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離漢通道開啟，暫停了76天的武漢重新連接世界。志願者正是這個城市重啟的動力之一，在這76天的“武漢保衛戰”當中，我們認識了很多挺身而出的普通人，他們有一分熱，發一分光，螢火一般點亮武漢。
除了在武漢的志願者之外，還有大量的“雲上”志願者。他們雖然人在外地，卻通過互聯網技術為武漢提供各種支持。這些線上與線下的志願者，與政府共同織就了一張密實的生命之網。
一 家鄉病了，我們守護她
1月23日，32歲的武漢姑娘王紫懿退掉了去成都的火車票。原本，這一天她要和父母一起去成都過春節。“一家人本來準備出去玩，家裡沒準備吃的。但當時我們三個人都很鎮定……我覺得這個代價是值得的”。
王紫懿的家，在六渡橋，是武漢市最繁華的區域之一。平時只有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才聽得到江漢關“鐺鐺鐺”的鐘聲。“自從那天開始，無論白天還是晚上，聽不到車流聲了，特別安靜，我開始覺得，我的家鄉真的病了”。
比起無影無蹤的病毒，“死寂”更讓王紫懿覺得心慌。從事美容行業的她跟一些美容院、養生館的同行商量了一下，想做點什麼。“很快，我們就籌措了60萬元的口罩、防護服，都是達到防護標準的那種”。王紫懿開著自己的車，把這些物資送到她認為最需要的地方——各個醫院。
籌措、轉運物資沒兩天，王紫懿發現了一個無人涉足的新“戰場”——武漢的待產婦。
大年初三，有志願者詢問能否為武漢的待產婦提供緊急用車。“因為當時所有人的焦點都在感染者上面，120接送確診的都忙不過來，這部分小眾的群體一時沒有被關注到。”車輛資源在哪兒？防護用具在哪兒？沒人知道。王紫懿約上轉運物資的兩個志願者，接下了這個活兒，也就成了這個小團隊的發起人。
為了產婦和胎兒的安全，車子不能做送醫護人員、轉運物資等其它用途，甚至不能再搭乘除司機和產婦之外的任何人。產婦臨產都是突發事件，車子24小時聽招呼。
“孕婦叫到了120，或者有人送她，需求也就被取消了。這對志願者來說，其實是一個心理落差很大的事情，如果你長期守著又不能出車的話，就會有很大的失落感。志願者就巴不得每天把自己用得紮紮實實，徹徹底底奉獻，心裡才不會有弱勢感。”
待產婦不算太多，但王紫懿的團隊人更少。在微信朋友圈裡發佈的招人啟示很多天都沒有響應。“還有人‘噴’我，說你是有償的吧？要不然誰能接受24小時聽招呼還得服從你安排？”
王紫懿的招募條件有八條：六年以上駕齡、保證車內環境高度安全、24小時待命、服從安排、不排除高危突發任務、不能接送醫護和物資……
多日之後，終於有第四位隊員加入。捉襟見肘的一個深夜，本來在社區做志願者的父親楊學兵，因為救女兒的急，後來成了這個團隊的第五名也是最後一名隊員。
由於疫情防控的需要，交通管制、社區管控，幾經周折，政府的工作人員為王紫懿的團隊開了“綠燈”，簽發了轉運產婦去醫院所必須的車輛通行證。
王紫懿記不清這個五人的小團隊，迎接過多少個新生命，她也不想搞清楚。“像給我們辦通行證的公務員那樣，整個過程中有很多好心人在支持我們，至少有五六十個人在線上做我們的後援團，他們當中有專業的醫生護士，有我的閨蜜，也有很多不認識的普通人。”
王紫懿退掉去成都火車票的那一天，汪勇怎麼也睡不著。三點半，手機裡推送了一條消息：上午十點，離漢通道關閉。“我一下子汗毛就豎起來了，這就嚴重了。”汪勇是順豐的“豐e店主”，日常負責無人貨櫃的管理和上貨，工作區域就在金銀潭醫院周邊。
天亮了，想著還得繼續工作，他去超市排隊買了六個N95口罩，每個28塊錢。“我還發了個朋友圈，說這裡有N95賣。因為很多人都買不到，不知道哪裡有賣的。”
順豐員工汪勇第一次在微信上接觸到接送醫護人員的信息是大年三十晚上。進入微信群觀察了一段時間後，汪勇發現，需求很多，應答很少。晚上10點多，一個第二天凌晨5點半出發、始發地金銀潭醫院、行程超過10公里的單子一直無人應答。權衡利弊——在家陪老婆孩子，還是每天出去接送30個醫護人員；計算風險——年輕、身體好、感染風險小。5點50分，從醫院接到下夜班的女護士，這是汪勇接的第一單。
