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家里蹲”的青年人近百万，比阶级固化更严重的是阶级堕落

2018年过去了，行业不景气，收入没增长，个税来了，房产税要交了，贸易战要打了….

在这样的一种情绪中我们迎来了2019，当互联网社交媒体越来越发达，信息传递的越来越快，你我的焦虑皆来自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慌，而所谓的阶级固化，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风险无处不在的年代，奋斗在当下的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大心脏，随时抵御逆境的侵袭，今天小编从邻国日本的案例来分析，当下的年轻人该如何自救，所谓的阶级堕落又是怎么一回事。

根据最新日经数据显示，日本2018年有近一百万人“家里蹲”，不社交，不工作，长达数年渺无音信。“家里蹲”是指年龄在15~39岁，无业（或不肯上学）且不出家门的人。一般的“家里蹲”是指那些几乎从不走出自己房间的人。更好一点的“家里蹲”则会偶尔去一下附近便利店，以及只为了自己的爱好而非工作等社会性目的出门。报告界定因疾病、怀孕等原因在家休养者和在家工作的自由职业者不属于“家里蹲”，家庭主妇/主夫也不属于“家里蹲”。

事实上，日本已经过了“就业冰河期”，反而是企业大量缺乏人手，近5年来约有300万劳动力空缺。所以，并不是社会没有提供工作，而是“家里蹲”一族根本没有出去工作的意愿。

当今日本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与40年前日本高速发展时期的前辈们相比，可谓云壤之别。

·还记得那个奇迹的年代吗？

1952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英国或法国的三分之一。

到了七十年代后半，日本生产总值已经增长到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约为美国生产总值的一半。日本的钢铁产量几乎与美国并驾齐驱，而且钢铁工厂效率更高、更现代化。1977年日本出口汽车450万部，其中200万部销往美国。只用了三十多年，日本就摆脱了靠低工资进行廉价竞争，一跃成为拥有最新技术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先进国家。

日本不仅在钢铁、汽车这类基础行业上掌握技术优势，还有心挑战各个邻域的世界强国。

比如，原先由德国称霸的相机与镜头行业，日本尼康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镜头制造商，还有佳能、松下、奥林巴斯、索尼等多家公司紧随其后，占据了大部分民用市场份额。

日本甚至把触角伸进了并没有太高GDP含量的苏格兰威士忌产业，在日本国内建造酒厂，酿出足以赢得英国人称赞的威士忌。

如果仅从提升GDP的角度来看，上述努力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只要赚到足够的钱，就可以骑美国摩托、用德国相机、戴瑞士手表、喝苏格兰威士忌，享受世界上最好的产品。

但日本偏偏不肯满足于只做一个消费者，它要求自己成为更厉害的创造者。

那真是一个激情与创造的时代。

那个时代的日本人，不仅有着通过工作为自己创造更好生活的小梦想，更有着努力让日本成为世界一流国家的大梦想。日本创造的这些奇迹让美国也惊叹不已，甚至出现了“向日本学什么”的思考。美国东亚研究专家傅高义撰写的《日本第一》于1979年出版，很快成为西方学者研究日本社会的畅销书。

那么又是怎样的现实将年轻人逼之如此呢？

日本走上了房地产和债券投机的歧路，严重的打击了国民的创造力，一亿国民挥汗苦干换来的大好形势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戛然而止，此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低增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精神气质自然与上一代人大为不同。那种意气风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困惑、疲惫和说不清的愤怒，就是

所谓的阶级固化，和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何其相像，高房价，高消费，不敢生，甚至不敢死。年轻人一眼看不到头，努力和汗水换不来相应的回报，

社会上一直批评年轻人没有干劲，怕吃苦，频繁跳槽，什么90后、00后是含着金汤勺长大的，其实多数年轻人并不是懒，也并非没有上进心。问题是很多公司只能提供单一的岗位，什么PPT，表格，千篇一律的复制粘贴，且过度追求效率，员工只是实现效率的工具。如若不信，大家可以去看看每年华为去非洲的招聘，你说年轻人不能吃苦，去援非建设就为啥能吃苦？

回到本案，在日本高速发展时期，员工固然也是为公司卖命，但个人能力能够得到发挥，国家发展可期待，人的精神状态是积极向上的。而现在，劳动带来不是尊严和充实，而是对人的价值的践踏。这种状况下，年轻人的失望和愤怒就可想而知了。“家里蹲”一族中，有很多是因为求职受挫而转向逃避现实的。

