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鬻拳對楚文王進諫，楚王不聽。拳說，你不聽我的我就要殺了你，隨即拿出匕首。王嚇壞了，連忙說道我聽聽聽。事後，拳甚是慚愧，由於監獄事業不發達，坐牢又浪費糧食，拳自己砍了一個腳。王甚為感動，痛哭流涕，有此忠臣，真是幸運。於是派瘸子拳看守城門。後敵人來犯，王被射中了腮幫子，兵敗，欲回城療傷，到城門處，讓拳開門放進去。拳不開，說我不給敗軍之將開門，你必須贏了才能進。於是，王一路追趕，隨便在一個地方打了一場勝仗，心想，我終於可以回家了，半路，傷發身亡。 拳得知，甚為慚愧，又斷一腳並自殺身亡...
筆者認為，開篇故事，是春秋戰國時期，諸侯權力大於天子權力的極度縮影。大一統後，每一位君王都在利用各種手段強化君權，而最行之有效，傷害最小的手段，莫過於財政。財政，寓政於財，以財施政。任何一個政體或國家，如果想要平穩健康的運行，必然要有一套健康而又理性的財政體系。歷史就像輪迴一樣，許多深埋於土的大智慧，彷彿又重現眼前，歷史永遠不過時。漢朝是秦後又一個一統中國的朝代，當秦的中央集權制度土崩瓦解的時候，人們似乎為分侯而治搖旗吶喊。秦崩，很多人說這是集權制度的失敗，縱觀歷史風雲，在公元前200多年，如果有人想要中央集權，想要利用強大的中央政府權力管控龐大的帝國系統，簡直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於是，秦崩後，人們歡呼這一制度的失敗。劉邦，逆流而行，似乎包擴項羽在內的諸王都在懷念春秋戰國時的諸侯分裂制度，懷念那稱霸一方的感覺。而劉邦不然，他想一統，他想讓中央集權制度再一次屹立在東方沃土。自此，漢朝探索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的問題拉開序幕，直到今天，我們也依然沒能找到一個良方來處理這個問題。
新興的政體，權力不牢固，百廢待興。中央集權制度還沒成型，漢高祖就離開了，在他以後，各位皇帝也是不斷探索加強中央權力的良方，可是始終都沒獲得真正意義上的成功。一方面，中央權力不夠大，天子顏面盡失；另一方面，社會百姓窮困潦倒，經濟落後，食不果腹，人們連像樣的衣服都沒有。對此，漢文帝進行了一番思考，國家經濟發展問題解決不了，那麼中央集權永遠不會被認可。因此，他認為，只有經濟繁榮了，集權制度才會被人們接受，祖上交代的事情也就自然而然解決了。
對於發展經濟民生事業，漢文帝有一套。
首先，他採用黃老之術，用現在話說就是提倡市場經濟，反對政府過多幹預，一切讓市場說了算。文帝充分鼓勵民間經濟的自由發展。鏡頭拉到現代，是何其相似。建國初期，計劃經濟，改開以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我們在說社會主義的時候，我們究竟在說什麼？社會主義是高度的政府幹預還是高度的社會自由？丹麥，北歐高福利國家，很多人稱之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筆者對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沒有嚴格的理解和認知。就丹麥為例，在經濟發展方面，他們是高度自由的，市場支配一切經濟活動，政府一句話也插不上。但是，在經濟利益分配角度，丹麥又是高度地被政府所控制。自由發展帶來的收入，以超高的比例作為稅收進入政府財政，然後政府把這些財政收入精準而又廣泛地向社會分配，"高福利，舒適的生活，"像這樣的話，才開始越來越被世人傳頌。經濟發展的市場自由，收入再分配的政府自由，市場與政府在各自領域充分完全地發揮作用，這是所有國家共同的方向。現代社會的政策，總能在歷史長河裡發現它的身影。