汪勇（右一）與同事們搬運物資間歇
網約車司機、人民教師、私營企業主……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汪勇的車隊行列。此後不久，政府安排了從醫院到酒店的通勤車，系統化地解決了金銀潭醫院的出行問題。汪勇開闢新的“戰場”。
從應付需求，到發現需求，汪勇一直走在醫護人員需求的前面：指甲長會劃破醫用手套就提供指甲刀，護目鏡會夾壞眼鏡就聯繫眼鏡框，天氣熱了蚊子多就提供滅蚊片……
3月14日開始，已經被順豐公司提拔為武漢市礄口區分公司經理的汪勇，又負責給支援湖北的醫療隊免費寄送行李，這項服務一直持續到所有援鄂醫療隊離開。
二 迅速補臺，迅速轉戰
1月23日，陝西省渭南市臨渭區下邽鎮鐵楊村，29歲的高翔吃罷早飯，幫著家裡料理前一天弟弟婚禮的收尾工作，盤算著即將到來的春節如何安排。
直到大年初一晚上，在發小家聊天時，高翔才聽說要封村了，因為“武漢有個傳染病，跟SARS差不多”。“這可咋弄，節前走親戚的禮物都買好了”，這是高翔的第一反應。大年初四一早，
高翔從新聞裡看到火神山開建，他坐不住了：就是想過來支援武漢。“我媽還以為我上不了高速，下午給我把餃子都包好了，等我回家吃飯。我走之後我爸知道了，跟我說如果你走了，我就沒你這兒子了”。
這一天，武漢海昌極地海洋公園的員工安安，在武漢市紅十字會拉起幾個人的物資搬運隊伍，一件件地從車上搬下，放到並不寬敞的紅會辦公室。這個時候，物資並不算多，但也夠他們幾個人忙活的了。
兩天前的晚上，他看到紅會招募志願者，按招募信息上留的電話打過去，沒人接。索性跑到現場去實地看看——一片忙亂。紅會的工作人員說：“你是第一個來的，物資搬運的事情就交給你負責了”。
什麼也沒有，就這樣，安安成了紅會物資搬運組負責人。來之前，他和此前有業務往來的小翁約好了一起做志願者，兩個人前後腳到。小翁說，自己一個女生搬不動重物，就成了信息組的負責人。
瞬間落下來的責任，把兩個年輕人搞蒙了。
冷靜下來之後，他們分別在朋友圈裡，以武漢市紅十字會的名義發佈志願者招募信息。雖然剛開始響應的人不多，來現場的沒幾個，但朋友圈裡的志願者招募信息迅速在互聯網上傳播。
每天從早到晚，物資一車接著一車。“根本來不及回頭看，也不敢細琢磨。”安安說，來支援的志願者越來越多，眼裡全是活兒。
負責信息收集的小翁，一天接打兩三百個電話，有諮詢怎麼捐贈物資的，有諮詢前線所需物資標準的，也有外省的陌生人來電詢問怎麼才能來做志願者。
“紅會要對接指揮部、政府部門，要給越來越多的物資找暫存地，就那十來個工作人員，根本忙不過來。”小翁覺得，這樣下去不行。“人越來越多，就得排個班、定個規矩”，這是大學時所學的行政管理管理專業教她的。
一切正常運轉，直到外省志願者的加入，安安和小翁才發現，新的麻煩來了——這些外省志願者在哪兒住？紅十字會能提供的一切幫助就三樣：每天的午飯和晚飯、辦公室裡的兩張摺疊床、為社會志願者開具的臨時身份證明。
安安和小翁此前都有文旅行業的工作經歷，他們手上有一些酒店旅館資源。於是，拿著紅會開具的證明，兩個人張羅了一批能為外省志願者提供免費住宿和早餐的酒店。
1月29日深夜，本想去火神山參與建設的高翔，自駕車從渭南到了武漢才發現，火神山不需要人了。在網絡上，有人把他拉進一個QQ群裡，在群裡，有網友留下了安安的電話。30日一早，高翔開始了在紅會搬運物資的武漢生活。
在這裡，高翔認識了武漢土著“小胖”、從浙江自駕車來的樓威辰，還有50歲的“山東飛毛腿”。“她是一個退休的司機，有一天晚上11點多聯繫我，說自己在雷神山，有A2的駕照，救護車都能開，只要能幫得上武漢。大姐跟我說，她帶了10天的乾糧，就住在車裡”。
因為幹活不惜力，25公斤的酒精一手拎一個，幹活不輸給年輕小夥子，高翔給她起了“飛毛腿”的綽號。至今，高翔也不知道“飛毛腿”的本名。