“如果说工作给人带来的是羞辱而不是尊严，人为什么还要拼命去工作呢？为了钱吗？好吧，我对钱没有要求，只要过最低水平的生活就好了。这样总可以了吧？”

不管怎么说，能有100万“家里蹲”赖在家里不工作，还是托了日本社会普遍富裕的福。正是上一代人的劳动保护了他们至少有饭吃，有地方住，可以任性地不为了糊口而出卖灵魂。于是乎，比阶级固化更严重的阶级堕落出现了，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赚钱，不工作，不出门，不恋爱。

只是，对“家里蹲”来说，真是“这样就可以”了吗？

日剧《约会~恋爱究竟是什么呢》刻画了一个资深“家里蹲”的形象。长谷川博己饰演的男主角谷口，35岁，爱好文学和哲学。

这样的人绝非没有才能，却因为无法忍受职场的虚伪和庸俗，选择成为一名“高级游民”。他用叔本华的话为自己辩护，宣称“自己的孤独正是因为灵魂卓越”。但是当朋友揭露他“眼高手低，害怕挫折，不敢面对自己连个普通人程度都做不好的现实”时，谷口还是不免黯然神伤。

谷口坐在他堆满书的房间里，俨然一位大文豪。这些书是他自尊心的根基，是他抵抗挫败感的救命稻草。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家里蹲”是读了很多书或是在某些方面知之甚多的人。有的人房间里堆满了书，有的堆满了游戏卡带或是衣服。这些完全超过必要且没有用途的知识和物品，正是“家里蹲”内心欲望的写照。

他们用另一方面的“过度”来掩饰自己的社会性失败，欲盖弥彰地保护着自尊心。

某种意义上来说，“家里蹲”对资本主义巨型机器的反抗不无道理，但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的人生。在社会的认知里，他们是无能的人，不会有人来倾听他们的声音。这种虚弱至极的反抗方式非但无效，反而沦为笑柄。

谁不想得到尊重呢？谁不想得到认可呢？谁不想在这只活一次的人生中尽力实现自己的价值呢？

在日本餐馆和酒吧总是人满为患，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大部分顾客都在独自用餐；不论任何时候，从山手线到中央本线，都能看到疲惫不堪的白领。

和这些置身于人潮、拼命活着的社会人不同，在无数个霓虹灯照不到的地方，有一群“家里蹲”，他们从拥挤的社会生活中悄然撤出，终日闭门不出，以一种近乎诡异的方式“调节着日本的平衡”。

“薪资冻涨、未来不明，我们向下沉沦”

“通常来说，这些人的适应力比普通人差，一旦发生某种‘突变’，他们往往会觉得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加藤博士说。

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学者安迪·弗隆，则把日本的“蛰居族”现象与日本经济的兴衰联系起来。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高度经济增长期”，日本社会就出现了大范围的“不登校”现象。

及至昭和与平成年号交接的历史时刻，空前繁荣的泡沫经济迎来了破灭。与此同时，1990年，青少年蛰居问题首次见诸报端。

2000年前后，由蛰居者实施的恶性犯罪案件接连发生，一名隐蔽了10年的青年杀死了父母，才终于让这个群体彻底浮出水面。

当然，这并非日本社会所独有的现象。自从“双失（失学失业）青年”于2004年在香港被发现之后，在台湾、美国、英国和韩国等地也相继发现“蛰居族”的存在。

有研究者称，所有发达社会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经济衰退严重、失业率高的地区更是如此。

但不同的是，日本年轻人遭遇了其他发达国家年轻人不曾经历过的、旷日持久的经济停滞。在安迪·弗隆看来，泡沫经济的破灭切断了“高分数-好大学-好工作”的“传送带”，日本年轻人失去了父辈所拥有的“终身制”工作，转而迎来打短工、打零工的短期就业局面。

经济遭遇重创的同时，原有的价值观也受到极大冲击。

如今的日本年轻一代远离了父辈所信奉的一切。泡沫时代积累下来的物质基础，不仅赋予了他们对自由和享乐的想象，同时也带来了垮塌的可能——对于他们而言，像父辈一样努力学习、认真工作“简直是对生命的浪费”。

就如村上龙在谈到《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时说的那样：“很多人想活得我行我素，选择非正统的工作，或者不按社会规则行事。”

但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只会让生活变得更艰难——在日本社会，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仍然是某种铁律般的生存法则，即使它令人倍感压力。而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人，只能带着耻辱感活着。

是的，时代的浪潮来了，你们皆躲不过。那么你的选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