其次，文帝積極推行減稅政策，和現代一樣，減稅帶來過大的財政赤字。漢朝官僚系統複雜而又龐大，為了豢養官員與官兵，政府不得不勒緊褲腰帶，減少宮殿設施的修建工程，減少一切不必要的支出。與現代不同的是，漢朝戰爭不斷，軍費是財政中舉足輕重的部分，一國財政崩潰的源頭也往往是軍費問題造成的。由於大規模的減稅，邊關士兵的軍餉口糧馬上衝破警戒線了。由中央政府向龐大帝國的邊關運送糧食，壓力似乎大了點。此時有人諫言，黃老之術為民眾帶來巨大可支配財富，可以鼓勵民間自發向邊關運送物資，凡是這樣做的人可以獲得個一官半職。此法收效甚是快，自此，賣官鬻爵便更加猖狂起來。 許許多多的豪紳開始往國庫捐錢捐糧，政府為了報答他們，封他們些許職位。神奇的是，政府在不增稅甚至免稅的情況下，僅僅利用賣官鬻爵收入和一些資源稅就能保持政府的正常運轉。漢朝曾經有連續13年不納農業稅的壯舉，這當然歸功於擴張性財政政策，可是畢竟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在漢朝以後的幾千年裡，農業稅都是財政收入的主導部分。閃回到現代，我國現階段早已經取消了農業稅，與漢朝不同的是，我們之所以取消農業稅，是多層產業結構變遷的結果，二三產業的發展日益壯大，二三產業當年近乎瘋狂的增加值為國家財政提供了大部分收入。現階段，稅收速度高於經濟增長速度，很大程度在於二三產業的變態增速。回到漢朝，賣官這種籌集財政收入的辦法似乎會讓人吃驚，如果非要找到和現代的一點相似之處，可能就是現代公務員考試製度或者其他國家大型考試，需要交報名費吧，交了也不一定過，更不一定去考，這類收費更像是彌補政策組織成本，與賣官鬻爵毫無瓜葛。在現代嚴格的監察體制下，行賄似乎也困難了起來。閒話少說，漢朝利用這些財政政策表面上使得國家一片祥和，更是出現了盛世。但是，在這盛世背後，卻埋藏了一顆不定時炸彈。
第三，對於匈奴和諸侯的問題，我們用現代話可理解為中央政府對外關係以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問題。關於對外政策，漢文帝利用和親政策以及精明的貿易政策穩住了躍躍欲試的匈奴人，同時，經濟的迅速發展也讓地方諸侯吃盡了甜頭，文帝的統治，是中央集權的神話，畢竟秦的集權失敗，劉邦的集權任務又未完成。漢文帝懂得和平的重要性。回到21世紀，中美貿易似乎是如今不得不提及的話題，在911事件後，美國將瞄準鏡從中國轉移到中東。十多年來，中國獲得了令人震驚的發展結果。從古至今，隨著越來越多土地被人發掘，外部環境的影響也逐漸成為一個國家未來發展必須考慮的因素。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是漢朝絲綢之路的延續。當對外政策和貿易政策被越來越多國家或政體接受的時候，戰爭往往會遠離，發展空間也會不斷擴大。但是，新時代舊問題。霸權主義不會消亡，超級大國難免會在其中搗鬼，也必定有人一開始就反對你的對外政策。在對外關係上，現代比古代似乎更加難以管控。在古代，不論是通過和親、宗教以及貿易，還是通過不斷地戰爭，國家關係都能夠獲得快速的處理。但是現代不一樣，你讓國家元首與另一個國家元首的女兒和親，不是不可能，是沒人敢想。而宗教問題，在遙遠的過去，往往由戰爭來體現，反應到戰爭上，往往都是因為錢。在那個時候，有實力的一方不會顧及方方面面，千軍萬馬踏平被征服的土地，也不需要為誰考慮，只要土地多，權力就大。但是現代不一樣了，中美若開戰，殃及的是整個太陽系。火拼戰爭也逐漸在轉化為貨幣的戰爭。