“我們在一起幹活，沒有說誰幹的多誰幹的少。”高翔說，“雖然志願者每天都有不同的面孔，但是大家幹活就好像在一起工作了很多年，有一種默契”。
安安拉起來的這個團隊，“最多的時候，有上百號人，浙江的、湖南的、四川的、河北的……大家都想出一份力”。
一直到2月10日左右，紅十字會收到的物資逐漸少了，很多志願者沒活可幹，就陸續離開，散落在武漢的角角落落——幫忙搭建方艙醫院、去機場迎接各地來支援武漢的醫療隊、在定點醫院做保潔、接送醫護人員上下班……
武漢市紅十字會物資搬運組志願者合影
政府服務一時沒跟上，志願者迅速補位；政府服務跟上來，志願者迅速轉戰——這幾乎是所有社會志願者的共同路徑。
互聯網技術從全國各地把這些年輕人聚攏到武漢，單個的力量迅速凝結成一個個組織，這些組織自我生髮、自我管理、自我運轉。
2月15日，國新辦舉辦了自其創設以來最為特殊的一場發佈會——舉辦現場前移至武漢。此後，國新辦駐紮武漢，適時舉辦不同主題的發佈活動。
為武漢“擺渡”的外賣騎手吳輝、接送醫護人員轉運物資的志願者車隊牽頭人楊雪……這些普通的社會成員，以志願者身份登上國新辦的會場，通過媒體向全社會傳遞著無畏、無私的大愛。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此前曾在民政部從事過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的工作。2008年，時任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的王振耀在汶川指揮協調救災。
王振耀說，這次疫情當中，民間志願者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
充分發揮各自本職工作當中的資源和特長，藉助社交網絡，自發地形成了志願隊伍專業化的態勢。他說，“這些看起來不起眼的個體，共同織就了一個密不透風的志願服務網絡。他們與政府力量互相協作，使武漢的疫情在較短的時間內得到全面控制”。
武漢的地面力量在努力。互聯網上，一些遠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的人，通過網絡做著線上的志願服務。
三 從2008到2020，志願服務走向專業化
1月23日，“京鄂I WLL志願者聯合行動”（以下簡稱“I WILL”）拉了一個北京志願者、武漢志願者和等待就醫的武漢患者群。I WILL的發起人翟雁是北京博能志願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北京惠澤人公益中心創始人，曾直接參與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的志願服務。
京鄂IWILL志願者聯盟線上服務
翟雁說，“我們還是想疏導一下武漢市民的心理，非重症的人可以在家裡隔離觀察”。但很快，翟雁發現，情況比想象的更嚴重。24日，500人的群爆滿。“之後那幾天，開一個群爆一個群。我們意識到，情況非常糟糕了”。
翟雁最早關注到武漢的情況是在1月16日。當時，她曾與武漢當地的社會志願者求證，沒有發現明顯異常。1月21日，武漢的志願者說，他們去火車站為回家過年的人們發口罩。第二天晚上，離漢通道關閉的消息傳出。當晚，翟雁與北京的其他社會組織負責人一起，建立了包括北京與武漢的志願者組在內的微信群。
“當時的想法是，政府的精力集中在救人、物資等方面，可能一時顧及不到武漢市民的心理問題，我們想補上這個漏。”翟雁說。
一位曾接受過I WILL指導的社區工作者說，最艱難的那些日子裡，是這群從未見過面的人遠程指導社工怎麼為居民做事兒。“從來沒遇到過這麼大的事兒，沒有他們，我們扛不下來的”。
3月11日以來，翟雁的工作重心轉向海外了。“國內的疫情形勢已經基本得到控制，而那些在海外的華人華僑，尤其是留學生同樣需要服務。”翟雁說，“這個項目是與僑聯、共青團中央合作的”。
