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记》第二回写贾雨村被革职罢官后，“交代过公事，将历年做官积的些资本并家小人属送至原籍，安排妥协，却是自己担风袖月，游览天下胜迹”，开始了平生不期然的一段“隐士”生活。
既然是隐士生活，为什么又要打上引号呢？
《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出仕即做官，是必须有知识分子身份的。因而准确地说，“隐士”就是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读书人。雨村是前科金榜题名的进士、并且一度做过官，符合“隐士”的硬指标。
可是贾雨村的这段“隐士”生活又的确要打上引号。因为真正的隐士是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对于贾雨村来说，他不是能做官而不做，而是想做却做不成；不是不作努力，而是挖门盗洞、手蹬脚刨要重回官场，因而他算不得真隐士，只是个假隐士。
因为贾雨村明白，和谋官一样，“隐”也是要谋的。谋官与谋隐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待价而沽、待时而飞。
天上一轮才捧出
从贾雨村的谋隐，我们能学到些什么呢？
其一，谋隐是需要物质基础的。
有人曾做过研究，在正史隐士传记载的有名的隐士中，有近 40%是父、祖辈做过官的，或家境富有的，而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时期，这个比例或可高达 80%（霍建波《隐士家世、从政考论》）。和那些史上大隐士相比，贾雨村“根基已尽”，并无强大的家族支撑，但他此前曾任过知府，“积的些资本”，这使得贾雨村要“隐”时一来没有后顾之忧，二来较之当年落魄时“卖字作文为生”毕竟手头宽裕许多，可以容他再谋西宾之职，即使偶感风寒病在旅店也无大妨。
其二，谋隐要下些功夫隐得像真的一样。
形迹上要像。自古隐士都是要隐于山林野泉的，雨村打出的旗号也是“担风袖月，游览天下胜迹”，宛然一派林下之风。“每当风日晴和，饭后便出来闲步”，也常去那“山环水旋，茂林深竹之处”，参观庙宇，攀谈僧道，鉴赏楹联。果然是散淡无为。
言谈作派上更要像。比如冷子兴称贾府为其“同宗”时，雨村一面笑着承认都是“东汉贾复以来”的“同谱”，一面故作清高说“但他那等荣耀，我们不便去攀扯”；自己主动炫耀了一下给甄宝玉作老师的经历，却又将离馆的原因说成是“因祖母溺爱不明，每因孙辱师责子，因此我就辞了馆出来”——像他这样经历过长时间的穷困潦倒，甚至卖字为生的人，怎么可能因为东家老太太的糊涂责骂就愤然辞馆呢？更何况甄家那样大势力，正是贾雨村一心要攀附的豪门呢！子兴透露给雨村他此刻正教的女学生之母乃贾政胞妹，雨村惊喜之情溢于言表，“拍案笑道……”，而当请求林如海推荐自己时，却又装作浑然不知，“一面又问，「不知令亲大众现居何职？」”似乎全是无心之幸运巧合。言谈作派上的清高洒脱把林如海也骗倒了，说不敢“有污尊兄之清操”。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其三，谋隐要隐得大张旗鼓、广而告之。
“有名望的隐士”本身就是极有讽刺意义的，然而这却是中国古代官场一大怪现象。真正的隐士人们无所从知，而青史留名的“隐士”都是谋隐之人。谋隐的目的是复出，就像雨村谋划的“玉在椟中求善价”，倘若真地隐而无闻，就跌价、不值钱了，就是谋隐谋失败了。
雨村从革职那天起就给自己的隐士生活做了广告，他深知自己被革职乃官场一景，“本府官员无不喜悦”，看热闹的人很多。所以“心虽十分惭恨，却面上全无一点怨色，仍嘻笑自若，交待过公事……自己担风袖月，游览天下胜迹”。他越是装得若无其事，越能引发官场关注，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摇大摆地去浪迹江湖，这不是广而告之是什么？
他到金陵进甄家做馆，乃是“有人荐我”，能够与甄家交好将雨村推荐进去的，不是雨村官场旧交而何？给黛玉做馆，同样“幸有两个旧友亦在此境居住……雨村便托友力，谋了进去”。林如海是钦点的巡盐御史，又是四大家族姻亲，能推荐雨村的人自然也不是官场中一般人。可见雨村虽暂离官场，但与官场上的私交却更加频繁密切了。更别提和他一案被参革职的旧同僚张如圭向他通报准奏起复喜讯，以及向他通报都中新闻、皇亲贵胄关系内幕的古董商冷子兴这样的旧友了。
大张旗鼓去“隐匿”江湖，着力经营几年来官场积累下来的人脉，积极经营运作，贾雨村就是个假隐士。
其四，谋隐之人身在江湖，心系庙堂。
看看雨村“隐居”的这些地方，金陵、扬州，江南富庶之地，多有达官显贵之族，且雨村原籍湖州，又任过苏州知府，相知故交都在这一带，雨村盘桓于此只为留恋官场伺机而动。他所处的这几馆，金陵甄家、扬州林家，都是豪门显贵、有权有势的门第。雨村的意图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与子兴偶遇，最关心的便是“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可见心心念念在朝廷风向。与子兴聊起贾家、甄家之事，如数家珍，兴味盎然，热心官场之态一望可知。待张如圭告知了准奏起复的喜讯，“雨村自是欢喜，忙忙的叙了两句”，冷子兴“便忙献计”，令其央烦林如海引荐，雨村“作别回到馆中，忙寻邸报看了”，一连几个“忙”，把雨村回归官场的热切心情描摹得呼之欲出。到底次日“面谋之如海”，可见慎重，不难想象那一夜兴奋难眠的他是如何熬到天明的；及如海满口答应，雨村又“一面打恭，谢不释口”，将宦途之人口头心头写得淋漓尽致。
结论
“隐士”和隐士文化，是中国几千年知识分子胸怀经世济民之理想而不得志的矛盾心态的产物，是读书人在极端皇权下为维护一己自由之精神、人格之尊严的无奈。孔子说，“邦有道则出，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随着政治生态、官场文化的日益腐朽，隐士和隐士文化渐渐失去了原本的纯真，成为贾雨村这样的政客们自涨身价的招牌和工具，成为官场不得意时的遮羞布、东山再起的加油站。正如清人诗句所刺，“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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