貿易政策絕對能緩和現階段的中美貿易摩擦，只要一切都按照美國人的意思來。 可是，普天之下沒人願意向美國屈服，既然不肯屈服，又想避免戰爭，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要麼靠發展實力說話，要麼靠更加精明的對外政策說話。我們的實力在不斷提升，對外政策也更加多元，對歐政策以及一帶一路政策也在蓬勃發展，如何利用這些政策的槓桿撬動對美的關係，需要時間考驗，或者，可能需要炮彈的考驗。 再來看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黃老之術以及歸於地方的山海稅，讓地方諸侯積累了大量的財富，這讓地方諸侯在與中央政府的博弈中佔盡了優勢，龐大的地方勢力讓漢朝的皇帝們，不得不思考，經濟的繁榮和財政的穩定這枚炸彈，或許在未來某一天將自己炸的一乾二淨。如果諸侯挑起戰爭，襁褓中的中央集權制度便會面臨夭折的危險，多年來的經濟發展成果恐怕也會消失殆盡。怎麼辦？是繼續黃老之術，用蓬勃的經濟獲得人民的信賴，還是利用儒家或法家理論，約束地方權力。儒家認為，可以通過嚴格的等級制度來強化中央權力，法家認為，可以直接採取戰爭行動，削弱地方實力。而名士賈宜認為可以採取與黃老之術相反的辦法，就是主張政府幹預經濟，強化農業的作用，弱化商業的作用，這也是為了抑制地方政府通過商業發展自己的實力，但這一提議，被否決。漢景帝上位，中央專制皇權與地方勢力的矛盾不斷被激化，最終，因為皇帝的削藩打壓政策以及諸侯的分權心理，發生了七國叛亂，這次叛亂，給了景帝機會加強自己的中央權力。當叛亂被鎮壓的時候，景帝抓住契機，統一了財政權以及司法權，將原來歸屬於地方的資源稅收歸中央，之前一些中央政府無權干涉的事情現在也迴歸中央，同時，黃老之術繼續施行，政府財政收入也不斷增多，財政體系也在不斷的完善。文景之治，空前盛世。現代中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財政事權與支出責任問題，一直縈繞在當權者心頭。春秋戰國後，大一統後，雖然有時也分權戰亂不斷，但中央政府收歸權力的意識到現在都沒有斷過。在《左傳》中，有這樣的一則記載:鬻拳對楚文王進諫，楚王不聽。拳說，你不聽我的我就要殺了你，隨即拿出匕首。王嚇壞了，連忙說道我聽聽聽。事後，拳甚是慚愧，由於監獄事業不發達，坐牢又浪費糧食，拳自己砍了一個腳。王甚為感動，痛哭流涕，有此忠臣，真是幸運。於是派瘸子拳看守城門。後敵人來犯，王被射中了腮幫子，兵敗，欲回城療傷，到城門處，讓拳開門放進去。拳不開，說我不給敗軍之將開門，你必須贏了才能進。於是，王一路追趕，隨便在一個地方打了一場勝仗，心想，我終於可以回家了，半路，傷發身亡。 拳得知，甚為慚愧，又斷一腳並自殺身亡。初讀這個故事，有些震驚，但細讀左傳，你會發現，像這種冒死進諫，讓君王很沒面子的事情比比皆是。筆者認為，這是君權低於諸侯權的縮影，即中央權力低於地方權力的縮影。在大一統後，君王們特別注重自己的皇權，儒學便是強化中央權力，強化上層權力的學術。中國深受儒家學說的薰陶，以至於今天，王權在上，或者長者為尊的觀念深入人心，哪怕上層是錯誤的，也絲毫不敢有所逆運動。
