了，笑着说：“老大妈你放心，＇老红军＇我们认得。我负责让他在园林站下。”
老婶一走，二堂弟在公交车上也不再那么嚣张了。当然，与那两天跟老叔犯鼓，不高兴也有关系。
閱讀更多 李雲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