“從有發起I WILL的念頭開始，我就明白，這個事兒博能一家做不了，必須聯合其它公益組織。”翟雁說：“從汶川地震以後，我們就主張志願服務專業化，而‘專業’就意味著有所為有所不為。一場疫情，需要不同專業的社會組織之間協作，才能共同應對。”
京鄂IWILL志願者聯盟的專家志願者線上為武漢志願者提供指導
目標一致、專業有別，這是合作的基礎。卓明災害信息服務中心創始人郝南，也是I WILL的聯合發起人。他說，“做公益的人，心裡都有一種‘貪念’——想救下所有人。”
卓明災害信息服務中心，是郝南在2008年志願參與“512”汶川救災之後為解決災害援助中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而創辦，有一整套處理災情信息的方法和技術。在I WILL發起之初，中心為整個項目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支撐。
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合作之後，郝南的團隊基於自身的信息處理專長，聯合了一批醫生及公益人，發起了NCP（新冠肺炎）生命支援網絡，為新冠肺炎患者及家屬提供線上支持。
“需要開闢另一個戰場——在疫情初期，讓全國的醫療專業人員有機會為那些難以在當地得到醫療支持的患者提供服務。”郝南說。
卓明災害信息服務中心發佈的2月13日的疫情分佈圖
NCP生命支援網絡的線上診所有四百多名來自呼吸科、重症科的高年資醫護人員。“我們經常開玩笑說，把這些醫生拉出來，完全可以成立一個三甲醫院。”疫情早期，這個“線上診所”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武漢的困境。
“我發現無論怎麼複製、怎麼規模化，要解決這麼大的問題，必須有政府的力量去推動解決。”2月初，NCP生命支援網絡就積極把“線上診所”運作過程中掌握的重症患者病情、分佈、發展趨勢和所需措施向政府部門傳遞。“無論是社會力量還是政府力量，在這種事件當中，目標是完全一致的——挽救生命。所以，我們的很多信息、意見很快就被採納，並轉變為政策”。
2月10日開始，在武漢的志願者群裡，傳遞著越來越多這樣的消息：“武昌的那個老爹爹收到通知，下午就能進方艙了”“我手裡漢陽的那個重症的，昨晚住進醫院了”……
隨著定點醫院數量不斷增加、方艙醫院陸續投用，郝南把“線上診所”工作轉交給其他公益人打理，他則帶著NCP生命支援網絡，聯合其他公益組織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呼吸機捐贈、無法得到及時救助的非肺炎重症患者等方面。
為醫護人員送免費咖啡的企業、為市民提供交通服務的出租車和共享單車、為志願者提供免費住宿的酒店、在互聯網上轉發武漢市各種需求的網友……這場疫情中，我們很難統計到究竟有多少種社會力量、通過多少種不同的形式參與到志願服務當中，為生命“撐渡”。
四 社會信任度提高，會帶動經濟抬頭向上
與此前所經歷的突發事件相比，翟雁總結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社會力量參與救援的三個差異：
第一，認知受限。疫情之初，乃至當下，人們對新冠肺炎病毒都沒有完全瞭解。未知，不僅意味著盲目，也意味著恐懼。
第二，行動受限。新冠肺炎屬於烈性傳染病，社會力量難以大量直接進入核心疫區提供志願服務。甚至在疫情初期，武漢本地的社會力量的行動也受到限制。
第三，組織受限。疫情發生時，恰逢春節假期。無論是人力、運力還是物資，社會力量很難在短時間內組織有效的服務網絡。
儘管如此，互聯網技術、社交媒體還是把散落在各地的志願者迅速凝結起來。
有血有肉的個體，抽象成理性的制度，或多或少要以犧牲鮮活與靈動為代價。決策需要程序，程序需要時間。但無論是救災還是抗疫，最缺的就是時間。