歷史是如此的相似，當漢景帝的集權性質反應在財政上的時候，就是地方的財政收入收歸中央。錢歸中央，權才歸中央。公元1994年，中國對財政體系實行了空前的大改革。1994年的分級分稅制改革，為中國接下來二三十餘年的發展奠定了總的財政基調。當時，劃定了中央稅，地方稅，以及中央與地方共享稅，不同類型的稅收歸於不同政府管理。在當時來看，地方有錢了，有了獨立的稅種了。但是，長遠來看，這項改革的實施力度遠沒有達到改革之初的要求。當前的問題是，分稅分的很明確，該歸誰歸誰，但是分級依然模糊。所謂分級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用各自的權力承擔或者制定實施財政政策，層級劃分非常清明，但是現在來看，初衷只是憧憬。中央政府權力過大，地方政府權力過小造成的財政事權與支出責任嚴重失衡。封建年代一切事務都由封建君主說了算，現代社會理想狀態是，地方有事地方自行解決，可是，地方縱使有解決的權力，也已經沒有了解決的財力。分級分稅制也嚴格要求，中央政府的財政責任由中央政府自己承擔，嚴禁要求地方為其買單，地方政府的財政責任原則上由地方承擔，但允許中央向地方進行轉移支付，幫助地方解決問題。就是這個"原則上，"掏空了我們的中央政府。大規模基建，社會民生事業的進行，地方政府沒錢自己獨立完成，大部分還是依賴中央政府的救濟，或許有人會問了，分稅改革不是給地方徵稅權力了嗎，地方財政收入不夠嘛？對，不夠。 地方政府所擁有的獨享稅種大部分是依賴於土地的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房產稅等，何況房產稅到現在都還沒有開徵，而城鎮土地使用稅和土地增值稅又造成了地方政府對土地收入的依賴，進而推升了房價地價，為未來發展埋下隱患。而對於流轉稅方面，消費稅百分百屬於中央稅，稅收大頭增值稅只有可憐的25%屬於地方政府，甚至25都有水分。像韭菜一樣旺盛的基建需求和經濟增長要求，壓的地方政府喘不開氣。地方不僅財政收入不足，稅收權力也是基本為零。當初說好的地方稅的錢與權全歸地方，中央進行監督，可現實是，地方不僅錢拿的少，連權力也成了奢望。缺乏行之有效的主體稅種，不能因地制宜對地方的稅系進行調整，就是目前地方政府的現狀，沒有權力做出任何改變。而眼前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可不見少，有責任履行財政職責，卻沒權力要錢。沒錢怎麼辦？兩個辦法，發債或要求上級轉移支付。發債容易上癮，不能稱之為一個長久之計，何況，現在正在加大力度清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保證乾淨不拖泥帶水的發債，也是技術活。另一方面，上級轉移支付從沒停歇過，前面說了，轉移支付掏空了中央，連累的中央也沒錢去履行責任，對於山高皇帝遠的又屬於中央政府的財政責任的事務，中央政府不得不交給地方辦或者共同承擔，一級壓一級，中央壓地方，地方壓小地方，縣鎮級別的財政情況更是慘不忍睹了。我國當前分級狀況是中央、省、市、縣、鎮，五級政府，每一級都有每一級的責任，現在的情況是，越低級別的政府所承擔的財政事務越多，而這些低級別政府往往又沒什麼錢（又回到老問題，沒權徵稅，而轉移支付就像母豬喂小豬仔一樣，再多的奶不夠一窩仔子造的），這就造成了行政效率低下的問題。這是分權的結果，即使是分權，也不是春秋戰國時期那樣，各個諸侯有自己強大的權力體制。分的過多過細了，行政跟不上，行政跟不上，一切都白搭。發達國家普遍施行三級政府制度，浙江省曾經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有過省直管縣的辦法，這樣，行政效率提高了一大截，縣級政府也有錢了。現在的精準扶貧政策多少有點跨級行政的性質，包括第一書記政策等，上級已經意識到分級過多帶來的問題，我們已經在尋求轉變了。 漢朝無比的渴望集權，集權終於成功了，但是到了東漢時期，地方與中央財政關係的對抗擊沉了漢帝國。東漢是權力制衡的產物，皇帝在做決策時必須考慮地方的想法，否則被趕下臺也實屬正常。東漢時期，曾想把之前下放到地方的鹽鐵專營制度統歸上中央，但是遭到了地方土豪貴族的極力阻撓。