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型冠狀病毒在歐洲和美國迅速傳播，走出流行困境的中國正根據人道主義精神提供必要的物資和醫療援助。
但是令人驚訝的是，一些西方媒體沒有監督他們的政府以有效應對疫情，而是故意誹謗中國並惡意解釋中國的善意。一些人將中國的援助稱為“地緣政治武器”，並指責中國利用其他國家面臨的困境來挽救因所謂的艾滋病流行而造成的汙名化。
自從冠狀病毒爆發以來，西方媒體對中國病毒鬥爭的報道已經超出了我們對新聞道德的理解，最極端的情況是《華爾街日報》使用“東洲病夫”一詞來嘲笑當時的中國人民。陷入了病毒鬥爭。我們不禁要問，在當今這樣一個文明的時代，為什麼所謂的“文明”國家的媒體表現得如此殘酷？他們所謂的言論自由賦予他們這種殘酷的權利嗎？
西方一些媒體對中國的塗抹策略和誹謗反映了西方精英們的焦慮情緒。令他們失望的是，曾經一度貧窮的中國正在迅速崛起，另一個殘酷的事實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治理幾乎無法適應嚴峻的疫情。當西方媒體無法解釋中國在疫情暴發期間如何掉頭時，他們寧願訴諸無知和誹謗。
對於他們來說不幸的是，焦慮症無法化解抗擊危機的奇蹟藥物，誹謗不是該病毒的疫苗。如果西方人及其國家的機構只希望將錢推給其他國家，那隻會導致他們走錯誤的道路。我們目睹了在英美，成千上萬的志願者和退休醫務人員走上了他們國家抗病毒鬥爭的第一線，這種舉動表明了一個國家的強大精神。
一些人認為媒體必須享有言論自由，這是文明社會的標準特徵。但這並不意味著媒體可以在不進行調查或適當研究的情況下製作新聞，也不意味著媒體可以在不尊重道德的情況下傷害一個國家的情緒。這僅適用於充滿野蠻行為的文明，如果他們犯下了此類行為。
不可否認，媒體在參與社會和公共生活以及構建社會話語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這個互聯網技術發達的全球化時代，如果公共媒體抹黑一個試圖伸出援助之手的國家及其人民，它的社會公信力和公共價值何在？它剩下的唯一功能是煽動對抗情緒並誤導人們，從而使他們的國家或國家陷入懸崖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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