翟雁說，“志願者永遠是災難的第一響應人，他們比社會組織的響應更早，因為他們本身就在災難之中，比任何組織都更接近‘震中’，也更瞭解受災者的需要”。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認為，疫情初期，政府力量主要集中在開發醫療資源方面，很難面面俱到。此時，包括個體志願者和民間組織在內的社會力量，在填補服務空白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王振耀說，與政府力量相比，社會力量與現場的距離更短，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這些‘小船’好調頭，就像‘水銀瀉地’一樣，迅速填補空白。而當政府騰出手來接手處理這些空白區時，社會力量就會迅速離場，轉戰下一個更細微的領域。”
一位研究社會組織的人士認為，社會力量的試錯成本遠遠低於政府。“基於穩定性考量，政府試錯的各方面成本都太高了，錯不起，也不敢錯。而社會力量就不一樣了，它們往往處理的是一時一事，個性化的辦法往往更容易解決個性化的問題。”
“政府的長處在宏觀，在掌方向；社會力量的長處在微觀，在試錯成本低。”翟雁說，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突發事件當中，政府與社會力量之間有協作的可能與必要。
翟雁認為，這種緊密協作，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
溝通機制——日常狀態下，社會力量更多的是政府的服務和管理對象；應急狀態下，社會力量更多的是政府幫手。
信任機制——暢通的溝通渠道才能為政府與社會之間充分了解、進而相互信任打下基礎。
合作機制——基於溝通與信任，政府為社會力量劃定行為邊界，只要不出“框框”即可；而包括民間組織在內的社會力量，也必須把合規性作為其一切行為的最根本前提。
二十多年的公益活動經歷，翟雁也發現了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一場災難，在短期內必然會影響當地的經濟增長。但與此同時，社會信任度會迅速提高，社會交往成本降低，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反過來促使當地經濟抬頭向上，經歷過大災的四川就是個觀察的窗口”。
五 穿過那道門，我們一起重生
4月8日，離漢通道開啟，因疫情而聯繫起來的一群人，又因疫情逐漸散去，重回各自的柴米油鹽之中。
“半個專業助產士”王紫懿還在處理著臨時團隊的收尾工作。“以後再有機會去國外，我會這樣介紹自己——‘我來自中國武漢，那是一座很漂亮的城市，也是一座很勇敢的城市’”。
已經成為片區經理的汪勇，還在籌劃著怎麼讓武漢重新鮮活起來，武漢人的日子還得繼續精彩。
月初，安安所在的單位復工，他離開了志願者隊伍，回到工作崗位。小翁節前從公司離職，目前待業，繼續著志願服務，“等武漢徹底恢復，我也得趕緊找工作。”
“樓威辰今天開車回浙江，我還得過一陣子。”回到渭南老家後，高翔打算重新撿起自己的二手車買賣。與春節前的自己相比，高翔說，從來沒覺得自己這麼有力量。“我認識了一幫很偉大的朋友，感覺我很渺小，但我們很偉大。”
翟雁說，過一陣子，她要帶著團隊來武漢看看，甚至，她想象過這樣的場景：江漢路邊“過早”的攤點上，來來往往的人流中，有公務員、有“老武漢”，操著天南海北不同的口音，點頭一笑。在彼此眼裡，他們都是“陌生的熟人”——一起穿過生死之門。“他們跟我一樣，都是天下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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