東漢繼承了西漢的官僚架構，但這些架構正被地方土豪家族一點點侵蝕。鹽鐵管理收不上來，中央壟斷專賣權消失，這些都被地方豪族壟斷，民間疾苦，中央再想把權力收回來，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東漢初的功臣，被皇帝遣送回家，這些人被默認為地方貴族，享受著在中央政府的特權。這樣便使得東漢社會分層嚴重，權衡之術難倒了東漢君主。久而久之，中央政府逐漸變成了各大家族的戰利品。就這樣，官僚結構失衡，社會結構迂腐，東漢社會從頭到尾瀰漫著一種絕望感。中央政府對抗不了地方政府，更為甚者，地方搜刮老百姓的錢財，中央政府也要分一杯羹。東漢，從上到下都是散發著腐敗的臭味。至於正規的稅收體系，早已經隨著東漢低下的行政效率煙消雲散了。地方權力過大，官僚貴族的危害甚至超過了戰爭。最終，戰爭與政治分層，使得漢朝財政制度土崩瓦解。東漢的失敗，從某種意義來說，表面上是集權化的產物，實際上是權力分級的餘毒。權力分級過於極端化，以至於地方以壓倒性優勢全面壓制了中央政府。這與現代簡直就是完全相反的狀態。
在錢與權的角度，漢朝給我們以下啟示:第一，集權，經濟優先。現代社會，權力全部歸中央已經是不可能了，但是，中央權力大於地方權力，是必然。那麼中央在收權的時候，不應該憑集權而集權，要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實際上，經濟的問題解決了，權力的問題就解決了一多半。第二，分權，適度。既然是分權，就要賦予地方一定的實質性權力。現階段，我們在集權方面做的相當優秀，分權方面似乎停滯不前。東漢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權力嚴重失衡的原因，一部分在皇權初始行成所遺留下的制衡問題，這一點，我們社會幾乎不存在。另一個原因，錢。鹽鐵專營在當時相當於國企般的存在，武帝因為打仗缺錢而實行的鹽鐵官營制度給政府帶來龐大的不可計量的財政收入，在東漢也灰飛煙滅了，東漢的時候鹽鐵專營被下放到了地方，東漢皇帝想收也收不回去了，地方錢包鼓了，誰還在乎皇帝是誰？現如今不一樣，歸屬地方的財政收入部分太少，地方政府僅憑微薄的財政收入根本成不了氣候，當然更承擔不下中央交給他的責任。東漢地方不缺財力，國企被地方貴族管控，而現如今國企收入是屬於中央的，然後中央統一分配轉移支付；東漢地方也有很大的權力，基本是地頭蛇性質的權力，中央也管不了，而現代，地方政府財權遠遠不夠。上頭說了，既然是分權就要適度，那麼怎麼才是個適度的辦法呢？很簡單，錢管夠，權也足量。我們並非聯邦體系或是諸侯體系，為了避免政治上的出亂子，下放給地方政府的權力應該是一點一點傾瀉的:先從財權下放做起，財權下放中，先在個別地方稅種做起，充分賦予地方政府建立各自稅系的權力，給地方政府下放財權，同時還要注意掌控整個經濟金融市場的動脈，財權下放不意味著未來會放寬地方政府融資力度，大水漫灌不意味著未來所有的水都被注入到田裡。權力一點點下放，不行就收，行就放，能下放的果斷下放，不能下放的留待觀察。我們說了，掌控財政者掌控天下，就像曹操屯田一樣，有糧，有財，還沒打仗，天下的一多半已經都在腳下了。除了財政權力的下放，其他方面，例如官僚系統的運營，地方行政權力的收擴，在保證嚴監管的前提下，放手讓地方去探索適合自己的方式。(史實若有不對的地方，悉聽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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